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

摘    要：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哲学思想为后来的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自由，作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核心要素之一，为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提供了目标导向，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根本转向，进而提出了从感性角度实现人类获得解放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康德;马克思;自由 ;解放

一、康德的实践理性为劳动解放提供了方向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三大批判理论中的第二部。在这部哲学巨著中，康德通过将人的“纯粹理性”在现实中具有的实践能力作为标准，来批判一般的理性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表现，经过对这些表现进行深层次剖析和推理，从而来确认纯粹理性的先天普遍规律，即“道德律”，并通过对“道德律”的进一步演绎，得出“道德律”是能够使人认识到人在实践中事实上是自由的这一哲学观点。康德提出“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质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1康德进一步指出，“自由”与其他的理念不同，它是通过“道德律”而启示出来的，是在现实中得到了证明的。由此“自由”与“道德律”的辨证关系也成为整个实践理性批判的核心课题。

康德通过周密的哲学推理，最终将“自由”与“道德律”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自由”在思辨理性的一切理念中也是唯一的这种理念，我们知道它的可能性但却看不透，因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道德律的条件。“自由称之为道德律的条件，而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的想到了，我们是绝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2康德将自由理念设定为，“自由”是“纯粹理性”在现实中所具备的实践能力的这一哲学结论，也对后来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产生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通过运用哲学对具体的人类劳动实践及其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发现了解放人类劳动的根本方向，即劳动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的概念恰恰是马克思通过对人在感性实践方面的自由的研究，是对康德在理性上的“自由”理念的一个完美延伸和根本转向。

二、马克思对康德自由观点的转向

“自由”既然是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质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那么“自由”就一定能够在实践中得到确定的体现。这种体现则是任何一个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都能真切收获到的。这种收获它既应该是从内心当中的自我感受，也更应该是在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中能够直接触及到的。马克思将“自由”这一概念从“纯粹理性”的向度，延伸到了人的具体感性实践活动中，使其发展成为人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应根本具备的条件，这是在哲学上的对“自由”概念的一次根本转向。马克思正是依据从理性到感性实践角度的“自由”概念的这一转变，将劳动解放最终设定为在现实实践活动中对劳动自由的掌控。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从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到对劳动自由的获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到了劳动异化这一概念。他将劳动异化分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行为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而造成这些异化的根本，则是劳动者对劳动自由的缺失。马克思思想主张，从根本上讲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是属于能动的主导方面，人是自己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活动结果的承担者。通过进行有意识的合乎自身目地的实践活动来实现对外界的改造，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将自己的生命与生存从自然的权威支配下解放出来。这一切活动都是以自身获得自由为目标而进行的。所以人在劳动中不应失去自由，而自由也是人们从事劳动的基础性目标。但现实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作为劳动活动的主体既不能自由的掌控自己的劳动行为和劳动所得的产品，同时劳动也不再是人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而成为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互助合作而变成了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排斥与被排斥的异化关系，劳动就因此失去了它的本质意义。所以让劳动主体认识到劳动的自由性和劳动自由的可实现性，就成为劳动解放的基本方向。

自由作为人们从事劳动的基础性目标，引导着人的一切劳动行为，这些行为既包括人通过劳动使自己从动物界中解放出来，也包括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中解放出来。前者作为劳动的基本功能已经在人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了，而后者作为限制劳动者在劳动活动中获得自由的社会层面的原因则是劳动解放所要重点解决的。在人能否将自己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这一点上，康德用“实践理性批判”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即“道德律”，“正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那个道德律，他是最先向我们呈现出来，并且由于理性将它表现为一种不被任何感性条件所战胜的、甚至完全独立于这些条件的规定根据，而正好是引向自由概念的。”3因此，通过“道德律”人们可以认识到他们在实践中事实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不被任何感性条件所战胜的，是通过“纯粹理性”延伸到人们的所有实践活动之中的。人们在实践中事实上是“自由”的这一哲学观点，确实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產生起到了重要的哲学意义。但以自由为导向，在以“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作为方式，来批判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以此来树立人们心中对崇高的“道德律”的向往的方法，来解放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道德律”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具体样式和具体内容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在每一个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心中是有着不同的回答的。就像康德的那句名言：“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律”就像头顶的星空一样，那样浩瀚无垠那样神秘莫测。也许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律”最终不能够使人真正的认识到自由，也更不可能使人最终获得自由一样，“道德律”并不能使人解放自己的劳动。因为它本身就是存在于“彼岸世界”，而不会被“现象世界”所完全认识的“物自体”。因此，人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将心中对自由的向往落实到感性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克服现实世界中对获得自由所构成的客观限制，打破主体与客体皆不可知的定律，在感性世界中突破外在客观对主体获得自由的禁锢，才能使人类最终获得根本的解放和自由。

三、康德的“物自体”注定无法实现劳动解放

“物自体”学说是康德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它贯穿于康德全部的批判哲学领域，是康德哲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和关键构成。康德一方面即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通过刺激我们感官而使我们产生感觉的“物自体”，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这个“物自体”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所能认识的只是它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而这种表象被认识的前提是它一定要符合主体内心当中的认识形式。因为这种认识形式是先天的存在于主体的内在理性之中，是不可或缺的认识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理性的认知形式，也包括感性的认知形式。因此，当外部客体的存在超越了主体的理性和感性的认知形式时，它将不会被认知。这一点在韩水法教授的《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康德认为我们的认识对象是由认识的形式对于外来的资料的安排整理而成的，因为对象完全是由主观行事安排起来的，所以它仅仅只是现象而已。至于独立于认识形式而存在的对象或者是‘物自身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根本无从知道了”4。单就“物自体”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完全是主观理性的产物，认识形式先天存在于理性之中但却不被认识主体所掌握。材料随然是外部客观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但这种材料形式一定是要符合认识主体在理性当中先天就存在的主观的形式。认识过程则是由材料作用于主体内心的主观形式而形成对该事物的认知。这里表明了康德的一个观点，“我们只能认识我们的认识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而经过主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对象必定打上了主体的深深印记。”5这就构成了客体需要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才能被认识，而主体的认识形式又不等于客体的全部客观表象。正是这种主体、客体两分但又主体、客体皆不可知的前提，才导致了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在内心当中的认识表象来反向推理，去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

对所有的外部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当它只有符合内心当中的认识形式时才能被认识，同样“自由”也需要内心当中的“道德律”去认识，但“道德律”又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完全被人们所认识，因此“道德律”的这种“物自体”性质，使它最终也不能够在现实中给人们带来实现“自由”的真正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由”作为劳动的基础性目的，对它的一切认知与感受均来自于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的真实体验。它既包括内心的理性认知与感受，也包括身体的感性感觉。而人的劳动是感性的实践行为与理性的感知的同一。因此绝不存在一种在感性的实践中是不“自由”的，而在内心当中又可以获得“自由”的感觉。“道德律”确实可以使行为主体通过内心当中的信仰来引导身体上的行为方向，但内心当中的“自由”的获得，一定是建立在感性“自由”在实践中实现为基础的。因此即使内心当中设定了“自由”的方向，而现实中的实践未能达到这种方向也最终不会形成真正的“自由”的感觉。劳动作为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对劳动的解放一定是建立在对劳动实践活动的规律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发现和解决限制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自由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够构成在现实中实现劳动解放的基础。康德哲学思想中的“道德律”的确是“自由”的认识条件，但“道德律”作为彼岸世界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是不能被人完全掌握的。“自由”又因其“物自体”的特征在实践中不能完全被认识。这样就导致了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永远不可能在实践中去认识和把握限制自身在劳动中获得自由的根本原因。因此，“物自体”学说作为康德哲学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最终导致了该学说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劳动解放。

四、结论

在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创立过程中，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渊源作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为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自由”这样一个方向，但最终又因为其“物自体学说”的特点使“自由”仅仅成为了一种向往，是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一种美好愿景。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扬弃，将“自由”这一概念从“纯粹理性”的向度延伸到了人的具体感性实践活动中，使其发展成为人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应根本具备的条件。这种在哲学上的对“自由”概念的根本转向，使人类能够正确的认识到，只有克服现实世界中对获得“自由”所构成的客观限制，打破主体与客体皆不可知的定律，在感性世界中突破外在客观对主体获得自由的禁锢，才能使人类最终获得根本的解放和自由。

注释：

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正文序言，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页。

2.康德：《實践理性批判》正文序言，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页。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正文，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36页。

4.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页。

5.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康德.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