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

鄧亚军身上的标签很多，女法医、女博士、中国科学院DNA鉴定专家，建立中国最早的第三方亲子鉴定机构，创建国内首个公益性寻亲DNA数据库。

邓亚军做DNA鉴定20余年，专注于亲子鉴定超过15年，她说：“亲子鉴定不只是一把锋利的刀，割断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人性是人的事，亲子鉴定只不过是让你更加客观、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

从法医转行“DNA鉴定”

1992年夏天，高中毕业的邓亚军如愿拿到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攻读法医专业。刚进大学时，邓亚军胆子小，同学们笑话她，说把她关在屋子里解剖尸体，一会儿推出去的就是两具尸体。邓亚军很好强，鼓足勇气跟同学争着做尸体解剖，实习时争着跑现场。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样做都是为了克服恐惧，给自己壮胆。

4年后，邓亚军大学毕业，成了当时非常少见的女法医。参加工作的第一天，邓亚军所在公安分局辖区内有一家打火机厂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夺走16条生命，她立刻赶赴爆炸现场，平生以来第一次脑子一片空白。邓亚军全天接触到8具尸体，工作完成以后，她已筋疲力尽，心情沉痛至极。

邓亚军所在的分局辖区一共有两位法医，每人每年要做300多具尸体解剖、400多次伤情鉴定，工作地点大多在荒郊野外，每次要现场做两三个小时的解剖，判断死因、凶器和死亡时间，再做现场汇报会。邓亚军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艰苦，但只要需要跑现场，她二话不说，立即换上警服，拎起箱子就走。

邓亚军在工作中有一个信条，如果预判的罪犯和破案后的嫌疑人一致，就会非常有成就感。邓亚军说：“也有不能给出明确判断和答案的时候，而我向来喜欢确定性带来的成就感。”

1999年9月，邓亚军考取母校法医学的研究生，分局领导特批她带薪攻读。第二年，她跟着导师前往北京做课题，从此接触到DNA鉴定。攻读研究生期间，邓亚军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后又进入全球知名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水稻基因组。虽然同属于司法鉴定领域，但与法医鉴定技术却有天壤之别。

邓亚军形容自己所在的科研团队就如同生产线，七个流程的团队领导各个都是硕士、博士，她当时学历最低。但邓亚军努力钻研的态度和显露的责任心，让项目负责人选中她来担任团队的总协调人。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邓亚军没休息一天。她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团队的任务量比极限值高出20%，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水稻基因组计划结束后，邓亚军顺利完成了硕士答辩，随后，她又考取了博士。然而，继续攻读意味着她不得不告别最初的警察身份。邓亚军动情地说：“虽然满是不舍，我还是穿上刚刚发下来的‘99式蓝色警服，戴着警衔，拍了一张照片，离开了公安系统。”

邓亚军博士毕业后回到华大，担任刚刚成立的华大司法DNA鉴定中心主任。这又是一个没人愿意带头尝试的全新领域，但能做自己熟悉的老本行，她十分高兴。DNA鉴定中心成立第一年，几乎没有什么客户，企业全年亏损17万元，邓亚军决心实现转变。履职司法DNA鉴定中心主任的第二年，邓亚军认真分析了行业原因，果断做出改变，彻底扭转了鉴定中心的命运。

主持建立国内首个公益性DNA数据库

在当时做亲子鉴定，每份样本需要1200元的费用。邓亚军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降价，每份样本的费用直接降为600元，几乎不给自己留利润空间。事实证明邓亚军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年，鉴定中心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海啸，许多遇难者的遗体高度腐烂，DNA检测成了对这些遗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这时候，邓亚军的科研团队刚刚组建一年多，她在外交部委派下，带领5名成员组成的中国DNA援助组赴泰国参与救援。邓亚军决定承担全部的检测费用。

“烈日暴晒和海水浸泡过的遇难者尸体，一些部位的DNA已经分解，很难检测出DNA。此时，DNA鉴定工作还有英国、韩国等国家也在做，这实际上成了一种国际竞赛。”邓亚军面临着复杂的现实情况，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带领团队高效运作，实际检测了473份样本，成功率高达84.7%，远远超过国际上50%左右的水平。依据中国DNA援助组提供的数据，泰方最终确认了大批遇难者的身份。

3年后，为帮助寻亲者找到亲人，邓亚军主持建立国内首个公益性的“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用科学的方法免费帮助众多寻亲者。在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邓亚军和她的公益团队共处理寻亲案例2000多个，为近百个家庭找回了亲人。

邓亚军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让她成为DNA鉴定领域里的明星。2012年，邓亚军离开华大司法DNA鉴定中心，开创了属于自己的DNA鉴定所。仅仅1年，她的鉴定所就接受委托3000多例，成为国内技术最先进的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之一。然而，邓亚军不曾想到的是，她期望通过科学手段得到的“确定”结果，远比从前在生死事件中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最初的两年里，邓亚军一度感觉三观被颠覆。当DNA鉴定结果显示孩子根本不是夫妻俩所生，最先进的技术，鉴定出了最不堪的结果。邓亚军很清楚，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客观看待事实。

2016年9月，一名30多岁的漂亮女士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做鉴定，女士说，丈夫总是听人说儿子跟他不像，为了打消疑虑，丈夫准备下个星期带儿子来做鉴定。这位女士心里十分不安，因为她的确有一个情人，于是决定赶在丈夫之前带着孩子来做鉴定。邓亚军安排给女士、男孩、女士的情人3人采集血样。鉴定结果经过比对，孩子的确不是女士丈夫的，而是她和情人的儿子。女士哭得很伤心，哀求邓亚军，求她做一份假的鉴定结果给她的丈夫，邓亚军只能婉言拒绝。

根據邓亚军所在的鉴定机构统计，每年承接的上万例亲子鉴定中，有10%是非亲生。这组数据一经公布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亲子鉴定也被贴上各种标签，因为千百句的谎言只一纸报告就能拆穿。亲子鉴定技术证明夫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亲子鉴定机构曾经一度被称为“婚姻粉碎机”。

总有人问，亲子鉴定是不是太无情？对此，邓亚军有自己的看法，前来进行亲子鉴定的家庭，本身就有成员心存疑惑，而绝大部分的家庭是不需要来做亲子鉴定的。因此所公布的“非亲生比例数据”只是前来鉴定的人群中产生的，即便心中怀疑的家庭，仍有90%的比例为亲生，所以数据实际上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

科学鉴定真相，有的爱和血脉无关

邓亚军坚信科学让人性更透明，她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科学是没有对错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真相，也只能对真相负责，因为后果不是我们造成，我们只是用科学把结果公开化而已。被欺骗的人，有权利知道真相。”

曾经，有一家三口来做亲子鉴定，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邓亚军发现他们在好几家机构做过多次鉴定，结果都显示儿子是他们亲生的。原来，这名妻子当年做过错事，无法消除内心的不安。那天，邓亚军劝了他们好久，告诉那名妻子，丈夫爱她，儿子又是她和丈夫的，已经很圆满，她要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好好爱丈夫，好好爱孩子。看着一家人满意离开的背影，邓亚军非常欣慰，因为有些爱不是为了证明，而是要珍惜着好好过。

作为职业鉴定人员，邓亚军是很多求助者坦陈事实的对象，是他们无处倾诉时的一双耳朵。十几年的亲子鉴定工作中，邓亚军看到很多人拿到鉴定结果之后如释重负，他们不必再生活在欺骗中，不必生活在担心谎言被戳穿的恐慌中，面对真相，开始懂得珍惜，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

邓亚军在工作中遇到太多的故事，她知道有一种爱和血脉无关，尽管结果难免残酷，却并不妨碍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因此她也会更加客观平等地看待人间亲情和世道人心。

2019年初，有位父亲登门造访，他的孩子16岁了，他却怀疑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出所料，鉴定结果证明，他养了16年的儿子并非亲生。拿着鉴定书，这位父亲呆坐在接待室里缓不过神，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养亲比血缘更亲。”他最终决定不把鉴定书带回家。邓亚军和她的同事十分感动，无论人心多么复杂，在那一刻，他们看到了人心深处最温暖的地方。人们面临怎样的婚姻是不能预料的，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却可以选择。作为一个健全而独立的人，知道真相后做出判断和选择，要比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好。

在众多的鉴定案例中，有一件让邓亚军印象深刻。小磊是个不到6岁的男孩，父亲在监狱服刑，母亲在丈夫入狱后撇下小磊走了，伯父收留了小磊。小磊到了上学年龄，由于父母没有结婚，按照规定，非婚生孩子上户口要经过亲子鉴定。邓亚军受当地派出所委托，去给小磊做亲子鉴定。邓亚军和派出所民警前往小磊爸爸服刑的监狱，小磊的爸爸很高兴，说自己很快就能出狱和小磊团聚了。邓亚军很受感动，面前男人的那张沧桑的面孔，洋溢着深深的父爱。然而鉴定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小磊和狱中的爸爸没有血缘关系。见惯了意外结果，邓亚军还是对小磊的情况非常揪心，小磊的未来会怎样？伯父还愿意再养他吗？出狱后的爸爸又会怎样对待他？

令邓亚军没想到的是，当小磊和爸爸再次找到她，眼前的小磊开朗阳光。因为亲子鉴定的结果，小磊没有办法落户，爸爸最终决定领养小磊，所以需要再做一次亲子鉴定，便又找到邓亚军。这一次，邓亚军免去他们的鉴定费。小磊的爸爸笑着表达感谢，他还告诉邓亚军，尽管小磊不是他亲生的，他和哥哥会继续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小磊。

邓亚军深有感触地说：“是小磊和家人这样的故事，让我的职业可以和真善美联系在一起。”亲子鉴定其实不只是一把锋利的刀，割断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正如一句话所说：“所谓的家人，并非最初就是家人，而是一日一日，不断在生活中积累感情，而慢慢成为家人。”

邓亚军是个乐观主义者，工作之外，她还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跑马拉松，上电视节目，带着员工玩。即使见证许多为自己埋下悲剧种子的人，她依然相信爱情和亲情。亲子鉴定于她而言，始终是技术工作，是科学研究，她从不把亲子鉴定当作传递信念的介质。邓亚军说：“人性是人的事，亲子鉴定只不过是让你更加客观、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