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苗苗

【摘要】私有财产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概念，以扬弃私有财产为线索展开的对私有财产的起源、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及私有财产积极扬弃归宿的探索，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的思想的主要论域。当前，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仍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为正确认识“保护私有财产”和“不搞全面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为辩证看待当前“两制”关系提供实践遵循，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导向。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私有财产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6.011

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共同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主要内容，其中，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是学者们长期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私有财产思想在《手稿》中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当下对于这一思想的研究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手稿》中私有财产思想的主要论域

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以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为研究思路，而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出发，并以此作为诘难国民经济学的突破口，对私有财产进行了追问，深刻阐释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关系、本质，以及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归宿。

私有财产的起源。私有财产不是固有的、现成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作为“产物”的私有财产是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劳动的产品，并不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但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富有的私有财产占有者对贫穷的私有财产占有者的雇佣关系也随之出现，这就导致了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富有的私有财产占有者手中，贫穷的私有财产占有者更加贫穷，最终，他们不但失去了本就不多的私有财产，甚至连自己的劳动也失去了，变成了“外化劳动”。作为“结果”和“必然后果”的私有财产，正是马克思通过分析“外化劳动”而得出的。这里的私有财产就不再单纯地指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外在表现，而是指资本家从工人那里掠夺去的“外化劳动”的产物，当然，也包括工人的劳动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异化劳动的结果。但是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的“秘密”并不是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而是当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最高的阶段之时，它才会暴露出来，因此，一方衰亡，另一方必然随之衰亡。

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3]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潜在地包含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二者的运动经历“直接或间接的统一”、对立以及“各自同自身对立”。第一，劳动与资本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工人与小资本家通过劳动创造资本，这是资本的主要来源，而工人的资本，大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以工业财富的形式存在着，但二者是统一的。之后，虽然二者发生了分离与异化，但它们仍然相互促进：劳动促进资本的增加;资本的集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达到间接的统一。第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劳动与私有财产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工人每天由“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一种“非存在”，于是，工人越来越贫困，而资本家的财富却日益增长。工人意识到资本家无偿占有自己的劳动，是自己的“非存在”，此时，劳动与资本是相互对立的;资本家也把工人不断要求提高工资看成自己的“非存在”。第三，劳动与资本各自同自身对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资本增殖的方式，由依靠原始的劳动积累变为依靠自身增殖，即依靠利息与利润。虽然，就本质而言，利息与利润同样属于工人，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却为自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以便让这一切增殖看上去与工人毫无干系，是属于资本自身的合理增殖。由此反映出来的资本的特性，即强有力的扩张性，使资本集中在更少数人手中，造成了一些小资本家的“彻底牺牲”，从而沦为工人阶级，此时，资本与资本本身的对立形成了。小资本家沦为无产阶级，造成工人数量急剧增加，为了获得维持生活所需的微薄工资，工人之间就必须相互竞争，如此，劳动与劳动的对立也形成了。而当这一对立运动发展到极端状态，大部分工人为获取工作而被迫降低工资以致于无法满足必要的生存开支，甚至因此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运动。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矛盾的途径。

私有财产的本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4]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准确把握是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巨大进步，对此马克思是充分肯定的。同时，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局限性：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由活动等，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国民经济学家认为，把人本身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那么对于存在于人之外的财富而言，就必须采取扬弃的方式。即私有财產的本质是人的劳动，但是人创造的财富却是外化于人的一种存在，所以财富对于劳动而言，是一种外在的本质，是应该被扬弃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用劳动的“外在化”否定劳动的方式，最终指向的是对人的否定。也正是基于此，恩格斯称斯密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国民经济学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因此，矛盾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一面把劳动当作财富的唯一本质，另一面又认为劳动异化是合理的。

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归宿。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否定私有财产奴役人的本质，对人的占有关系。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致力于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政治上的共产主义和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体现的是对私有财产的平均主义愿望，在本质上仍是私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政治上的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实现对私有财产的普遍占有，再通过废除国家来扬弃私有财产，虽然较粗陋的共产主义有所进步，但对私有财产的理解尚且停留在概念层面，并未真正理解其本质，所以，是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主张通过对人的异化的扬弃，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完全的、自觉的复归。真正的共产主义最终要消灭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私有制。同时，作为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无论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回归，都无法使之成为现实，唯一行之有效的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即工人阶级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彻底消除异化。

《手稿》中私有财产思想的当代意义

为正确认识“保护私有财产”和“不搞全面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5]我国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国有企业是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政府最应该进行的改革。[6]但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企能搞全面私有化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7]即决不能搞全面私有化。那么，一面提倡保护私有财产，推进私有财产入宪，另一面又主张不搞全面私有化，是否自相矛盾呢？《手稿》中对两种私有财产的阐释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公民合法所有、所得的生产生活资料，即马克思语境下工人一般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的民主程度，有利于调动公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及社会稳定;同时，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物质保障。不搞“全面私有化”是指在公有制基础上绝对不允许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人以任何形式将公有财产转变为个体私人所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担负着提供公共产品、增强综合国力、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以及保障就业等重任，因而，决不搞“全面私有化”。总的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护私有财产”和不搞“全面私有化”是有机统一的。二者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进一步缩小两极分化，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为辩证看待当前“两制”关系提供实践遵循。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对准确认识“两制”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关系的论述，厘清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为我们辩证看待当前“两制”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第一，两种制度相互对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决定“两制”的对立。其一，经济上的“中心区”垄断和“边缘区”被垄断。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非但没有消除垄断的存在，垄断组织反而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霸权统治和掠夺，将世界结构分化为“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处于“边缘区”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受着来自“中心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疯狂掠夺。其二，政治上的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垄断资本疯狂向外扩张，一国之内已无法容纳其巨大野心，在其向世界范围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强大经济统治力必然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对外剥削的手段和结果，随着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其三，思想上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非军事化策略和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活动愈演愈烈。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然加强“反制”力量，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活动和目的。第二，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劳动与资本的相互统一决定了两制的和平共处。其一，经济层面上和平共处。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中转化而来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不断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和经验，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才能达到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囿于本国资源、人口及市场的限制，往往不能为资本提供足够的空间，而社会主义国家丰富的资源与人口优势恰好弥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短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谋求合作的主要对象。其二，政治层面上和平共处。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程度，出现两种制度并存且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建构的局面是必然的。特别是面对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时，单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是不足以应对的，这就需要两种制度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以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其三，文化层面上和平共处。所谓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其中积极的部分就是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一样都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具有各自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并无优劣之分，以二元对立叙事方式加以对待，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同的文明之间只有坚持“共生”“对话”，才能够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保持世界和平与稳定。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被提出，它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观照，是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和谐世界的美丽愿景。作为一种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舞台上多次倡导运用，并对此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路径探索的结果——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存在着高度的理论契合，为当前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具体地说，第一，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压迫、阶级对立的消除使人们摆脱片面的发展，这就引导各国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要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以共同的利益为出发点，开放包容，以共商共建达到共赢共享，建设持久和平的美丽世界。第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促进人类整体全面发展的论题呼吁各国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生共存，要在为本国谋求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本文系2018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8MSJ006）

注释

[1][2][3][4][德]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61、67、73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6]于晓华、魏昊：《垄断性国有企业不需要也不能实行私有化》，《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第18～20页。

[7]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