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

《归去来兮辞》一文的创作完成标志着陶渊明归隐生活的真正确立。与之前几度退隐又几度入仕不同，在“彭泽辞令”之后，陶潜正式告别劳心役形的官场，归入心中期许已久、安闲静逸的田园。对“仕”与“隐”的困惑不定在此时完成了最终选择，潜心山川与躬耕陇亩成为陶渊明之后人生的全部要素。可以说，《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同仕宦生涯的断绝信，同时也是其归入田园人生的宣言书。正因如此，《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隐逸精神。

朱秋萍从整个魏晋文化环境对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进行宏观的整体观照，其言，“《归去来兮辞》反映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弃儒入道的总体趋向”。[1]孙亚杰、钟伟建以文本为基点，深度切入。孙亚杰认为其中的隐逸文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厌恶官场，鄙弃功名”“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2]除上述四方面外，钟伟建指出，五柳先生的隐逸思想还体现在对松、菊的偏爱上，陶渊明借二者的挺拔劲节与幽姿芳逸来抒发己志。[3]林丽钦亦运用微观视角来探寻陶渊明的心灵世界，将陶潜的人生解脱归纳为“摆脱形役”“傲世心安”“愉悦生活”“无惧无忧”四个层面。[4]可见，学界当前对《归去来兮辞》一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以横向的视角将该文与魏晋时期隐逸盛行的文化大环境相联系;2.纵向剖析，揭示其中具体的归隐思想。在具体而微地探索《归去来兮辞》中的退隐思想时，目前研究成果所提炼出的内容是片段式的，各个层面的归隐情感彼此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性不强。而作为陶渊明隐逸情怀的集中写照，《归去来兮辞》的情感表达具有连续性，四段所内蕴的隐逸情怀可依次概括为“归途”“归家”“归隐”“归心”。四层渐次深入，体现出一种从外物到自身，从自身到心灵的线性归隐历程。

一、歸途：坚定归心，未明上路

作者在小序中便已提及，最初因受生计所迫而选择出仕，但外部官场的繁缛拘束与自身质性自然的气质明显冲突，便逐渐萌生了归隐之意。一面是公田的作物，足以满足诗人对酒的嗜好与渴求;一面是对自然的向往，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与安居。在两种选择之前，陶渊明陷入了纠结当中。开始时，诗人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即等公田的庄稼成熟之后再离开。这样既获得了酒，又能够顺遂归隐之志。但随着时间点滴逝去，作者对官场疲惫厌倦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内心对自在安然的田园生活的渴求也日渐强烈。最终，陶潜借为妹奔丧的一事，索性连官职也一并辞去，彻底归入山村农居。“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想从官场解脱的心情像飞奔的骏马一样急切，这不仅仅是急于参加亲人的葬礼，更是对内心自然本性的坚定顺从。文章起首便高呼“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其中“兮”为语气词，相当于“啊”，“来”亦为语气词，相当于“喽”。“归去来兮”即为“回去喽啊”之意，两个表感叹的语气词连用，迫切与兴奋交织在一起，体现出了陶靖节对踏上归途的无比向往。并没有等到天明，诗人连夜便踏上的归家之路。他的衣襟在星月之下舟中随风轻扬，自由且随意。作者此时的心情也是畅快且放达，在漫漫的归途中，愈发感觉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同时也为能及时抽身还家而高兴不已。这次的行旅并不是令人憔悴的苦程远行，而是轻松随性的安闲履步。连夜的赶路是值得的，因为早一刻出发，便能够早一刻还家。一声“归去来兮”，即是对役神困心的官场缛节的决然抛弃，也是对散淡悠然的田园风光的由衷回归。归途，是在路上，同时，它也象征着开始。路途虽然是外在的，独立于心灵的，但踏上归途就代表着选择的真正做出。陶潜的选择，是纠结之后的最终敲定，是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坚守，是在新路途迈出的第一步。这条悠长的前路不仅是陶渊明的归家之路，同时也是他的归心之路。它的一头联系着诗人归隐田园脚步的开始，另一头联系着作者心中永久期盼的浔阳故里，距旅程终点越近，就是离心灵栖居的归宿越近。

二、归家：快然还家，乡景怡然

陶渊明的归家，不是两处富贵之地的轮流转换，而是从车水马龙到荒芜冷寂的单向穿梭。田园农居虽然安逸，但与繁华喧闹的都市相比，总是萧索寥落。尤其对曾经出入仕宦之途的归家客子来说，身处今夕对比之中，难免有冷寂之感。对他们来说，短留比长居更适宜，因为这样既能带来挥去乡愁的满足，又能够充分享受丰足的物质生活。陶渊明显然并没有这种感觉，“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一看到故园，他满是欣喜，不由得加快脚步跑了起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在诗人的眼中，老家是丰足愉悦的。这里没有朝堂的风刀霜剑，只有家人邻里的热情淳朴;没有觥筹交错间的虚伪逢迎，只有乘兴自酌的满足怡然;没有繁花似锦的眼花缭乱，只有黄菊青松的傲岸挺拔。他乐于田园生活，并于其中体验到了乡野的欢乐。这一切是如此的适合诗人，在这里，陶渊明获得了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与满足。“鸟倦飞而知还”，作者以物喻人，这疲倦的飞鸟同时象征着作者自己。在老家故里，他找到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处。“园日涉以成趣”“策扶老以流憩”“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诗人白天拄着拐杖自在周游，与园亩白云相伴，而在夕阳西下之时，依然可以抚松徘徊。故园的每一刻，都充满着安闲与美好。归家，是归途的结束，颠簸旅程的终点是真正的心中向往之所。在家乡，久居在外的疲倦游子得到了休憩;在田园，案头文牍的劳累身形获得了歇息;在山间，近乎消失的生命热情得以再次焕发。浔阳柴桑的陶氏旧居，诗人在此找到了内心失落已久的畅快与满足。

三、归隐：亲耕于亩，体物于山

平定苏峻之乱的东晋名臣陶侃为陶渊明之祖父，时至陶潜，家族门第虽衰但影响犹在。在门阀政治盘踞的东晋，浔阳陶氏虽不能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豪门右族一样借助家族势力轻易跻身高位，但较之于平民，其依然不乏出仕的机会。在当时，贵族毕竟不能与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平民相平列。他们从最初的清坐谈玄、服食五石逐渐演变为崇尚奢靡、浮夸斗富，石崇、王恺争豪的闹剧就是这种风气的真实写照。门第等级观念强烈的贵族阶层普遍轻视劳动，更不可能亲身从事田亩耕作。不仅外部的环境普遍轻视劳动，陶潜自身对农业生产的了解亦十分有限。出身于文化阶层的陶潜所接触的事物无非是读书诵卷、抚琴吟诗、舒啸歌酒，这些与农事活动并不相关。陶渊明对耕作并不熟悉，他的种田技术也称不上高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人虽然早出晚归，亲身耕作，但毕竟是疏于农事，因此收成并不理想。在陶渊明之后唐代诗人王维同样以田园诗名留史册，但王摩诘却是在辋川雇人劳作，辋川绝句是在轻松空闲的氛围中写就的。李太白更是直言，“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在诗仙看来，归隐于山野间的埋首蓬蒿是毫无价值的。同这一切相比对，陶潜的躬耕陇亩是如此难得。归隐田园的陶潜，并不仅仅是借饮酒弹琴以遣兴，而是真正参加农事活动。“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春天适宜耕作的时节到了，要开始为农事奔忙了。陶渊明对时令节气并不熟悉，农时需乡里告知才知晓，但他依然欣于此事。在故园，他的行为与普通农人无异。他真正进入山村生活之中，身心与归隐之处的田野万物融为一体。“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春日流水淙淙，草木应时而发。草木流水因天时而生机复现，而诗人却因天时而渐渐老去，这是只有个体情感与自然真正交接时才会产生生命体验。村居是身的归隐，劳作是行的归隐，感悟是情的归隐。陶渊明的归隐，是将个体的身、行、情融于自然，是自我与外物的合一。

四、归心：顺遂天性，归心自然

魏晋乱世社会动荡变幻，身处其中的士人往往朝不保夕。这种社会环境催生了当时文人阶层普遍的忧生之嗟，身处其中的陶渊明亦是如此。“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生命短暂，如同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长度中又何必去为外界得失来丧失自己本心呢。在经历了短暂的仕宦人生后，此时的陶潜选择了顺遂自己质朴天真的赤子之性。“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在此刻审视自己的内心，并且无比清醒的认识到，现世的官场富贵并不是自己的追求，而缥缈茫远的仙乡更是虚幻难寻，只有山野田园才是最真实的。高高的庙堂世人争相跻身，但其中的名枷利锁却使诗人深感疲累厌倦。云中的神境众生竞逐寻找，但那终究是并不存在的地方。安静的、远离尘世纷扰喧嚣的乡野就是陶潜心中的世外桃源。陶渊明的另一篇名作《桃花源记》正是一幅安闲静谧的田园风色图。桃花源中的男女老少在那方净土中静静地耕种劳作，现世的战火与朝代更迭都与此无关。在浔阳柴桑，作者不仅像农夫每日按时起居，亲身耕作，并且依然保留着登高长啸、兴起赋诗的文人底色。农人也好，文人也罢，一切都只不过是顺遂本心罢了。在这里，陶渊明找到了本心真正的归属。

结语

作为陶渊明隐逸情怀的集中写照，《归去来兮辞》的情感表达具有连续性，四段所内蕴的隐逸情怀可依次概括为“归途”“归家”“归隐”“归心”。“归途”“归家”的集中点是田园外物，“归隐”的观照点是作者自身，而“归心”则深入到了最内在的心灵。这四层情感意蕴渐次深入，体现出一种从外物到自身，从自身到心灵的线性归隐历程。

参考文献：

[1]朱秋萍.魏晋的隐逸文化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J].语文学刊，2007（18）.

[2]孙亚杰.解读《归去来兮辞》的隐士文化[J].中学语文教学，2003（04）.

[3]钟伟健.从《归去来兮辞》看中国文人的归隐情结[J].语文教学之友，2007（07）.

[4]林丽钦.自我解脱的四个层面——解读《归去来兮辞》[J].语文知识，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