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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看美国对华移民政策取向

2020-05-25胡乃麟申富英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年6期
关键词:人才引进实用主义美国

胡乃麟 申富英

【摘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被冠以“模范少数族裔”大加褒奖。民权运动以来,美国华裔逐渐体味到“模范”称号固然美好,但华人实现与其他族裔平等共荣的理想之路却依然漫长。若将“模范少数族裔”置入美国对华移民政策史的框架中审视,不难发现美国对待华人的态度遵循利益至上原则,此功利主义行为体现出美国实用主义本土哲学。从美国移民历史的宏大背景中透视“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功用,有助于了解美国移民政策背后真实意图和美国社会真实面貌。美国移民政策中吸引人才的举措对我国制定完善的人才战略、外国人居留管理政策等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  模范少数族裔  移民政策  人才引进  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6.015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华人在经历了“黄祸”“傅满洲”等一系列“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形象诋毁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被冠以“模范少数族裔”称号。1966年,《纽约时报杂志》发文盛赞日裔美国人虽在二战期间遭受不公正囚禁,但战后依然自力更生,奋勇前行,取得骄人成绩。[1]同年12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载文推崇美国华人不倚赖政府救济,勤劳节俭,遵纪守法,注重教育,为其他少数族裔树立了榜样。[2]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亚裔以其特有的优秀族裔属性,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实现了本族裔的发展和进步,堪称少数族裔的楷模。华裔被冠以“模范少数族裔”的“美名”,与美国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遥相呼应,然而,看似美国主流社会接纳并认可了少数族裔,但透过美国华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不难发现“模范”称号固然美好,但华裔实现与其他族裔平等共荣的理想之路却依然漫长。

“模范少数族裔”:概念源起与发展

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负面评价后,美国华人渴望获得主流社会客观正确的评价。二战时期,随着中美交好,中国人在二战中展示出的勇气和作出的牺牲让美国社会意识到华人不应该被视为“劣等民族”。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华人持笔创作出“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为日后主流媒体赞誉华裔等亚裔族群营造了社会氛围。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美国华人有着追求个人进步、族裔发展,树立族裔良好形象的内在动力,但在追求“模范”形象的过程中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为了迎合主流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华裔总是以宽容、保守、顺从等理念规范自身言行,控制自身欲望,甚至否定自身真实想法,一味讨好主流社会。华裔虽然被冠以“忠诚的少数族裔”等名号,实际不过是被高高挂起的孤独的局外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时华人得到美国官方的关注和认可,但这并非是美国主流社会真正接纳了华人,而是符合此时国际舆论的需要。美国极力树立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民主法制形象,以对抗日本等国散播的美国国内种族歧视严重的国际舆论。[3]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移民政策较40年代更加开放,吸引外来人才是美国政府奉行的基本国策。1965年移民法使得亚洲各国大量专业技术人员涌入美国,亚裔在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亚裔族群也由此获得“模范少数族裔”赞誉。[4]与此同时,在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非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采取激进的抗争方式给政府施压,以求得到更多的社会救济和支持。这更使得美国政府对亚裔大加褒奖,以华裔、日裔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树立典型,意在告诫非裔、拉美裔等其他少数族裔,暴力抗争并非获取族裔发展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模范少数族裔”概念被美国主流媒体再次强化。随着该理论在这几十年间不断重复,“模范”成为美国华裔新的文化符号。尽管该理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黄祸”式的华人形象,但具有批判意识的华人学者逐渐对此称号产生质疑和反感。华裔作家、批评家赵健秀(Frank Chin)对“模范少数族裔”概念最为敏感,也最为敢怒敢言。他认为此概念让华裔落入更为蒙蔽的刻板印象之中,将美国主流社会的举动称为“种族主义之爱”。赵健秀和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在题为《种族主义之爱》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亚洲人顺从的“好少数族裔”刻板形象是“种族主义之爱”的产物,华人不能被当作“模范少數族裔”利用。[5]此形象歪曲了美国华人的真实形象,掩盖了美国华人男性的男子气概,它有违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不少华裔评论家认为,华裔即使被冠以“模范”的称号,也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身份,笼罩在华裔上空的“玻璃天花板”是华裔永远无法逾越的屏障。

移民历史的审视:从“黄祸”到“模范少数族裔”

如果将“模范少数族裔”话语置入美国对华移民政策演变的历史框架中审视,“模范”背后的美国国家意图便一目了然。

一个国家制定任何一项政策均遵循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美国的移民政策同样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华裔是组成美利坚民族的众多族裔之一。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以及各个时期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调整均体现出美国社会对待华人的态度,并非一味排斥或接纳,而是经历了政策松紧交替的变化过程,松紧程度完全以美国国家利益、主流社会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华人大批进入美国是在1848年,此时加州发现金矿,美国联邦政府对移民采取了比较宽松自由的政策以解决开发西部所需劳动力问题。而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值清政府日趋没落,鸦片战争爆发,外敌入侵,百姓民不聊生。大批带着淘金梦的中国人远赴加州谋生。从1848年到1882年间是“自由”移民时期,此间美国急需“进口”大量劳动力。[6]华人移民助推了美国50年代的加州淘金、60年代的太平洋铁路修筑和70年代的加州农业发展。华工勤劳善良,智慧聪颖,拥有坚忍不拔的民族特质,成为当之无愧的美国西部拓荒者。由于华工工资低廉,任劳任怨,受到雇主的高度肯定。为保障修筑铁路所需的人力资源,美国当局通过外交谈判,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例如让清政府取消海禁政策,保证华工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7]

外来移民是美利坚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实现长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交通和能源都是靠移民发展起来的。修筑铁路和采煤是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两项重要任务。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被世人称作“美国工业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其西段的建设劳力来自一万多名华工。纵贯加州南北的铁路主干线,其全线修筑劳力主要是华人移民。[8]此外,美国的农业发展也离不开华人移民的勤劳智慧和开拓性贡献。

随着淘金热后的经济不景气,以及可开垦农田面积的缩小,加州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来到西部谋生的白人看着各种工作被华人捷足先登,甚为恼火,他们将失业归咎于华人。“排华运动”“排华暴行”随即到来,由此对华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攻击随即展开。1877年,加州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失业人数猛增,“华人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排华口号随即提出,加州排华运动声势浩大。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对华工进入美国的限制持续了60余年。[9]该法案对华人极具侮辱和损害。60余年中,华人的身家性命遭到严重威胁,他们无法合法拥有土地、房屋等财产,失去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自由,不能与家人团聚,整个族群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任何发展。美国这种“用人近之,不用则远之”的功利主义行为正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1943年,美国突然废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华人被拒于美国国门之外的情况发生扭转,原因在于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战,中美关系向好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人在二战中展示出的英勇顽强令美国人改变了以往的对华偏见。《排华法案》终于在1943年12月被废除。历史再次证明,美国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完全为其国家利益服务,遵循利益至上原则。

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出现了新的移民高潮。此时,美国政府奉行吸引外来人才的基本国策,对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1952年的《移民与归化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10]规定每年移民配额的一半用于发放给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突出才能和专业技术的人才。[11]随后,美国参众两院于1965年通过了对1952年移民法案的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mendments of 1965),规定具备特殊才能和技术的外国人有优先入境的机会。[12]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仍在于“进口”学者、专家和各类高科技人才。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曾表态:“能够对美国作出最多贡献的人——对于它的成长、它的力量、它的精神贡献最多的人,就是优先进入这个国家的人。”[13]1965年移民法的实施使得亚洲各国大量技术人员在此期间涌入美国,亚裔群体在职业选择、居住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相继在美国知识界、企业界取得杰出成就,亚裔也由此获得了“模范少数族裔”的赞誉。

纵观1848年以来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历史,从开放国门到选择性地限制外国人入境,再到有条件地吸纳技术移民,借助外部人才以建设美国是其移民政策不变的宗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是其各阶段对华移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对美国发展有利的移民,美国为其敞开大门;对美国发展无关紧要的人,美国一定拒之门外。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原则贯穿美国对华移民政策演变的始终。

“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的影响和美国移民政策的启示

“模范少数族裔”的宣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在推动干事创业、发挥群体主动性方面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但美国国内各方对该提法所持的态度褒贬不一。首先,亚裔内部各少数族裔千差万别,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有别,在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而主流媒体将日裔、华裔的成功笼统归纳为所有亚裔的成功,实则以偏概全。因此,也遭到菲裔等其他亚裔的不满。其次,日裔、华裔内部也存在社会适应力不同,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状况。将个别日裔、华裔取得的成功推而广之为全体成功,忽视了族裔内部仍然存在需要社会帮扶的个人和群体,阻断了后者应得的社会关注和救助,也引起族裔内部分群体的不满。再次,“模范少数族裔”的另一层含义是“可以被同化”,华裔一旦被同化就只能顺应主流,乖乖服从主流社会的安排,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最终极难保全自身的族裔传统,成为给主流社会起点缀作用的辅助品,甚至牺牲品。这正是葛兰西称为“文化霸权”的具体体现。[14]

“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的直接受益者是美国的白人精英阶层。主流白人统治阶级炮制出这一概念,且与早已被民众广泛接受的“精英制度”理论并行,为白人的霸权统治服务。他们过分强调诸如埋头苦干、重视教育、注重家庭等看上去符合常理的信条,并将亚裔作为践行信条的模范角色。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白人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15]正如很多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亚裔美国科学家愤怒地称自己为“高科技苦力”。在美国高科技工业领域,拔尖的亚裔是不可替代的招聘人选,但他们却拿着低得过分的薪水,遭遇着“玻璃天花板”的无形障碍。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忠诚的美国少数族裔意识到即使埋头苦干、谦虚恭顺,也并不能换来与白人同事同等的待遇。“模范少数族裔” 这一空头赞誉根本无法改变少数族裔处于美國社会边缘的实质。

美国自二战以来将世界的高精尖人才囊入怀中,成为吸引人才最多、利用人才受益最大的国家。“智力输入”对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除了大力引进具有“突出才能”的移民之外,美国还会在一些国家发生动荡或爆发革命时,颁布难民法或难民安置计划,允许符合美国需求的外国人才永久居留。[16]美国的人才战略不仅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而且节省了巨额的教育开支,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续。正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吸引外来人才的优良传统推动了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但受种族歧视的影响,美国少数族裔人才依旧很难拥有与白人同事同等的待遇。

美国延揽优质外国人才的方法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其不足之处也值得反思。人才竞争是当今国与国竞争的核心要素。中国可以从美国移民政策中汲取其延揽外国人才的经验,完善自身人才发展战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吸引世界各国高科技人才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应优选在国家发展实际中迫切需要的人才,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外国人才移民制度。在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增进中外技术交流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外国人才往来便利,为稳定外国人才在华工作生活提供必要制度保障。同时,也要规避伪人才,在发放永久居留资格时,实施谨慎、严格的遴选制度。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国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RWZD04)

注释

[1]Peterson, W., "Success Story: Japanese-American Styl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66, January 9, pp. 20-43.

[2]Peterson, W., "Success Story of One Minority Group in the U.S.", U.S. News & World Report, 1966, December 26, pp. 73-78.

[3][6][8][9][10][13]邓蜀生:《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72、169、176、171、173、174页。

[4][12]戴超武:《美国1965年移民法对亚洲移民和亚裔集团的影响》,《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0、110页。

[5]Chin, Frank and Chan, Jeffery Paul, "Racist Love", Richard Kostelanetz (ed.), Seeing through Shuc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pp. 65-79.

[7]李保杰:《世界文学中的苦力贸易和契约华工》,《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67页。

[11][16]梁茂信:《美国吸引外来人才政策的演变与效用》,《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第56、57页。

[14]王岳川:《后殖民主義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15][英]奎德西亚·米尔扎:《重塑种族批判理论——帕特里夏·威廉姆斯访谈录》,申富英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8期,第44页。

责 编∕郭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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