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珍，胡知齐，罗 兵，刘必勇，开金云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与乳腺癌的复发、转移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1]。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STING)是cGAS-STING信号通路的核心调节分子，作为细胞质内的DNA感受器，参与固有免疫应答，与恶性肿瘤及调节其TME中免疫细胞浸润密切相关。目前，有关STING蛋白表达与乳腺癌的报道较少[2]。因此，本文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乳腺癌组织及其癌旁正常组织中STING蛋白的表达，分析其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2016年7月～2018年6月入院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入组病例。纳入标准：本组分析对象均行外科手术，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乳腺癌；能够留取完整的病理学资料，提供足够行免疫组化检查的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距离癌组织2 cm)样本。排除标准：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术前行新辅助治疗者。经筛选共入组42例，患者均为女性，平均年龄(38 ±11)岁；TNM分期：Ⅰ期3例，Ⅱ期32例，Ⅲ期7例；分子分型：Lumina A型13例，Lumina B型17例，H型5例，TNBC型7例。

1.2 方法免疫组化采用SP法染色，常规行组织脱水、透明、浸蜡、包埋、切片和烤片、切片脱蜡、抗原修复，用3%的过氧化氢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并滴加正常山羊血清室温封闭30 min。用油性笔在组织周围画圈标记，并滴加稀释好的一抗(STING、CST稀释比1 ∶1 000)，于4 ℃湿盒中孵育15 h。PBS冲洗3次，每次3 min，吸水纸擦干切片后滴加HRP标记的山羊抗兔二抗，37 ℃孵育20 min。PBS冲洗切片4次，每次3 min，吸水纸擦干切片后滴加新鲜配制的DAB显色液；再进行复染、脱水、封固。

1.3 结果判断STING蛋白阳性定位于细胞质，呈棕黄色颗粒。免疫组化结果判断需根据细胞着色深度和阳性细胞百分比综合评价。(1)按阳性细胞着色强度计分：无着色为0分，黄色为1分，棕黄色为2分，棕褐色为3分。(2)按阳性细胞百分比计分：随机选取5个视野观察，记录阳性细胞数占总细胞数的比率并取其平均值：≤5%为0分，>5%～25%为1分，>25%～50%为2分，>50%～75%为3分，>75%为4分。其中将两者得分结果相乘为最终得分，≥1分为阳性，<1分为阴性。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多组总体比较用R×C列联表χ2检验，两组之间比较用Fisher精确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参数与乳腺癌术后是否复发之间的关联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乳腺癌及癌旁正常组织中STING蛋白的表达STING蛋白阳性定位于细胞质，本组42例乳腺癌患者，其乳腺癌组织中STING蛋白阳性10例(10/42，23.8%)，癌旁正常组织22例(22/42，52.4%)，STING在乳腺癌组织中的阳性率低于癌旁正常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69，P<0.05，图1、2)。

图1 癌旁正常组织中STING蛋白呈阳性，SP法 图2 乳腺癌组织中STING蛋白呈阴性，SP法

2.2 STING蛋白表达与乳腺癌病理特征的关系STING蛋白表达与乳腺癌Lumina分型有关(P<0.05)；STING蛋白表达与TNM分期、组织学分级无明显相关(P>0.05，表1)。

表1 STING蛋白表达与乳腺癌病理特征的关系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对42例乳腺癌患者术后进行随访1～5年，23例乳腺癌患者发生肿瘤复发，19例乳腺癌患者未发生复发。本实验选取患者年龄、分子分型、TNM分期、STING蛋白表达水平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STING蛋白低表达是乳腺癌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2)。

表2 乳腺癌术后复发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3 讨论

国内乳腺癌发病率高居女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近年乳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呈上升趋势。依据国内外临床诊疗指南，对乳腺癌患者进行TNM分期和Luminal分型，有助于其整体治疗方案的选择和预后的判断[3-4]。但是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系列与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相关的蛋白分子不断被发现[5-7]，如何更加准确地对乳腺癌患者进行分类逐渐成为新的挑战。

环磷酸鸟苷-腺苷合成酶 —— cGAS-STING作为经典的固有免疫应答信号通路，在先天性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且被证实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核心调节分子STING存在于细胞质内，在人体细胞受外源性核酸污染或自身DNA损伤出现核泄漏时，发挥“哨兵”的作用，识别并激活下游通路产生INF-β，从而募集并激活免疫细胞，发挥免疫调节作用[2]。

研究发现，多种肿瘤组织内STING蛋白处于低表达状态，可能与其参与免疫抑制及免疫逃逸相关[8]。本组乳腺癌组织中的STING蛋白阳性率低于癌旁正常组织，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下调的STING-TBK-l-IRF-3通路可能参与癌症进程[9]。TME是肿瘤细胞周围的支持组织，一般由细胞外基质、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等组成，其构成复杂，功能多样，且在不同患者体内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检测及评估TME有助于指导患者进行恶性肿瘤的精准治疗[10]。目前，已有相关实验显示激活STING通路，可以达到上调肿瘤周围微环境免疫细胞的功能。本组实验结果显示，STING蛋白低表达是乳腺癌术后复发独立危险因素。因此，STING蛋白有望成为乳腺癌治疗的潜在靶点。

本组实验发现STING蛋白表达与患者的分子分型相关。有研究发现过表达HER-2可以激活经典的乳腺癌HER-2-AKT1信号通路，并能够强烈抑制cGAS-STING信号通路，产生相关的免疫抑制效应[11]，与本组发现的STING蛋白阳性率在Luminal A、Luminal B型及TNBC中低表达一致。针对这些特殊类型的乳腺癌患者，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靶向治疗策略。

综上所述，乳腺癌组织中STING蛋白表达降低，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相关，可能参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进程，有助于评价肿瘤分子分型，对指导乳腺癌治疗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医学的发展，将从分子水平进一步研究肿瘤的发病机制，实现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