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80年代中后期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主义批评，倡导女性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反思历史灾难、批判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成为“新启蒙”思潮的重要一翼;关注女性的性别意识与性别问题、批判男权思想，为“新启蒙”思潮增益了新的内容;揭示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身份的困惑与迷惘，重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情感历程，则越出了“新启蒙”思潮的范畴，具有了无法忽视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启蒙”思潮;重合;差异

已有不少研究者對1980年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具体过程、特征和意义做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1}“思想解放”潮流、“新启蒙”思潮不仅是19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萌发的重要历史前提和思想背景，而且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存在着一种“双向催生”关系：一方面，“新启蒙”思潮对“人的解放”的关注，不仅催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萌生，而且其“人”的“主体性”追求，也对“女性意识”的理解和认识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自我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强化，以及从性别角度展开的历史反思、文化批判，无疑也是“新启蒙”思潮的重要构成。然而，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不渝遵循的人道启蒙以及重建个人自主性的努力，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表达与建立女性主体的目标并非天然契合”。女性主义与新启蒙思潮的这种“错位”，是“80年代的女性文学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2}那么，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是：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新启蒙”思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女性主义文学与启蒙思潮的“错位”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有着怎样的体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围绕女性“自我意识”理解的分歧、论争是否也与此有关？这些正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重合：“新启蒙”思潮的重要一翼

为了确立“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追求“人的解放”与“主体”自由，1980年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向内”，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尺度，剖视“人”落后的精神人格与文化心理，以强烈的自我审视意识、自我批判意识，推动着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另一方面“向外”，追寻并推动建立更符合人生存的社会制度，倡导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全面变革，批判“非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形成了历史反思、制度反思、文化反思的思想潮流。1980年代的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萌生的。当时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都清楚女性问题与启蒙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新时期“妇女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尺度，后者是前者的前提”。{1}“新时期以来潮涌而起的时代精神带来的对人的自身命运的普遍关注，推动了这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2}

而且，由于刚刚萌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问题的特殊性关注不够，“性别意识”不强，女性的性别特征、性别压抑问题还没有全面进入批评家的视野。不少批评家主要是以“新启蒙”的价值尺度来批判“极左”历史、反叛“封建”伦理观念、确立“人”的价值。在评价书写女性的爱情渴望和爱情理想、揭示女性悲剧命运的作品时，往往只是采用“人的解放”尺度来肯定其社会批判价值和“反封建”意义。例如吴宗蕙就主要从反对“封建”伦理观念的角度，肯定张弦③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小说“控诉了封建思想、旧习惯势力对女性的荼毒和残害”，揭示了女性“自身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已深入骨髓而不自觉”{4}。启蒙思潮的社会历史文化批判和强烈的自审意识，是其主要的价值尺度。因此，这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终汇入了“人”的解放潮流，成为重新肯定人情人性、批判“封建”伦理观念的“新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性别意识”日渐觉醒，开始强调“女性意识”，关注“性别压抑”、身份困惑等女性的特殊问题。认为不论“女性文学”的概念如何界定，女性文学都“必须具有‘女性意识”。“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根本标志”{5}，是“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⑥，是“用女性的眼光打量世界，揭示女性的心灵，表达女性的体验，关注女性的命运，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7}，是“以女性的眼光建立起一种独立的自我评判标准，从而实现对于自身生存价值的确认”{8}。然而，这种对女性问题的独特性的强调，并没有消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的社会维度、文学的人类性的关注，而是形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尺度”：一方面，性别意识的日渐觉醒，逐渐强化了对女性自身独特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新启蒙”对社会、文化、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又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视文学的社会性和人类性。在重视女性的“小世界”的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强调不断地拓展视野，关注身外的“大世界”;在关注性别问题的同时，也强调书写“人”的问题。例如刘慧英在肯定了女性文学书写女性自身遭遇的同时，“提醒女作家不要拘泥于写自身遭遇和情感变化……而要把握和表现‘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9}。盛英也指出女性作家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追逐着人类性，以示自己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一方面寻找回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失落的个性与‘自我”，肯定她们“以女性的经验与视角，参与社会，探索人生”的创作姿态{1}。可见，即使在强化了“性别意识”之后，“新启蒙”思想依旧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价值尺度。在追求女性的性别觉醒、性别独立的同时，强调女性参与时代社会、进行历史沉思、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向往现代文明的历程”，成为当时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价值期许。

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将“性别意识”与“新启蒙”思想视作两个同等重要的价值尺度，而是将后者视为女性文学的“进步”“深化”和“超越”的表现，甚至是“女性文学”的最终归宿。因此，当时的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催促着女性文学“不断拓宽文学视境”，走出“妇女生活的狭小范围”，由关注“小世界”走向关注“大世界”。认为刘索拉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互补交融”中“几乎消失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超越“性别自我”而“趋于成熟”的标志{2}。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只有“女作家关注的不再是女性的体验，作品的主角也不一定再是女性。无论其涉及的题材还是所涉及的人物，都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个更高的视点”的“无性化”，“才应该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主向”③。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观念中潜在的性别歧视的揭示，特别是对当时男性作家没有觉察到的落后的性别观念的批评，起到了警醒并催促着男性作家重新审视自我，更新自己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的重要作用。因此，有男性批评家从这一意义上肯定了女性文学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的启蒙意义：“帮助男人们在男性优势熏陶起来近于麻木的自我评价中……使他们发觉，他们过去对于女性的文学描写，其实纯粹是充满缺憾的男性梦呓，全然是一种下意识的或被理念化、规范化了的描写。那里面没有生命的对抗之灿烂火花，没有切切实实感同心受的证明、体验，有的只是男权压迫之下的怜悯。”{8}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从性别关系上反思、批判性别压抑和男权观念，启蒙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无疑是对“新启蒙”思潮的平等观念的增益和完善。

三、错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困惑与迷惘

然而，不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新启蒙”思潮之间有着怎样的重合、增益关系，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启蒙思潮所讨论、关注的问题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仅从“女性意识”与“人的主体性”关系而言，不可否认，女性必须首先成为“人”，然后才能成为女人。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女性的主体构成中并非仅仅具有“共同人性”与“个性”两个部分，女性由于生理条件、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性别特征，无疑也是女性的主体构成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如果纯然以“人的主体性”来取代女性意识，很容易忽视女性的性别解放与性别观念的自我更新问题，从而导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启蒙思潮的引领之下产生“错位”。

这种“错位”，首先表现在对女性文学的“小世界”与“大世界”、“女性意识”与“人的意识”的关系处理中，不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分强调后者的重要性，甚至将“超越”前者走向后者视为一种“拓展”“深化”。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那里，由女性“小世界”走向社会“大世界”、超越女性意识走向人类意识，甚至是“超越性别界限”实现“无性别化”，成为女性文学的最终归宿和发展目标。例如有批评家认为只有当女性文学“关注的不再是女性的体验，作品的主角也不一定再是女性”，才“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个更高的视点。……才应该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主向”。{1}还有批评家提出“女性文学就必须超越女性本身，不仅是妇女题材的超越，而且是女性思想意识的超越和文学审美的超越”{2}。尽管女性文学确实不能仅仅局限在女性“小世界”的视野之内，女性意识也不能或缺人类意识，否则将必然损伤女性文学的格局、气魄和价值。然而，如果在对“大世界”、人类意识的追求中忽视性别问题的独特性，甚至引导女性文学最终走向“无性化”，认为关注自身以外的这片沃土才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主向，无疑也是不恰当的。

其次，这种“错位”还体现在评价“雄化”和“贤妻良母”两种女性形象的分歧与矛盾中。一些批评者认为“雄化”女性形象体现出女性性别意识的变革和女性在自尊、自强中追求性别的独立。然而，也有不少批评文章认为，女性“雄化”是女性依附心理的体现：“真正的‘男子汉寻觅不到，女性只能戴上‘男子汉的理想面具来自我超越”③。与此相关的是如何评价“贤妻良母”形象的问题，在许多文学批评中，“东方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往往被视为“传统女性观念”受到了批评，而女性摆脱这一形象的行动，则被视为走向现代和独立的标志。在如何处理“雄化”和“贤妻良母”形象二者关系的问题上，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寄托于二者的“和谐”或“整合”，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丰富的、身心全面发展的个体，她不仅可以是事业的主人，也应该是贤淑的妻子、温良的母亲”{4};“在现代情境下的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扶老携幼的贤妻良母与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感、创造力的女人，她们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是双向的……实现这双重追求的整合认同，才称得上是具有完整意义的现代女性”{5}。

事实上，“女性雄化”现象的出现是与职业女性的出现相伴随的“历史的必然”⑥。简单地将二者的“整合”或者将女性“双性化”视为未来女性的发展趋势，恰恰忽视了当代中国职业女性所面临的“角色分裂”现象：女性职业化的趋势要求职业女性必须以与男性相似的“强者”角色去面对事业和社会;而家庭中妻子、母亲角色又要求其扮演贤妻良母的形象。张洁、张辛欣等人的一些作品，正是在这一维度上表现了现代女性在性别角色的选择上的困惑与迷惘。而这恰恰也是“新启蒙”没有关注和无法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有女性主义批评者指出“女性雄化”既体现了女性的“独立性和进取精神”，然而也是“被现代社会的生活异化”的结果{7}，体现出了现代知识女性自我寻求中的困惑{8}。这种从女性性别角色的分裂、性别主体的迷惘困惑入手，反思现代社会生活对“女性”的异化，显然是“新启蒙”思潮所无法涵盖的新内容。

再次，引导女性文学走向“大世界”“人类意识”和“无性化”，也忽视了“女性文学”书写女性独特的性别体验的价值。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生理、心理和文化积淀等性别差异中强调了女性以及女性文学的独特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强调“女性文学”应该具有“女性意识”，要以女性的眼光来审视、展现自我和社会，恰恰是为了珍视“女性文学”所揭示和书写的女性独特体验。例如吴黛英就强调女性情感、心理对“女性文学”独特风格的重要美学意义{1}。王绯也指出诸如《女人的力量》这样以女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的作品，可以将“硬性的大题材软化，完成对人本体和人情人性的求索”，从而“赋予并非永恒的改革题材以永恒的魅力”。{2}

在对王安忆的“三恋”的论争中，面对作品所受到的“脱离社会、文化”而“单纯写性爱”的指责，许多文学批评大都从“新启蒙”的人性探索和文化反抗的角度来肯定作品的价值：或者认为作品正面探索了人性中的性意识和性心理，或者通过小说中所展现的人物在传统性观念作用之下的犯罪感、不洁感，来论证小说并没有脱离社会、文化去单纯地表现性意识，而是揭示了传统性观念对人的束缚和扭曲。这种分析，无疑忽视了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女性情感心理和生命体验。而王绯《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一文恰恰从这一维度上肯定了“三恋”“之于女界人生的认识价值”：认为《小城之恋》书写了女性在性爱力驱策之下的不可遏制的原始生命的冲动，以及女性为此所承受的比男性沉重得多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并通过“母性的皈依”完成了女性自我生命的洗涤，达到“从未有过的生命和谐”的生命历程。而《荒山之恋》中“女人借性爱力打破与所爱对象的隔离、孤立的僵局，把自己给予对方，并不是为了寻求肉欲的满足，而是希冀在两性合一的统一关系里，在一种新生的共存状态中，实现个人性的充实完满的自体感受，达到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通过这种分析，王绯肯定了这些小说的女性意义：表达了只有女性作家才可能理解和体悟的性爱之于女性的独特作用;洞穿了许多女子甘愿为不配她们去挚爱的男人去牺牲、奉献的心理奥秘。③

总而言之，女性主義文学批评除了与“新启蒙”思潮相重合、对其具有增益作用之外，还具有“新启蒙”思潮所无法涵盖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单纯依据后者的尺度对“女性文学”所做出的“超越”“无性化”的引导，恰恰忽视了女性主义批评与“新启蒙”思潮的差异，做出了“错位”的判断。这种“错位”，事实上也体现了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新启蒙”与“女性主义”价值立场之间的犹豫与困惑。

作者简介：张慎，文学博士，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