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雷文景先生所著的《大师们的成都岁月》一书，记录了一些和学者们有关的课堂故事，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许寿裳先生所讲的一堂课，因为那堂课只有一个学生听，是一个学生的课堂。

许寿裳先生是现代著名学者，也是鲁迅的挚友。大约在1940年前后，许寿裳来到成都华西坝，开始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当时，学校允许教授们开选修课，于是，各科的教授们便开出了名目繁多的选修课，协和大学“五大学”的学生们可以跨校自由选读。许寿裳也开了两科选修课：《中国传记研究》和《中国小说史》，但因为他这两个科目并非是显学，所以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1940年的某一日，华西坝广益大学舍的某一间教室在静候着许寿裳的到来。只见许寿裳腋下夹着讲义，以他一贯的快速步伐踏上那幢又名稚德堂的双层十八级台阶，甫进教室，他的绍兴腔的国语便脱口而出：‘诸位好！待他定睛一看，却见以红黑两色为基调的偌大教室却只有一位学生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位学生也以感伤的眼光凝望着自己的老师。于是，许寿裳走下讲台，师徒二人相对而坐，一堂传记研究的教学课没有丝毫耽误，直到下课铃声响起。”

雖然偌大的教室只有一个学生来听课，但身为老师的许寿裳却并没有取消讲课，而是像面对满教室学生那样认认真真地讲完了那堂课;虽然知道那堂课只有自己一个人来听，但那个学生并没有离去，而是认认真真地听老师讲完了那堂课。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和老师都极其认真，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共同努力研究学问，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之所以能够在战火纷飞中绵延不息、薪火相传，正是得益于这种认真精神。

那天听那堂课的那名唯一的学生，叫袁珂。在许寿裳老师的影响下，袁珂发奋努力，终于学有所成，成了著名学者，一生发表了800余万字的学术论文，被公推为中国神话学会主席，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杰出专家，被誉为“继鲁迅、矛盾之后中国神话界的又一位大师”。不能说仅仅因为那一堂课就使袁珂成了大器，但那一堂课中所包含的精神，无疑已经昭示了以后的成功。多年以后，袁珂在追忆许寿裳老师的文章中提到了那堂课，仍感慨不已。许寿裳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他当年的学生取得了那样大的成就，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编辑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