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硕

摘    要：“全球媒介回流”是印度学者达雅·屠苏在《变换中的媒介》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产生于全球媒体产业外围地带的媒介产品流动”。本文试图通过对此概念的简单剖析，了解当前国际传播中的不可忽视的新鲜力量。

关键词：达雅·屠苏;全球媒介流;全球媒介回流

“全球媒介逆流/回流”是由印度学者达雅·屠苏在《变换中的媒介》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尽管他自己专注于视觉媒介的流动，但其中却蕴含着更加宏大的图景：在全球知识、资本、娱乐、产品等在媒介技术剧烈变化的浪潮下，出现的颠覆传统中心辐射逻辑的信息传递模式，即由南营国家向北营国家的信息流动现象。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和理论予以阐释，剖析其生成原因，最终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影响所在。

一、全球媒介流与全球媒介回流

全球媒介流和全球媒介回流是一组相对相生的概念，达雅·屠苏在《变换中的媒介》中将其这两种媒介流定义为：“全球的、跨国性的具有地缘文化感的信息流动”，前者是“主导性流动，由美国牵头”，而后者则“得益于文化工业的全球性繁衍”，是一种“底层流动”[1]。有学者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将这组概念界定于文化研究路径之内，并认为达雅试图建立一种“去美国化”的新研究范式。而究其概念所对应的基本现象，他们也在文章中探寻了达雅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即政治经济学路径，指出其学说的中心是建构“资讯娱乐”（infotainment）的全球化论述[2]。

结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建立的重要合法性前提——对作为商品的信息贸易自由的宣称，即“信息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不难发现，全球媒体流的形成建立在媒介技术高效化消解全球商贸扩张的时间与空間性藩篱基础上，背后运作则依赖发达国家或中心国家知识及权利的殖民性逻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历史上暴力殖民的延续或转化。

但是，商品化的文化或信息本身具有一定的标签意义或量化属性，对于该类产品的进口国而言，仍旧缺乏对历史悠久的本土文化的颠覆能力甚至在市场扩张和技术转移中会遭受到反向流动，这也正是全球媒介逆流能够形成的关键所在。

二、全球媒介逆流的影响因素

具体来看，全球媒体流的主导国家对配置性资源的掌控构成其支配性结构的基本前提之一 ，而从1960年AN&T公司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Telstar开始，全球传播的技术性格局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主要集中在全球无线电频率争夺发展为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驻点为主的争夺。技术格局的变化背后是大公司的利益驱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内在一致性致使美、英、法、日等国对通讯卫星空间最佳驻点的占取。比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负担国际电信通讯中66%的往返任务和98%的国际越洋电视节目的传输 ，这就意味着其在国际社会起码的信息覆盖范围和权利活跃领域。

旧有地理环境和生产技术所塑造的时空观念在全新的如同空气一般的信息系统的包围下被拆解和重构。尽管早在大众媒介诞生之时，人们就已很难意识到亲身经历和间接经验分别建构出的自我间的区别，但是，卫星技术以及后来的互联网技术对全球的征服已经让出于好奇而进行的获知本身变成主体被动性的填鸭式接收，即便是有所疑虑，人们也更多聚焦于对媒介世界提供的信息本身的疑虑之上，更遑论媒介依赖下对虚假和真相毫无所知的大多数人。由此，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或中心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知识殖民和权利殖民，就在于其对传播的掌控，和传播对其身份构建和信息环境塑造的作用。也就是说，全球媒体流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是一种包含着基本的财富流动和主流话语塑形的过程，这里面不乏“自由贸易”、“多元神话”和“现代化图景”的推动力量。

20世纪中叶普雷维什便已开始正视经济全球化下中心-外围国家的贸易差额问题 [3]，这也一定意义上动摇了以传统贸易比价理论为其中一个前提的“自由贸易”的根基，由此也引发拉美国家发展时“进口替代”政策的采用。而从传播角度来讲，由于意识到中心国家对传播技术和资源近乎垄断性的掌握，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积极寻求对现有传播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的突破。到了20世纪70年代，1974年联合国大会对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认可中就包含对“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诉求——关于技术转移和跨国公司的行为规范准则等[4]。

尽管对新秩序的强烈要求最后未能达成，但通讯技术的全球性扩散还是为发展中国家开创自办广播电台以抵抗外来媒介公司做出准备。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移民浪潮的兴起又为外围国家的媒体提供相当的受众基础：由于国际移民多是非英语母语人群，位于其移民国文化圈的边缘地带，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的压力和对信息获取语言上的障碍让他们产生对母语类本土化信息的需求 [5]，可以说，国际移民大量的文化消费拯救了外围国家的广播电台，使其得到有效的运营保障。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外围国家对现行信息流量不平衡及其所导致的国际文化权利地位的落差所产生的不满，是推动外围地带媒介产品主动“回流”的重要动力性因素之一，而技术和资本天然的流动倾向的影响，则是全球媒介回流的基本前提。

三、全球媒介回流对世界的作用

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绝对理性”信念的消逝瓦解着曾经辉煌的主体意识哲学，对主体间性的探索成为人文社科的一大方向。全球媒介流正是这种探索的可视化结果：通过商品化的、机械性的“故事”贩售，中心国家不断巩固既有地位，制定行业规则和标准，让“好莱坞”、“美联社”等成为全球媒体产品的主要“供应商”。而这种龙头式的媒介大亨同样也映射至国际文化、政治等领域。

但是最终，媒介产品的传递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其背后的文化属性，这种属性是两重的：一种是其作品内部所蕴含的符号和故事创作者有意图所进行的文化呈现，另一种则更为深沉，可以看作一系列产品叙事背后透露出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或文化理念。

从表面来看，无论是从新闻还是娱乐产品，外围或边缘国家的崛起似乎预示着这种固定模式有其可趁之机，但深层被全球媒介流所塑形规制的影响却不能轻易消除。比如达雅在《印度的软实力传播——从佛教到宝莱坞》一书中曾经提到过宝莱坞作为印度文化商业化的典型，是由视觉而非文学塑造而成的，其背后是国家级的资本力量和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6]。这种模式的生成自然也是英美等国家的历史遗留。而仅从单纯的故事流传与互文性产品的数量上，印度故事也无法与欧洲等国家的故事在剧本改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而同样，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也凭借其专业化的运作和精准的差异化模式在中心国家打开空间[7]，一开始宣布自己的目的在于打破“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对全球传播体系的垄断[8]”，事实上也一定程度打破了传统中心国家的在国际事件上话语塑造的垄断性权利，却也不得不为传播效果而在语言中妥协，走上母语传播的道路。

倘若从产品表面贩售的顺利程度，我们完全无法苛责许多边缘国家利用全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技术流动为自我传播所进行的努力，但全球媒介回流如果仅仅是从产品销售来说未免缺乏对全球性结构的冲击力度。这种回流背后，更应该被探讨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媒体营造出的媒介神话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倘若谋求国际主流媒体对自我的承认必定需要遵循其标准，即西方传播对价值观的输出对世界的普遍教化作用，如何能够被更多元化的姿态和意义来消解或完善？

就像Galtung曾提出：“外围”的南营国家中精英的利益、价值观以及态度与主流与在“中心”的精英保持一致。“中心—外围”关系建立了为“中心”与“外围”地区主导地位群体利益服务的制度性联系[9]。也就是說，“外围”国家的媒介信息流动本身对中心国家所建造好的全球媒体产品流动格局有着天然的路径依赖，这条路径背后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线索，对其产生变动必须依靠信息话语不断的制造和传播来促成。

参考文献：

[1] Daya Thrussu.Media on the Move：Global Flow and Countra-flow：10

[2] 朴经纬 唐天开.全球化时代的媒体与传播：达雅·屠苏的传播思想评介.新闻研究导刊[J]2016，7：14-16

[3] 曹囡.拉美发展主义理论简述——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社会观察[J]2004.5：45

[4] 殷晓蓉.“全球媒体新秩序”和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一种历史的比较和理论的分析.新闻大学[J]2003.1：14

[5] 孟婷燕.国际传播中的信息逆流模式分析——以半岛电视台为例[D]浙江大学，2011：15

[6] Daya Thrussu.Communicating Indias Soft-power：Buhhda to Bollywood：131-139

[7] 凌娜，吴非.《今日俄罗斯》的理想媒体实践.国际视野[J]2013.09：59

[8] Russia's Media Offensive Seen As Real Threat By West-paper [EB/N]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russias-media-offensive-seen-by-the-west-as-real-threat-46231.（阅读时间：2018-1-23）

[9] 朴经纬 唐天开.全球化时代的媒体与传播：达雅·屠苏的传播思想评介.新闻研究导刊[J]2016，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