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炯权

2019年国庆节前夕，由中宣部、中组部等9部门联合主办评选表彰了278名“新中国最美奋斗者”个人，画家周令钊入选。

周令钊曾与妻子陈若菊在艺术殿堂携手奋进，从画开国大典的毛主席画像，到设计国徽、共青团团徽、政协会徽、少先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再到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他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8位老教授回信时说：“周令钊等同志年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美术事业发展不懈追求，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动。”

回忆过去，周令钊感慨地说：“荣誉背后有我已经去世的爱妻陈若菊的一半。”

因艺术结缘，徐悲鸿夫妇证婚

1948年初春，春风吹开了上海护城河两岸枝头上的花蕊，杏花微雨打湿了沉睡了一夜的城市，轻清柔美的吴侬软语把清晨的弄堂唤醒。朦胧细雨中，一位年轻画师一手撑伞一手握着画笔，细心地将这一切定格在画纸上。

这位画师，就是时任上海育才学校美术教员的周令钊。这一年，他应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徐悲鸿校长的邀请，到该校担任讲师。

周令钊1919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平江县三市镇。受身为美术教员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喜爱画画。1938年，他从湖北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到上海的印刷公司学习修版、制版。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湖南省抗敌画会和广州八一三歌咏队，为田汉创办的《抗战日报》和副刊作插画，为抗战漫画杂志创作连环画。后来，他加入抗敌演剧队任设计舞美，画海报。1945年，他随演剧队入缅慰问抗日将士。1947年到上海育才学校任美术教师。从握笔不稳的稚童到高大帅气的爱国美术青年，周令钊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周令钊到北平艺专任教之初，为纪念一位病逝的老师，师生们发起了一场义卖活动。周令钊把从上海带来的画作放到展览场参与义卖。

比周令钊小8岁的陈若菊，当时是北平艺专美术系的一名学生，长相端庄漂亮的她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对美术的热爱，让陈若菊在学习上比别人更能吃苦，聪颖的她很快成了美术系里功课最好的学生。

一天，陈若菊和同学们一起到义卖展览场参观，被一幅幅具有江南韵味的画作所吸引。陈若菊在赞赏之余，把作者周令钊的名字悄悄记在了心里。

也许是机缘巧合，周令钊正好担任陈若菊所在班级的老师。讲台上的年轻讲师风度翩翩，平易近人，除了对老师的敬佩之情，還有一些别样的情愫在陈若菊心中萌芽。她并不知道，身为课代表的她因为品学兼优，周令钊也关注到了她。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大量庆祝工作需要北平艺专师生参与。满怀革命热情的周令钊带领学生整日穿梭在不同的会场进行场地布置。他最得意的学生陈若菊做事认真细致，渐渐成了他最好的帮手。通过多次合作，两人发现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还能取长补短。

“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时候，男同志应该主动一点，要把握住机会。我当时给她写了一封信。一是为了表达我对她的好感，二是希望她能够和自己成家，两个人共同进步，把事情做好。”周令钊回忆道，当时，陈若菊腼腆地答应了。

1949年7月1日，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在自家那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为周令钊和陈若菊举办了婚礼。作为证婚人，徐悲鸿夫妇还为周令钊和陈若菊订了一个大蛋糕，并赠送了一幅精心绘制的《双马图》，寓意小两口从此并驾齐驱。

夫妻并肩，用画笔见证历史

从此，周令钊和陈若菊开始了近60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他们挥舞画笔，绘制了夫妻携手前行的美好画卷，更是创作了许多见证历史的作品。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周令钊曾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给人印象深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时年30岁、新婚不久的周令钊，对他说：“学校决定，毛主席画像就由你来画。”

接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周令钊既兴奋又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

“令钊，我来当你的助手吧。组织上这么信任你，我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关键时刻，陈若菊给丈夫打气。周令钊立刻带着陈若菊来到天安门，爬上由3个直梯绑成的长梯，登上搭建在城楼东墙根的脚手画架，开始工作。

巨幅画像的关键是控制比例，需要打格子放大。周令钊和陈若菊做了一个粉线袋，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两人便带着干粮登楼作画。两人配合默契，互相鼓励，每天都要画到天黑。

1949年9月30日夜，一幅高6米、宽4.6米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基本完工。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上方，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仰，洋溢着慈祥的微笑。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

“像，非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但聂荣臻左看右看，觉得主席的风纪扣“还是系上好”。周令钊夫妇于是又爬上脚手架，小心翼翼地修改。梯子挪动十几次，他们上上下下几十次，直到画像修改满意为止。

画像绘制收工时，周总理又派人赶来对周令钊说，毛主席画像下面那行“为人民服务”的字，远看又小又花，还是去掉好。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又一次爬上长梯，站到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修改。

到画像完美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就站立在周令钊画的那幅画像的正上方。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亲眼看见毛主席按下电动按钮升起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令钊激动地对妻子说：“我们完成了人生中一个重要而伟大的工作！”陈若菊笑着点点头，眼里满是深情。

1950年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的两位领导敲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的家门。他们告诉罗工柳，中央决定要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套人民币，请他参加，但要严格保密。罗工柳答应了，并向他们推荐了周令钊。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瞒着妻子陈若菊住进了北京印钞厂。设计过程非常保密，哪怕一个小的纸角都要交到保卫部门登记。为了使设计出的图案更加逼真，突出民族特色，周令钊多次到故宫、颐和园去临摹古石雕、石刻和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先后画满了十多个速写本。他还专门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来丰富自己的设计思路。

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革命历史，里面包含延安、天安门等形象。为此，周令钊和同事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延安的宝塔山、龙源口石桥、天安门，这些钞票上的风景基本上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

因为保密的要求，陈若菊并不知道丈夫在外奔波是做什么，但是她理解，丈夫一定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家庭，不让周令钊有后顾之忧。

“最美奋斗者”，荣誉有爱妻一半

1958年，第三套人民币开始设计。才思敏捷、富于创新的周令钊担任总体设计。当时，周令钊的眼睛累坏了，不到40岁的他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后来，陈若菊也被调去参与设计工作。陈若菊心灵手巧，注重细节，负责票面图案的造型。两人合作默契，取长补短。这套人民币入选奥地利出版的《国际钱币制造者》一书，其中的5元纸币被评为“世界钞票精品”。

1978年，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临近完成时，设计小组突然接到通知，要求设计壹百元币。票面上各民族人物已用到“极致”，还能画什么？周令钊冥思苦想，建议把4位领袖画上人民币并最终获得批准，从而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像做图案的先河。

在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之前，周令钊还在妻子的协助下参与了中国共青团团旗、中国少先队队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八一勋章、解放勋章，以及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穹顶“满天星”灯光方案等许多代表国家形象的艺术设计。

为了收集创作素材，周令钊和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任教授的妻子陈若菊每年要挤出大量时间深入全国各地采风。夫妻俩的合作作品，记录了祖国各地或气势恢宏或小桥流水的景色，绘制出了人们心中美好的梦想。

“如果你不到一个地方去，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就永远不知道它的险，更不知道它的美。” 陈若菊曾这样感慨，而这一件件作品都凝聚了她和丈夫跋山涉水采风写生、日日夜夜携手创作的家国情怀。

2013年，在已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岗位退休的女儿周容的陪同下，坐着轮椅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又一次回到周令钊的老家平江采風。在周令钊的美术生涯中，有许多含有家乡元素的经典作品。

令人心痛的是，这年11月11日，85岁的陈若菊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周令钊悲痛之余决定要好好活下去，用手中的画笔替挚爱的妻子继续描绘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壮丽画卷。

在周容眼中，父亲是一位天分颇高又专注勤奋的艺术家。接到任务，不分大小，他都信心满满、兴致勃勃地做到最好。听女儿提起往事，周令钊微笑着表示：“用艺术报效祖国是我与老伴一生的追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只能舍小家为国家。”

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的艺术作品令人仰止，不少人想出高价收藏，却被周令钊夫妇拒绝了。2011年，他们将自己80余幅画作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2015年平江县周令钊美术馆开馆，周令钊又捐献了一批精品力作，并亲自为彩墨长卷《三月扑城奏响盛世中华》题词。

周令钊现在仍然坚持艺术创作。98岁时，他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99岁时，他指导并设计了为纪念中非建交45周年发行的中国首套生肖题材的纯银纪念钞。期颐之年的他鹤发童颜，耳聪目明。老人的长寿秘诀是——超脱、纯粹、好心态。很多人都称呼他为“人民艺术家”，而他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只不过是时代机缘给了我一个为国家设计、为民族创作的机会。”

2019年国庆节前夕，由中宣部、中组部等9部门联合主办评选表彰了278名“新中国最美奋斗者”个人，周令钊有幸入选。

如今，翻阅着和妻子共同创作的一幅幅作品，周令钊仿佛回到了和妻子相濡以沫的那64年时光，“荣誉背后有我已经去世的爱妻陈若菊的一半。”他们的情感随着时光的流逝，被珍藏在了画作里，珍藏在了记忆深处，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