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两面人生

2020-05-13汪利民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20年4期

汪利民

世人多认为司马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了半面之交又千夫所指的李陵仗义执言差点身败名裂。我倒觉得他糊涂一世聪明一时，从郎中到太史令，侍从数载也未参透宦海浮沉，欲以一言之辩挫败众口一词，触怒龙颜在所难免。司马迁用如椽之笔让一个个呆板的名字名垂青史震古烁今，无愧太史之名。然而他让自己卷入一场无妄之灾，迅疾被历史洪流湮没，乃至生卒年无从查考，人生结局成谜，《史记》残缺不全，愧对太史之名。司马迁的辛酸苦楚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找蛛丝马迹。《报任安书》（又称《报任少卿书》）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报任安书》最早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后入选《文选》卷四十一。两者大同小异，都呈现出一个突兀问题：整封书信司马迁为何只以太史公自称，而对时任中书令之职讳莫如深？我们从1983年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汉简中或许能够看出点端倪。

一、“宦皇帝”“宦皇帝者”的政治意味

张家山汉简记录的是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的历史，早于司马迁出仕几十年，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其中《二年律令》多处出现“宦皇帝”“宦皇帝者”字样：

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二年律令·杂律》，184简）[1]33

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四十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一归，予告八十日。（《二年律令·置吏律》，217简）[1]38

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二年律令·传食律》，237简）[1]40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二年律令·赐律》，291简）[1]49

吏官庳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二年律令·赐律》，294简）[1]49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二年律令·户律》，320简）[1]53

《汉书》也有类似记载：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2]85

综上可知，吏与宦皇帝或宦皇帝者并称应是惯例，且泾渭分明。汉承秦制，以吏治国。吏所以治民也。[2]85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3]149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4]743汉时尚无官、吏之别，朝廷（外朝）和地方各级官员皆为吏，有禄秩，属国家行政公职人员。与吏相对，宦皇帝者（包括士人担任的郎中等和宦官）服务内廷，初为皇帝私人仆从，无禄秩，不算国家行政公职人员。随着武帝时中朝的崛起，宦皇帝者才逐渐由内廷走向朝堂，从吃皇帝私奉养到享有比秩，比吏食俸。

二、太史公：九卿之尊，武帝钦定

任史官是司马氏的宿命和荣耀。司马氏世典周史[5]3285。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把未能亲历汉武帝封禅大典视为毕生憾事，发愤将死之际，执迁手而泣，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5]3295。这并非司马谈妄言。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有个微氏家族从周武王到周夷王七代为史官。[6]367这类人世称“畴官”“畴人”。汉初仍有父子畴官，世世相传的情况。[7]89不仅太史之类的专职官职有家族承袭的规则，一些地方小吏，也有父子相传，以致“以官为氏”“居官者以为姓号”的现象。[8]386所以司马谈的临终托付并非臆想，而是有传统的。越是有传统，承继者背负的压力就越大。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尊其父和自称为太史公，无疑是极具家族自豪感和司职使命感的情绪化表达。司马谈临终嘱咐他：“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5]3295这是把撰写《史记》名垂青史的历史使命叠加在了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之上。

然而在《报任安書》中，司马迁却称自己不过忝居下大夫之列，主上所戏，倡优所畜，流俗所轻。太史公真的如此卑微吗？这不过是他在同僚前的自谦之词。太史公尽管于史并非如淳引《汉仪注》所言“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9]2709，但地位并不低。太史公即太史令。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10]37太常位列三公九卿的九卿之首，虽然实权有限，但因掌国家宗庙祭祀等重大事务，地位尊贵，朝位靠前。从张家山汉简也可以看出，秩六百石是官职高低的分水岭。

汉法秦，有任子制，子弟以父兄任为郎或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8]374。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11]337太史一职专业性极强，又有畴官传统，六百石也可任子。司马迁因此初仕为郎中，踏上仕途。且汉有先请之制，贵族及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罪，须先请方得逮捕审问。[12]208先请是高官显贵用以保全君子颜面免受皮肉之苦的特权。对他们的裁夺权不在有司（如汉武帝时的廷尉），而在皇帝手中。司马迁因言获罪，按程序也得先请，由汉武帝裁夺再下廷尉惩处。

有汉奠基者是揭竿而起定鼎中原的，特别看重以史为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3]1701武帝尤其重视太史令为朝廷著书立说的政治功能。司马迁倚仗特殊知识背景，完全可以不卑不亢地屹立于朝堂之上，参与高官显贵们方有资格的朝议与廷争。

三、诬罔与宫刑：司马迁的吏宦转折

朝议与廷争是公卿大夫参政议政的角力场，稍有不慎也会引火烧身。面对武帝召问，司马迁力排众议，奉叛贼李陵为国士，为其游说，以致触怒龙颜，被定诬罔之罪，将临大辟之刑。

诬罔，是诬罔君臣使事失实，是大逆不道的重罪，惩处皆在大辟。诬罔主上不道皆伏诛：元鼎元年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熹平二年沛相师迁坐诬罔国王，下狱死;汤乡侯朱博建平二年坐诬罔自杀，新甫侯王嘉元寿元年罔上，下狱瘐死;始元元年司隶校尉雒陽李仲季主为廷尉，坐诬罔下狱弃市。[14]17司马迁在劫难逃，可选之路只有三条：一是借八议和先请特权先行了断。八议出自《周礼》，规定了八类身份的人有罪后不以刑书议罪而以八议议罪之轻重。其六曰议贵之辟，谓贵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郑司农云：“若今之吏墨绶有罪先请者。”案汉时墨绶者是贵人也。[15]1249司马迁身在其列，然而“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5]3299的责任感驱使他不能自尽。二是赎刑。不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9]2730。汉初承秦苛法之余，未有赎罪之制……武帝始临天下，使犯法者赎罪。武帝时赎死并非定制。元狩元年非吏赎死金二斤八两。[16]21按“黄金重一斤，值钱万”[17]1178来折算，赎死钱二万八千。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18]206。前后不过26年，价差巨大，除了通货膨胀外，非吏和吏赎死金额理应悬殊。汉有厚赐传统，如被武帝逼迫自尽的酷吏张汤，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19]3144这已经算是清官了。六百石仅每年例行腊赐一项就有七千[20]51。司马迁被定罪前的资产我们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心赎死却无力赎死，赎钱应是禄秩恩赐无法填补的天文数字，况且诬罔属大不敬之罪，代价或许更高。司马迁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即使有，也不能免死。汉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21]81。此举高祖首创，但并未承诺免死，不过是开国功勋封侯的凭证、荣耀和身份的象征。丹书铁契并未挽救一众开国功勋被清洗的命运。最后一条路只有宫（腐）刑。宫刑由来已久，《尚书·吕刑》注：宫，次死之刑也。[16]10汉文帝曾废除宫刑，景帝中元年后复用，并诏令“死罪欲腐者许之”[22]188。作为死罪替代品，宫刑似有恩典之意。《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极言宫刑之重、刑后之惨，绝无夸大之嫌。苏林曰：宫刑，其创腐臭。如淳曰：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22]189寥寥几个字就让人不寒而栗。宫刑之所以可以替代死刑赎罪，正在于临刑后的生不如死。司马迁言自己茸以蚕室，承受蚀骨之痛。蚕室，谓腐刑也。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16]9宫刑，一百日隐于阴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22]187如无战胜死亡的勇气，断不可承受这百日之苦;如无向死而生的坚忍，绝无法承担那一生之痛。此番刑余之人，活着并不比死了轻松。嗓音容颜等不可逆转的不男不女化，给子嗣及家族带来的莫大羞辱，都会成为受刑者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四、中书令：“宦皇帝者”走向权力巅峰

造化弄人，谁能想到司马迁在九死一生后还能迎来飞黄腾达的机会。他在《报任安书》中闭口不提的中书令，绝非无足轻重的角色。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中书掌诏诰荅表，皆机密之事。[23]26汉置中书官，领尚书事。中书谒者令一人。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秩千石。[10]41尚书令主赞奏封下书，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文书众事。[24]15汉中书令、尚书令本为一职，宦官出任称中书令，士人出任称尚书令。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汉武帝始置，司马迁是史载第一位中书令。

中书令是汉武帝加强皇权的重要筹码。武帝前，丞相叱咤朝堂，其在选官、弹劾、诛罚、主持朝议、主管郡国上计考课上拥有很大实权，地位显赫，权倾朝野。丞相典天下诛讨赐夺吏劳职烦，故吏众。[24]17武帝时，丞相府吏员达362人[8]158。炙手可热的权势、杖履相从的幕僚，让本为皇帝左膀右臂的丞相反倒成为矢志文治武功的汉武帝的掣肘。汉常以列侯为丞相[25]2620，列侯多武将出身，树大根深，不好掌控。此律被公孙弘打破，他无爵而为丞相，再被武帝封为平津侯，让拜相封侯成为西汉定制。他虽被封侯，但终归布衣出身，难与武帝抗衡。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25]2623自公孙弘始，丞相风光不再，甚至命悬一线。究其原因，在于中朝的崛起。

汉武帝在丞相领衔的外朝之外，首设以兼录尚书事的大将军为首的中朝，有节制相权加强皇权之意。中书令是武帝安插在中朝的重要棋子。中书令是尚书台首席长官，尚书台隶属九卿之少府。少府负责征收“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10]135，专供皇室贵族各项开支。少府收入极丰，堪比大司农，且不进国库，是皇室贵族的“私奉养”[26]1418。宦皇帝的特殊性让少府理所当然成为九卿中机构最大属员最众者。背靠少府的尚书台逐渐成为朝廷最高中枢机构、尚书（中书）令逐渐成为当朝首席宰相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

作为当死之人，司马迁为何被武帝钦点为中书令呢？原因可能有三：首先司马迁忠心不二。秉笔直书的《史记》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虽说缺失《景纪》《武纪》等引得众说纷纭，但纵观全书，褒武帝居多。按例廷争失败可能被皇帝惩处。司马迁因此身受腐刑也只恨自己为李陵辩护言不及义让武帝误解，称“是余之罪也”[5]3300。其次，武帝行事方式本就不按常理。他既可以把宠臣酷吏张汤下狱，逼其自裁，又可以把设计张汤的丞相府三长史处死，逼丞相庄青翟自杀;他既可以逼巫蛊之祸蒙冤的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自尽，又可以为太子平反，将奉命彻查巫蛊案的宠臣江充夷三族，株连甚众;他既可以立刘弗陵为太子，又可以逼其母钩弋夫人自裁……武帝启用罪臣并非个例，稍早于司马迁的酷吏宁成，因外戚诋毁，抵罪髡钳。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19]3135……天下大赦后他被任命为关都尉。宁成未逃过肉刑，司马迁腐刑犹在肉刑之上，身为九卿获重罪而免死，已属万幸，本恐“身毁不用”[5]3300，能复立朝堂，侍君之侧，更当尽心竭力。最后，武帝求贤若渴，即位伊始便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策问以古今治道。而按旧制，武帝之前，天下文书资料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武帝于宫中取阅不便，设中书令，典掌史料，常伴左右，往来宫禁，诸多便宜。[27]78司马迁原系太史，博闻强识，实乃中书令不二人选。而司马迁也可因利乘便，实现撰写《史记》之夙愿，自当感激涕零。

俗话说至上莫若君父之前。“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28]450司马迁受刑后，武帝反而可以放心任用。借后武帝三十二年的元帝的话来说就是“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29]3726。《周礼·掌戮》云“宫者使守内”[22]184。世俗观念的歧视、生理缺陷的抑制，让宦官成为宦皇帝者的最佳群体，成了依附于皇帝的私人奴仆。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以隋唐时期为界线，前期主要来源于宫刑罪犯及宫刑战俘。[30]10像司马迁这样本系九卿的刑余之人，习礼知耻，学识渊博，文笔出众，再受荣宠实属正常。宦官的权势地位取决于皇帝的信任程度。司马迁荣宠几何，没有直接记载，班固用“尊宠”[9]2725二字形容。元帝时前将军领尚书事萧望之弹劾中书令石显时建言道“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29]3727此语道出三个真相：尚书权柄甚重;武帝视中书令为衔接外朝中朝的枢机;宦官为士人所不齿。石显晚于司马迁不到五十年，但已经“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29]3726。其时石显权势已在丞相之上，萧望之贵为前将军领尚书事，弹劾不成也被迫自尽。虽然司马迁不似石显蝇营狗苟挟势弄权之流，武帝雄才大略也非元帝可比，但司马迁经办的毕竟是章奏等机密之事，尊宠在情理之中，且武帝设中朝确实节制了相权，把朝政决策大权由外朝收回到了卧榻之侧。尚书令身堪大用，自然少不了皇帝的优待，除了比秩由六百石增至千石之外，例行赏赐也突飞猛进，腊赐达三万钱，高于比两千石的侍中的两万钱。[20]51

当然，司马迁身为闺阁之臣被外朝官另眼相看实属无奈。《礼记》云“刑人不在君侧”。彼刑残者，不得令近君，为其怨恨也。《白虎通》云：“古者刑残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养，士遇之路不与语，放诸墝埆不毛之地，与禽兽为伍。”《春秋传》曰：“近刑人则轻死之道。”[15]1249-1250《商君书》道“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31]74凡此种种可见刑余之人实难左右世俗偏见。尽管身居要职，司马迁为士人充当的官吏群体所暗自轻视，恐是不争的事实。

司马迁以郎中出仕，以太史令自居，以中书令终其一生，经历了由宦皇帝者到吏再到宦皇帝者的轮回。他看穿了身前的历史，却看不透眼前的迷局。他用如椽之笔一举奠定了青史上的地位，成功地让很多后人铭记住太史公忘却了中书令。他未曾料到，他拒绝承认的宦官人设、刻意回避的中书之职，却在后世朝堂上掀起了一场权力更迭的滔天波澜。三省六部制的横空出世，让中书令大放异彩。中书令佐天子，辖六部，执朝政，走向权力之巅，在唐宋元三朝奠定了首席宰相的无上地位，甚至成为诸如李世民等皇太子染指皇位的晋身之阶。司马迁宅心仁厚，志虑精纯，欲了却君王天下事，然而换来的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却赢得生前身后名。《报任安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去窥探司马迁的心迹。更多的答案，或许只能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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