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峰，姚敏瑛，季 宏

（1.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学报》杂志社，北京 100835；2.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在城市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承担着城市职能进阶的主要任务，也是第一波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同样，由更高附加值产业诱发的城市转型中，工业片区与其建筑形成的肌理与城市脉络成为城市的基础记忆。同时，更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工业发展和布局不仅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工业遗产与记忆，并对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方向、交通路径等有着深远影响。

本文以福州为代表的我国早期开埠城市为例，这类城市基本都在后期完成了工业立市的产业布局，在我国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因工业化的带动成为我国现代化的先头部队。对其工业化进程中各个时段的城市脉络进行挖掘与探讨，拟通过基于GIS应用的信息技术手段将福州市1840—1985年间相关历史数据汇总、分析、建模，探讨、验证城市格局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并为现今为数不多的工业遗产评价标准建设提供历史价值佐证，也从人们容易忽视的工业化视角探讨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原始路径。

1 由点及面：福州工业格局演变的四阶段

本文选取1840—1985年之间福州从无到重工业布局基本完成的时间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背景，一来可以窥视福州工业化的完整进化过程，二来在整个时间段内，其工业发展脉络较为完整，平滑有序、几无跳脱，几版总体规划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另外，截至1985年，第三产业尚不发达，对工业影响有限，且1986年福州市对总体规划有所调整，城市发展有了迭代性的思路。通过对福州工业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并简要理顺各个时代的发展特征，不仅是探索工业格局的变化对城市影响，更是为现今为数不多的工业遗产寻找存在的历史依据。

基于对福州近代城建史资料的整合，本文通过对福州历史地图保存的情况与福州近现代工业信息素材的采集，经过对其显性特征的分析，辅以相应技术手段，将其中变动较为连贯的发展史实进行编组分析，可得到较为明显的4个阶段，分别为清末（1840—1911年）、“民国”前期（1912—1936年）、新中国成立前后（1945—1965年）与改革开放前后（1966—1985年）4个时间段（图1）。同时，通过对福州各个时期工业遗存建成环境特征以及相应的环境特征归纳，为可能开展的工业遗产调查及断代提供索引数据。相关专业还可通过相关工业产值等数据推算近代福州各个时期的真实社会面貌与生活水准，还可以为早年市志缺乏图文对照的状况提供补充。

图1 不同时期福州工业分布（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1.1 1840—1911年：因人而聚、滨水而立

纵观福州工业发展史，起于开埠，并由其诱发民族工业，整体来看，与城市本身的原有功能分布关系密切，或设于人力密集的中心区周边，或设于交通便利闽江之滨；而清王朝官办马尾船政及南洋水师相关配套，设于濒临出海口、远离城区的马尾镇，整个城市也因此逐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少见的“一城一镇”工业格局[1]。按照资本形态来看，军工以及官督商办分别分布在马尾及福州老城区城内，民族工业分布在与老城一段距离的闽江北岸地区。因缘际会下形成的城市形态，从当代的眼光来看，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拉开了空间，留足了腹地。但终因国力孱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福州工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明显特征，数量、门类均较为稀少，呈点分布态势，且彼此关联不强（图2）。

“官”字头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占据选址优势，民办多看重成本的平衡点、选址较远也可接受，在这种初期工业化的促进下，福州的城市格局开始扩大蔓延，由老城至闽江城市格局与肌理也大抵在此时出现。其中因地利选址的马尾远离老城而受历次扩张影响较少，为我国工业遗产留下了难能可贵较为全面的遗址和资料，也见证我国工业启蒙的艰难历程。

图2 清末福州工业核密度分析（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1.2 1912—1936年：随水逐流、阡陌交通

一战中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借势兴起，成为福州工业化的关键节点。彼时，老城区内众多规模有限、但数量众多的手工业、轻工业门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官办民用体系不仅未见有规划的建设行为，还在市场竞争与政治斗争双重压力下继续衰败，稀少的“国有企业”风雨飘摇，福建船政局及其铸币厂和洪山桥制造局铸币工作因性质特殊，勉强维系着南洋旧舰与脆弱的金融系统。

从形态上看，这一阶段的福州近代工业格局，因闽江两岸工业带滨水先天条件优良、发展迅猛，伴随早期工业嗜水的特性，从“一城一镇”逐渐发展为“一城一镇一带”（图3）。“一城”中，依旧依规律发展，愈靠近老城规模愈大，老城区的工业集中区位于鼓楼区东街口；“一带”，则与之前闽江两岸点状分散布局的工业分布特征相比，此时呈现组团式聚集，并完成连点成线初步形成带状布局的特征。

同时，运输手段对福州这一时期工业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图4），水运自不必说，道路的建设又为工业格局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随公路建设（1914年，福新路建成）、拆（城）墙环路（1919年，古城墙拆除，修建西南环城路）、内城道路拓宽（1928年，开始兴建老城区内道路，并拓宽了南北的主干道）、“一带”自身交通需求（闽江北岸修建马路）等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一城一镇一带”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彼此之间的硬件交通基础基本打通，当代福州城市基底成形。

图3 20世纪30年代福州工业核密度分析（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图4 20世纪30年代福州主要水系缓冲区内的工业（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1.3 1945—1965年：顺势蔓延、向外拉伸

抗战胜利后，随着1949年前后福州扩大建设，城市继续南拓并形成“哑铃状”的城市格局，至20世纪60年代，福州的工业格局呈现明显“哑铃状”双中心分布的形态（图5），整个城市工业开始呈现沿主干道向外蔓延的拉伸趋势。

图5 20世纪60年代福州工业核密度分析（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此时，新的工业布局也在慢慢生长，虽未影响这一阶段工业格局的总体特征，但对日后的工业格局演变奠定了基础[2]。1952年，鼓楼城墙全部拆除，城市中轴开始向北延展。同时由于城市工业区的扩大，各原有工业区之间的空地逐步缩小，南北方向发展逐渐受交通与空间的限制，城市格局从南北展开向东西扩张发展，城市格局开始改变。其中，需对 《福州市都市计划（1947年）》和《福州市总体规划（1958年）》两版重要的城市规划中的工业内容进行重点分析，并探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家对工业格局认知的异同点，并对双中心的工业分布演变过程进行溯源。

（1）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福州成立了当时的“福州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省政府呈报部分规划图纸与文件，其中包括工业区与第二工业区的规划，在之后的《福州市分区平面图》有所呈现（图6）；同期的《福州市开发鳌峰洲市区计划书》中有轻型工业区的规划，新的工业园区规划依靠区位优势、依托闽江便利的航运以承担城市规模的扩大。虽然上述规划有了初步的意向与思路，但真正的建设工作则迟至1949年后才得以展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州市成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继续进行和开展道路网和工业区规划工作，党和政府也同期加紧了工业园区的开辟与建设工作[3]。

相关的规划效果，从史料中我们已经无从查证，本文选择依托ArcGIS技术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工业和建设工作进行大概的分析探讨。从延后的效果来看，20世纪60年代增项工业与规划分区的吻合率仅为22.3%，但彼时兴建的重要大中型企业则绝大多数与规划吻合（图7），可以从中看出，官民两方工业资本对规划与城市格局的不同影响，国家与官方对于规划的严格执行也拉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

图6 福州市分区平面图（1947年）中的工业区（来源：作者改绘自《福州市分区平面图》）

图7 1947—1958年大中型企业分布情况（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2）1958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图8）[4]，将福州定位为“综合性的工业城市”，计划以中型工业为主，少量发展大型工业，形成各类结合的工业格局。工业布局主要分为4区（西工业区、东工业区、北工业区、洋里工业区），按工业性质分散，按协作关系集中，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这一时期新建铁路的营运为下一阶段向北发展重型工业、开辟北工业区以及福州城市空间的北拓奠定了基础。另外，规划中也做了些许逐步开展工作的说明，如对居住区内设置工业做了要求，如污染干扰较小、运输量不大等，同时配有远期迁建目标。这一版规划虽说对城市主干工业的发展与城市总体格局的奠定有所贡献，但大分散的工业思路干扰了城市功能分区，城市面貌与形态趋于杂乱，这与后期国家为解决人口问题允许城内自建房的政策一起，不管在责权还是环境等方面都对城市工作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整个城市格局也趋于凌乱，诸多旧有工业遗产因不断变更用途受到了巨大冲击，修缮工作更是无从谈起，旧有城市工业格局也逐步开始消退。

图8 福州市初步规划图（1958年）中的工业区（来源：作者改绘自《福州总体规划初步意见》）

因这一时期历史数据与工业档案较为齐全，丰富的数据足以支撑数字化技术的演算，ArcGIS可以作为重要的工具进行结果验证。通过分析工具叠加，这一时期增长的工业企业的规划吻合率只有20%，依旧只是部分大中型工厂的建设遵循工业分区（图9），当时占主要数量的中小型工厂，大多为方便选择城内就近建厂。不过终因城市的建设受政治运动影响，城市规划因此而停止实施。

1.4 1966—1985年：片状连接、多区格局

至20世纪80年代，福州城市空间形态因在“文革”期间缺少规划，经自发生长已演变为片状连接的形式，之前形成的“哑铃状”双中心的工业格局瓦解，总体上形成了多区的格局（图10），伴随人口规模的扩大，老城区工业向居住让渡，开始由中心向外扩散，工业“近郊区化”的趋势形成，并逐渐向外蔓延，受上文中主干交通的影响，以东西扩展为主，南北扩展为辅。图10 中可以看到，工业企业的一级热点此时逐渐形成圈状扩散，但仍有小部分呈零星分布，这是因为由于交通逐步发达，城市发展布局不再局限于自然条件，作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周边逐步形成其独自的功能片区，甚至包括滨水工业在内的片区也逐步缩小了与老城之间的配套差距，零星形成一些小的点状聚居区。

图9 1958年后大中型企业分布情况（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图10 20世纪80年代福州工业核密度分析（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在ArcGIS中将1986年（该年福州市进行了既有总体规划的修订，成为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的工业用地现状与1981年版规划分图层加载（图11），吻合率将近60%。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工厂的规模分布情况和工业企业分布密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大中型企业密度分布密度明显较低。历经多年发展，政府规划对工业发展起到的作用愈发重要。从功能上讲，工业发展牵涉方面较多，对城市发展格局与走向有着明显决定性影响。工业发展与政府规划越来越趋近也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图11 1981年版福州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工业区（来源：作者改绘自《福州城乡建设志》）

图12 福州城市总体规划调整现状图（1986年）中的工业用地（来源：作者改绘自《福州城乡建设志》）

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年版总体规划）工业布局分城东与城西两主要片区和新店、港头等工业片区（图12）。老城内不再安排新的成规模工业项目[5]。至此，鸦片战争后开始成形的福州工业格局逐步走出老城，原有大量的工业建筑成为工业遗产，逐步丧失其本来的功能设定，旧有工业格局也逐步形成工业遗产格局，福州的工业遗产研究也因此有了时间限定与范畴。

2 契合城市化进程的工业格局：四个角度

在分析工业格局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基础上，重要的是了解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契合，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基于ArcGIS技术，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期工业分布与城市建成区域的关系，以及工业分布强度类型，并由此推导出各个时期工业延展的特点。

例如，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工业分布强度的比较可得知，发展以东南向为主，西北为辅，成为之后福州呈哑铃型发展的诱因之一。至20世纪60年代，工业核密度分析状态与城市形态匹配，呈现出显著的“哑铃状态”，同时，城市工业分布沿南北向向闽江拉伸拓展，同时东西向也有所扩张，城市扩张方向随工业以向南拓展为主。到20世纪80年代，福州城市工业趋向于东南方向发展，即逐步连接老城区与马尾，北部区域因一直未在重点规划视野交通相对落后，大部分呈现低速发展态势。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进一步加速，整个城市的工业扩展幅度增大。这一时期，二产业的分布强度与城市用地的扩展相关性逐渐加大，各大产业均显示出一定的推动能力（图13）。通过对以上格局特征变化的分析，可以从道路系统、土地等级、工业产值、人口密度等四个角度具体化工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工业格局变化带来的城市面貌的更新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如此，不仅可以为工业遗产的历史贡献提供数据支持，更是为了日后相关地段或旧有厂区“复活”提供历史素材与精神传承。

图13 1937—2014年福州城市用地空间扩展情况（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2.1 角度一：道路系统

近现代工业的建设有赖于城市道路，同时，一些工业聚集地或工业区的建成又影响到城市道路的建设。本文对福州的道路设置200 m的缓冲区域（一般工业用地所需进深），应用ArcGIS对工业分布点和缓冲区进行叠加，以分析道路缓冲区内的工业状况。

20世纪30年代福州市因水路运输更加便利，道路周边的企业数量仅占企业总数量的21.52%。虽然1927年后，福州旧城改造和马路建设进入了高潮，但道路建设速度缓慢，路面质量不高，陆路交通仍不方便，这一局面直至1949年后才得到改变。这一比例到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均超过50%。

从主干道与次干道周边企业数量的对比可知，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干道的工业企业数量明显高于次干道工业企业，之后主干道周边工业企业比重下降。20世纪60年代福州的道路建设以主干道为主，次干道的建设速度缓慢，是企业选择主干道周围建设的原因。1977年后，市区陆续建成10余条道路，1981—1985年期间，福州城市道路逐步成网并向四个方向大范围扩张，有利于相关工业选址在交通同样便利、综合成本较低的位置（图14）。至此，通过交通的延伸拉动城市工业格局的路径得以呈现。

图14 各时期工业空间分布与城市道路的关系（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2.2 角度二：土地等级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价格直接影响工业的选址与布局，因此，有必要厘清土地价格与福州工业格局演变的关联性。福州目前所能够查询的与本研究相关福州市近现代土地价格信息，源自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1986年重新确定的土地级别，划定土地级别的地区范围主要依托道路。将ArcGIS制作的1960年至20世纪80年代新增的工业核密度与20世纪80年代道路分级分布图叠加比较，可以发现，新建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土地级别等级较高的区域，但避开了最高的区域，以其为中心形成多个组团（图15）。

工业选址与居住和商业职能有所区别，为追求各类成本叠加下的最大价值，工业发展一定会带动城市逐步向外拓展，当城市在此扩大时，工业一定会再次外迁，工业遗存要么为民用包围另作他用，要么难逃被拆厄运。在大规模新区建设出现前，工矿企业的“滕笼换地”是城市蔓延的主要诱因。

2.3 角度三：工业产值

经济的增长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而工业产值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工业产值信息采集的情况，以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时期的工业产值数据（由于1949年前信息缺失，此处仅对该两个时期进行分析），运用ArcGIS分析一定区域工业总产值的分布情况与大中型企业分布、职工人数分布情况的关系。

两个时期职工人数密集的区域，其区域内的工业总产值也高，二者形成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福州第一个大规模建设末期，这种状况较好理解，二产业发展初期，产值往往与规模息息相关。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产值分布有所变化，这一时期工业产值较高的区域集中在台江区新港与工业路周边。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大中型企业分布的变迁。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产值核密度与工业分布密度关系为明显正相关，工业发展带动生产力发展的现象较为明显（图16）。工业遗存逐步减少的经济原因也因此得出。

图16 不同时期福州市工业企业产值核密度（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2.4 角度四：人口密度

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人口的聚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也促进了近代城市化。本文根据人口数据信息采集的情况，以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3个时期的人口数据及密度分布为基底，在ArcGIS中叠加工业分布密度，探讨工业与人口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福州划分为5个警区[6]，将这5个区的人口数据应用ArcGIS制作成人口密度分布图，与工业分布情况进行叠加可以看出，工业数量最多的台江区，其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口最密集的小桥区，工业仅集中于该区域南部临近闽江的位置。由此可见，该阶段为福州由传统的农业商贸城市向近代工业化城市的转型阶段，工业的聚集尚未带动周边区域人口的集中（图17）。

图17 20世纪30年代人口密度与工业企业数量分布图（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1949年后，福州5个区的版图扩大。经分析可见，20世纪60年代工业分布最集中的街道，人口密度最高，两者为正相关联系，人口分布与工业格局在空间上存在较大相关性，工业的聚集带动周边区域人口集中的态势明显。同时，职工密度与工业数量的分布情况相关性更强，工业企业分布越多的地方职工人数越密集（图18）。

20世纪80年代，受二产业发展加速的影响，工业格局和人口分布的相关性更为显著，门类、职能俱全且人口与工业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城市中心区聚集效应更高，此时，工业分布密度和职工数分布依旧呈现较高的正相关性。另外，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人口密度与职工人数密度较高区域毗邻的状态，说明随交通的发展，职住分离的趋势已经形成（图19）。

图18 福州市20世纪60年代人口与工业分布之间的关系（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图19 福州市20世纪80年代人口与工业分布之间的关系（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当二产业的发展需要逐步摆脱旧有城市格局、需要转产与外迁的时候，工业对旧有城市格局的影响也发展至顶峰，与城市中心区聚集特点相匹配所驱动的工业发展逐步衰弱，工业变为工业遗产从根本上讲源于人口职业需求与工业本体剥离。工业遗产是否得以良好保存，源于人地、财政等矛盾是否激化。

3 对城市的意义：当工业格局成为工业遗产格局

工业遗产近年来广为人关注，日本军舰岛等具有特殊意义的遗址都有了申遗的举措，英国等工业革命时期的矿区大多转型为历史博物馆，甚至南非历史悠久的钻石场都开发了旅游观光项目。我国这些年来，也有了借助工厂旧址附着文化产业的产业升级手段，并随资金出海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发散。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工业起步较晚，普通工业厂房又没有广谱意义上的推广价值和教育意义。受规划区域所限，大多除非投入巨资，否则无法顺势转换为文旅布点。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推进，从时间维度及人民对社会发展反思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工业遗存逐步进入遗产的范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规模普遍开始逐步扩大，原本地处城区边缘的工业区随城市扩大逐渐被纳入中心城区范围。在鼓励三产、退二进三等政策下，福州市原有工业企业逐步开始了向外转移、改造或者关停的步伐，既有工业格局一时崩塌，并逐步于新的城区外围出现了一批工业园区（图20）。

图20 福州市工业园区现状分布（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界与大众对福州本地的工业建筑缺乏深入的历史研究与探讨，对工业遗存的价值评定存在偏差，同时由于建筑界本身对城市更新与改造的认知较浅，近30年来，福州市中心大量价值颇高的各类建筑遗产被逐渐拆除，工业遗产当然也没能幸免，迄今仅有马尾区的福建船政一处被列入国保。大量暂未进入开发商视野的旧厂房、工业区也逐渐被大量拆建或形成新兴开发区。

部分保存较好的极少数工业遗产通常会按照相应的规划、政策被列入相应的保护范围，享受不同的保护级别。如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现规划建设为马尾船政文化公园；烟台山和上下杭一带遗留的旧工厂被一同纳入旧城的历史风貌区。

由于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在政府的政策的推动下，不少区位良好的老旧厂房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改扩建，在保留风貌及原工业厂房的总体构架的基础上进行功能的置换改建，最终成为开敞、低密度、具有超高层高建筑优势的创意产业园区。虽然类似方式有人云亦云的趋势且需要强大的产业思维与调动能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福州的主要工业遗产保护手段。总体来看，逐步淘汰产能及城市黄金地段的工业遗存基本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区以及商业的开发，零星分布的废弃工厂则多数被用作创意产业园的开发（图21）。

但仍需强调的是，关于福州工业遗产的研究在我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图21 福州市区遗存工业建筑分布情况（来源：福州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

（1）福州工业遗产在中国东南沿海具有先驱意义。南洋水师、马尾船政、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不再赘述，概述而言作为最早期的开埠城市，福州的工业遗产在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我国都具有开创意义，福州城市的现代化与其工业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受各类原因影响，在福州有较为完整的工业遗存，如何处理好这些遗存，良好地升级为保护单位、遗产，有价值地转向开发，是对这个城市天然的命题。

（2）福州工业遗产格局研究是福州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作为我国产业配套较为齐全的城市，如今城市范围的格局与基底深受工业格局的影响，福州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工业化的历程，所以其工业格局研究是福州城市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3）福州工业格局演变是福州工业遗产整体保护的基础。我国作为工业大国，工业遗产保护势必不是一局一域的创意工作，而是需要从上到下的意识建构，就此而论，工业格局演变研究其实是整个工业遗产保护的基础，只有对发展进程的了解，才能赋予工业遗产更加真实的含义。

4 结束语

本文在技术手段上，将采集到的近现代共计1 463处工业企业信息导入ArcGIS软件中，生成每处企业的年代、地址、工业类型、职工人数、产值、规模、产权等属性信息①福州各历史阶段的道路、水系的信息来源于各类历史地图册，包括但不限于《福建省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各时期工业企业的基本信息主要来源于《福建近代产业史》《1965福州工业概况一览》《福建省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企业名录》，同时参照《船舶工业志》《福建近代经济史》以及《福州市志》及福州各区区志等历史书籍和资料对工业信息进行统一，通过《福州市志》《福州交通志》整理出关于清末到20世纪80年代的交通系统资料，通过《福建省会户口统计表》《福州市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福州市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整理各个时期的人口信息，由于早期20世纪30年代缺少具体人口数量的统计信息，则以区划人口数作为参考。，继而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地理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并生成相关图表。其结果一方面对近现代福州工业格局的演变有基本认知；另一方面可以对福州的工业遗产现存布局进行摸底，并分析、判断其在福州城建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对福州近现代工业采集较为全面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可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为福州近代城市史、工业史等研究提供基础，构建出城市工业发展的路径及图景，为城市志记载提供理性素材，为福州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基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