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

备《归去来兮辞》（以下简称《归》）时，我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个“陌生”的陶渊明。在我的印象里，陶渊明是一位品格高洁的隐逸诗人，他好读书、性嗜酒，不慕名利、崇尚自然——这样的陶渊明形象主要来源于《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类清新淡远的诗句。在反复阅读《归》（特别是小序）后，我发现文本中的“陶渊明”完全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陶渊明。

一、小序：另类陶渊明

小序起笔便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说自己家贫、多子，农业劳作不足以养活全家，自己又没有别的营生本领。在封建社会，一个家庭的生计主要由男性（父亲或丈夫）承担，让家人免于挨饿是他们的责任底线，也关乎男性的尊严。而陶渊明却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在养家糊口上的无能，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以启齿，没有流露一点愧色与自责之意。从诗人的身份看，陶渊明这种态度或许可视为一种潇洒率真的风度;但从父亲或丈夫的身份看，他就近乎懦弱无能、不知羞耻、不负责任了。

接着陶渊明说“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既然家庭生计成问题，那就应该主动想办法解决，而陶渊明却是在亲朋的劝说下，才决定去做官来养活家人的。陶渊明不是想不到做官这个办法，而是不愿做官。这里的“脱然”是轻快的意思，说明亲朋的劝说让他想通了。虽然想通了，但他仍有所顾虑——“风波未静，心惮远役”，于是求得靠近家乡的彭泽县令。然而，得官不久，他又“眷然有归欤之情”。陶渊明后悔了，他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虽然衣食问题急迫，但违背自己的意愿却让他内心痛苦。他想到曾经为了糊口而让自己为人役使的经历（“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辞官的意愿更坚定了——“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既然那么迫切地想辞官，那就辞官吧。可他仍然“犹望一稔”，想等到公田里的庄稼收获了以后，再“敛裳宵逝”。陶渊明恨不得星夜离去，说明他一刻都忍受不了官场生活;而他又不得不为了饱腹暂且忍耐——可以想见他内心因为这物质与精神上的矛盾而备受煎熬。陶渊明内心始终在入仕与归田的两端摇摆不定，直到“程氏妹”的去世，他才“自免去职”。从上述分析看，陶渊明是个反复善变、前后矛盾、表里不一、优柔寡断之人。

由小序可见，陶渊明求官是为了养家糊口。他的入仕目的明显与常人不同。一般而言，古人入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志向高远者，是为安邦治国、经世济民;动机卑下者，是为功名利禄、富贵荣华。而陶渊明却把入仕作为一种满足最低层次的物质需求的手段。如果陶渊明入仕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他一定不会积极作为。以这样的态度为官，那陶渊明只能是一位尸位素餐的庸官。

陶渊明说自己之所以求彭泽县令，其中一个原因是“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在“幼稚盈室，瓶无储粟”“饑冻虽切”的情况下，他做出一项关系全家人的重要决定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私欲。陶渊明在养家糊口与顺从心志之间摇摆不定，而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些都让人觉得，陶渊明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家庭责任感的人。

综上所述，陶渊明是优秀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父亲、丈夫、官员。他的心里充满矛盾，故而其性格算不上平和。他最在意的还是自己，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故而其道德也算不上高尚。这个看法完全颠覆了我既有的陶渊明印象，以至我不断追问自己：是陶渊明本就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还是我作了一种自以为高明的歪曲？

查阅大量资料后，我发现：陶渊明形象是后人的认识不断累积形成的，带着论者的主观色彩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历史上的陶渊明形象并不是稳固、统一的。比如，我们现在公认陶渊明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但在陶渊明当时，其诗文并不引人瞩目。杰出诗人陶渊明，是由梁昭明太子萧统发现、后经苏轼至高推崇而定型的。再如，自陶渊明当时直到近代，论者一直激赏他的隐士品格：固穷守节、淡薄名利、超然物外、任真自然等等。但鲁迅却指出陶渊明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超凡脱俗——针对一般人所认为的陶渊明“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认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总不能超于尘世”（《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历史上，陶渊明还被视为耻事二姓的晋朝忠臣。这种看法肇自沈约“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之说（《宋书·隐逸传》），在唐宋后颇多回响，但也有人完全反对此说，如梁启超先生认为：“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几乎首首都是惓念故君之作。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陶渊明形象本就模糊不清。既然如此，那么上述解读或可作为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异说”。

后来，我读到了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的《陶渊明新论》，惊讶于上文对陶渊明形象的推断与该著的基本看法一致。冈村繁先生完全解构了历史上崇高而光辉的陶渊明形象，他认为陶渊明“行为无节操而不知羞耻，追求功利而又自以为超脱”[1]，“构成陶渊明超俗和隐逸生活态度之心理基础的，正是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2]。他的犀词利句，让我警醒而反思自己的解读思路。我发现，自己和冈村繁先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以今人的价值观评判古人。以今人的价值观看，陶渊明不顾家人、率性辞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陶渊明任职不求作为，是一种庸官懒政。但是，以魏晋人的价值观看，这些恰是一种名士风度。同样地，冈村繁先生断定陶渊明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心理，也是以今人的价值观来看陶渊明，殊不知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追求个性自由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反思之余，我又想到：上述“异说”能不能用于课堂教学呢？我以为，以今人价值观评判古人，不宜用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但不妨作为一种打开学生思维的教学手段。在引导学生分析小序中的陶渊明形象时，我并没有抛出自己的结论，而是指出事实，让他们自己推断。渐渐地，另一个陶渊明出现在学生眼前，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一些女同学甚至“义愤填膺”地指责：陶渊明是个“渣男”！下课后，马鑫同学当即交我一篇小文章，分析陶渊明形象。李俊杰同学则在小黑板上写了几行小诗，吟咏陶渊明其人。讲完全文后，我布置学生以“我看陶渊明的抉择”为副标题，写一篇随笔。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很高，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如：“陶渊明的抉择已经是一种进步，它开始把人的意愿作为行为的标准，而不是利，不是神，也不是儒家那些条条框框，直到现在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你可以尽情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黄颖欣）。教学实践证明，上述“异说”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

二、正文：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心理

当然，小序只是引子，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还必须结合正文进行分析。《归》的正文并没有像小序那样突出地呈现陶渊明的另一面。常见的对正文的解读，多指向自古以来人们对陶渊明的那种刻板印象：对官场的厌恶、归家的欢愉、躬耕的决心以及高洁的品格。我以为，这类解读并没有抓住文本的深层意蕴。

首先，我们要弄清一个问题，即文中写景的句子是实写还是虚写？这涉及到此文的写作时间问题。小序说得很清楚，写作时间在“乙巳岁十一月”，正值冬季;而正文又有“农人告余以春及”诸句，说明时在初春。逯钦立先生认为小序是“乙巳岁十一月”所作，而正文是第二年春天以后写成。这样理解有些牵强，因为诗人写作往往乘兴而为，不太可能从冬写到春。钱钟书先生指出，归途中和归家后的情景是诗人“未归前之想象”（“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之后诸情况，必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是一种“悬想当场即兴”的写法（《管锥编》第四册）。我以为，钱先生的看法正确。文中开篇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说明此刻诗人还未归田。《归》的写作时间应是在陶渊明辞官以后至归家以前，即将归而未归之际——这一点渐为学界公认，如龚斌《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都持此观点。这样看来，文中归家途中和归家后的景象，以及归田生活和农业劳作的景象，均为陶渊明的想象。

如果把这些想象的内容省略掉，最后剩下的文字只有这几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句1）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句2）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句3）……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句4）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句5）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句6）”

这些抒情性的文句集中表现了陶渊明在写此文时的心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6个反问句。句1是责问自己为什么不早日回去。句2责问自己：既然是自己让内心被形体役使，那为什么又对此悲伤呢？这就流露出诗人的矛盾心绪——诗人心向田园，却主动求官，继而又为违心入仕而后悔自责、哀叹伤悲，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矛盾！句3至句6，都是一种自我勉励的口气。句3说，既然世人与我道不同，还要驾车出去追求什么呢？——这说明诗人还有一点驾车求仕的念头。句4说，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听凭自然地生死？（人教版课下注）——这说明诗人此时还不能做到“委心任去留”。句5说，为什么心神不定啊，还想去什么地方？（人教版课下注）——说明诗人此时内心遑遑而有所求。句6中“复奚疑”三字的语气尤其值得揣摩。诗人说，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人教版课下注）这里要注意句6的句末标点，在教材正文中“复奚疑”后用感叹号，而课下注的翻译中用问号。这句话的语气，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感叹（意思是自己已没有任何疑虑了），还是一种化解困惑的自我安慰呢（意思是自己还有疑虑，故而劝解自己不要再疑虑了）？结合前几句来看，显然后一种理解能与整体诗意保持一致——陶渊明内心对辞官归隐还有些疑虑。

可见，虽然此时陶渊明已辞官，但在仕途与田园之间难以抉择的矛盾在他心中并未消失。他对仕途还有期待、有不甘，故而反复用这些反问句来自勉，来压抑内心的欲望。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陶渊明辞官的情景是这样的：“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宋书·隐逸传》），于是就觉得陶渊明是輕轻松松地辞官归田了。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陶渊明在面对人生的两难抉择时，他的内心始终萦绕着复杂矛盾。

这里有另一个问题：如果说陶渊明内心是矛盾重重、惆怅独悲的话，怎么文中景语却流露出一种愉悦的心境呢？诸如“载欣载奔”“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无不显示出一种欢快、自得、悠然的心境。我以为，正如钱先生所言，这些内容是陶渊明在写作时的“悬想”，而他正是通过对田园的美好想象，来化解此刻的矛盾心绪，来缓解内心的悲伤，来坚定自己辞官归田的决心。

三、仕途行迹及其诗中的印证

如果考察陶渊明全集，我们会发现这种在仕途与田园之间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在陶渊明的诗歌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渊明在桓玄幕中，受其差遣赴京都建康，在回来的路上他写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陶渊明在诗中流露出归家的急切心情（“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并劝勉自己：园林美好，仕途可辞。壮年无多，应顺从心愿以归田园（“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隆安五年（公元401年），陶渊明请假回家后返回江陵桓玄幕府，在途中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陶渊明对自己弃林园而仕宦懊悔不已。（“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陶渊明在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不久，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云：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说：自己少年无心于世事，寄情于琴书。虽然贫穷，但晏然自得。如今时运已来，决意入仕。于是，收拾晨装，暂别田园。当乘舟渐行渐远，思归的念头又萦绕于心。此去路途遥远，眼里已厌倦沿途的异样风光，心里更想念山泽隐居。看到鱼鸟自由翱翔，便感到愧对自己的夙愿。他安慰自己：追求自然本性的念头一直就在心中，谁说我仕宦的身体受到拘役呢？暂且听凭时运变化以求仕，但我最终要返回田园故居。

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担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出使京都路过钱溪，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在这首诗里，陶渊明说：看到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风景依旧，雨后的山林、云中的飞鸟，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于是顿生惆怅。他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勉励自己从事这苦差事呢？我的身体似受到制约，但平素的怀抱志向不能改变。日日梦想回归田园，怎么能够长久离开呢？（“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陶渊明生平系年目前尚无定论，但以上所举的四首诗是可以确定年份和陶渊明的仕途情况的。从公元400年至405年，他分别在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任职。公元405年的八月他求任彭泽县令，十一月又弃职。这几年，陶渊明官职变动非常频繁。每个职位，他都干不了多久。他的行踪在田园与官场之间摇摆得非常剧烈。他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聊且凭化迁”，是说要抓住时运。可见，他是主动求官的。而一旦离开田园，他又顿生悔意，想着回归田园。而回归田园之后，他又择主而侍。如此者，反复多次。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以为《归》所表现的，不是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决心，而是其内心正在仕与隐之间犹豫不决时的矛盾。从外在行迹上看，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后，便再未出仕（其间陶渊明两次受征召，但皆不就），但此时他内心依然疑虑重重。陶渊明内心的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被其诗文表面的“平淡自然”所掩盖。其实，“平淡自然”正是陶渊明内心矛盾化解后的产物。有极度的矛盾，才有矛盾化解后极度的和谐。正如钱志熙先生在长期研读陶渊明后所感悟到的那样：“陶渊明本质上是深情的，也是矛盾的，但他向往的境界则是和谐的。他的和谐，是矛盾解决以后的和谐。但是这种从矛盾到和谐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存在于他的整个一生中。也就是说，他的整个一生，都处于这样一种从矛盾到和谐、从情感到理性的追求过程中[3]”。

注释：

[1][2]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5.87.

[3]钱志熙.陶渊明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