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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教育部”

2020-05-13宋燕

恋爱婚姻家庭·养生版 2020年4期
关键词:许寿裳教育司业余生活

宋燕

鲁迅出名于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这年四月,他写出了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抨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一夜成名,被视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锋。

这一年,鲁迅38岁,已经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了6年,在北京独自生活了6年。名气大、高收入都是1918年后的意外之喜,那么未成名之前的小公务员鲁迅(那时还叫周树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1912年,留日归国的鲁迅在绍兴的一个学堂当教员,薪水不高,“不足自养”,工作又很无聊。他在好友许寿裳的引荐下,得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先赴南京,后进北平,在教育部做了一个科长(佥事)。鲁迅任职于教育部三大业务部门之一的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是全新的机构设置,其职责范围既包含整个社会文化工作,又加上自然科学这一部分,对社会的教育可说是囊括殆尽。其下所设三个科室又以第二科直击现代文明的核心——文化、科学、美术,鲁迅具体从事的便是第二科(后改为第一科)的工作。

在教育部的工作很闲,鲁迅的同事冀贡泉后来在《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中回忆道,“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他经常读的好像是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笔者注),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据回忆,鲁迅“不着西服革履,冬季只着长棉袍,戴毡帽、提手杖(留日习惯),须发稍长,退而忘理”(李维庆《我的回忆》)。他的鞋子只有两种,“一是普通布鞋,一是那种胶底帆布鞋,冬夏常年都是如此,从来没有穿过皮鞋之类。”鲁迅自己对人说过,独自一个人过活,生活不妨简单点。后来举家北迁后,“小脚夫人”到位了,然而鲁迅的“独身”生活没有本质的改观。夫人好意给他做了棉裤,但是鲁迅拒穿。

鲁迅刚开始当公务员的时候十分热心,很有大展宏图的志向。1912年,蔡元培号召以美育代宗教,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开办了“夏期美术讲习会”,热爱美术的鲁迅为此专门撰写了《美术略论》讲稿。自6月21日到7月17日,基本上是每周演讲一次。可惜听众并不像他期待的那样热心,每次只有十几二十人,甚至有一次一个听众也没有。后来蔡元培去职,这个讲习会也就消失了。鲁迅在日记中对此非常气愤: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还曾上交《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强调保护自然(名曰“保存事业”):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意见书还强调文物保护:凡著名的建筑,如伽蓝宫殿“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为了推进这个主张,鲁迅还曾去先农坛等地考察,希望将这些地方开辟为国家公园。遗憾的是,这些都没能有下文。

鲁迅还努力推动京师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并捐贈了一些文物给历史博物馆。这几件工作虽旷日持久,也屡遭变故,但还算有成绩。1912年至1913年,教育部搞国语注音工作,与会者争成一团,鲁迅与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几位旧友一道创造了一套注音字母,表决时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这套注音字母一直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12年冬,鲁迅还被袁世凯接见过一次。在他自己的日记里,只记了这样一句:“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经历了一些挫折后,鲁迅不复初来时的意气风发了。1918年鲁迅给好友许寿裳写信时曾感慨自己的职场生涯是“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这与1912年刚开始做公务员时写下的“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几乎一模一样,6年就这样闲过去了。

工作上不如意,倒是让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这6年,鲁迅的业余生活非常忙,比如忙着写信。他1912年5月到京,到当年年底,他给弟弟周作人写了76封信,1913年也写了76封,1914年83封,1915年97封,1916年106封。他弟弟的回信也基本相当。考虑到那个年代的邮递速度和对方回信的周期,鲁迅实在可称得上“写信狂人”了。况且,他也并不只有周作人一个写信对象。

第二忙的事是逛市场,总结起来,主要是逛宣武门内的小市和琉璃厂,目标是买书、买纸、搜集碑帖拓片墓志,买山水画册、古钱,等等。鲁迅的薪资,有相当比例都花在了买这些东西上。

此外就是与朋友、同事们吃饭、喝茶。在那几年里,鲁迅的社交生活特别频繁,仅1913年一年,他在日记中提到的外出活动就有294次,朋友、同事、同乡来访有209次,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次。他和朋友有时是一起去逛市场,有时候是一起去下馆子喝酒,常下的馆子是广和居,每个月都要去喝三四次,还经常叫外卖送到家。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和齐如山的弟弟齐寿山,钱玄同也一度私交甚笃,他写小说投给《新青年》,就是钱玄同的主意,但后来两人交恶。钱玄同曾评价过鲁迅的性格弱点:一为多疑,二为轻信,三是迁怒。

如果不是钱玄同的鼓励,鲁迅可能走不上写小说、写杂文的道路。在做公务员的那几年,他的爱好是修订古书,一本《嵇康集》就校了不知道多少遍,还辑录谢承《后汉书》,搜辑《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还有段时间沉醉于读佛经。

如果教育部的工作一直这样下去,可能鲁迅就不会成为后来的鲁迅了。1920年,北洋政府愈发动荡,开始拖欠公务员的薪资,很多公务员在外兼职解决生计,鲁迅也到北大兼职讲小说史。随着他连续发表文章,名声越来越大,在教育部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他的公务员生涯慢慢走向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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