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涛

钱理群谈及他们这一代学者，认为是严重学术功底不足的一代。与老一辈学人比较而言，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古典文学的根基以及缺失外文的修养。他说，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由于无法企及他们的古典文学与外文水准，所以对他们思想深度的把握总是不够。笔者曾问及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您是‘文革后的第一代博士，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您认为与您的导师程千帆先生比较，你们这代学人的差别在哪里？”莫砺锋教授说：“写论文的水平我们不低，但古文的功底当然不如，写诗填词就更不如他们。”

然而，“五四”那一代学人，对古文则有所不屑。鲁迅自认古书读多了，所以身上有许多鬼气，苦恼于无法摆脱。因此，他大声疾呼“不读中国书”。今天我们或可归于鲁迅的偏激，但当时却是“五四”先贤的共识。在傅斯年看来，中国古典文学几乎无一是处，“理宜洗濯”。他认为其弊端为：“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詭，骈文之晦涩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词咒语，全无分别。”

傅斯年按照历史顺序列举了古文的几大罪状：第一，两汉辞赋“故利用事类之含糊，以为进退伸缩之地；利用事类之炜烨，以为引人入迷之方”；第二，两汉经学之章句“引古人之言以为重，取古人之事以相成，当其能事于事古，其流乃成堆砌之体”；第三，魏晋以降，“但取材于成言，初无顾于事实。则直为古人所用，而不能用古人矣。斯习所被，遂成不作直言，全以古事代替之风”；第四，降及齐梁，“声律对偶，刻削至严。取事取类，工细已深。概以故事代今事，不容质说。古典文学之体于是大定”。

在傅斯年眼里，中国古典文学几乎一无是处。他认为世易时移，此等文学，千弊一利，理当革除。他认定：“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这论断今天看来当然有失偏颇，但他预言了“科学盛而文学衰”的总趋势。傅斯年曾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过北大的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为国内和平他还访问延安，和毛泽东有过彻夜长谈，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当年，傅斯年响应胡适文学革命的口号，与“五四”《新青年》同仁一样，都信奉西方的科学主义。

鲁迅兄弟也不例外。1925年4月，鲁迅写有杂文《春末闲谈》，其中讲到细腰蜂的故事。“细腰蜂”中国古代典籍称“蜾蠃”，据说，蜾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子，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在中国古代，也有人认为蜾蠃自能产卵，捉青虫是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物。但文人普遍执意于想象，津津乐道于蜾蠃捉螟蛉做继子的“趣谈”，无人做细致的观察研究。

“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婉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这种想当然的杜撰性解释，让文人们觉得趣味有加，即所谓的“情趣”。针锋相对地，鲁迅举例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说：“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法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

并非对科学与文学之分别无知，更非否认文学应有艺术的情趣，否则鲁迅也不会弃医从文。他是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薄弱，也看到中国传统文人及民众科学素养的缺乏，借对古代文学作品中陈旧观念的批判，以倡导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