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1910年年底，大批大批的人聚集在车站、码头，一切可以送他们返乡过春节的地方。

大雪纷飞，水上结冰，老家的人在放鞭炮、贴对联、逗逗飞、弹杏核、摔泥炮、扑拉杆，童年过春节时熟悉的一幕幕，已经在返乡大军的脑海中回荡起来。

可他们不曾想到，一场夺走六万人生命的瘟疫，已悄悄在中国东北爆发。

疫情最初：无人在意，春运照常

起初，没多少人在意这件事。当满洲里的死亡报告传送到中央时，清政府的大臣们还只当做是简单的意外死亡处理，满洲里以外的百姓，大部分不知情，即便听说的，也只当这是一件离自己很遥远的事。兵荒马乱的年头，要操心的事太多，一个小小的满洲里死了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

那年春运前，没有封城、没有警戒，没有任何针对鼠疫的隔离措施。百姓们如往常一样坐上火车，里面卫生条件糟糕，车厢里，还有人不加遮掩地对别人咳嗽。

直到1911年1月，哈尔滨多地传出大量死亡报告，傅家甸更是因死亡人数过多遭到隔离，身处北京的王公大臣们接到报告，才警觉地召开会议研究此事。

他们发现这些死者表现的症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起初，他们也许只是高热、畏寒、淋巴结肿大，很快，他们出现呼吸道感染，咳痰、咯血、脓血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在脚趾等处皮肤出现黑紫色。死者家属告知官府，这些人从发病到死亡不过3～5天，本来好好的人，顷刻间死于休克及呼吸衰竭，病死后，他们全身皮肤呈黑紫色。当地有方士说，他们这是死于邪术。

这是一起棘手事件，政府担心闹出恐慌。但不巧的是，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摇摇欲坠之境地，列强环伺，南方的革命军又蠢蠢欲动，此时距离辛亥革命不到一年。清朝统治者入关200年，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锐气，他们犹如颓废无力的病人，坐在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上，对于这场东北暴发的未知瘟疫，他们感到困惑。

哈尔滨是三方争夺之地。俄国占领了那里的铁路和部分土地。日本人也在城市里安插人手，对此地虎视眈眈。清国虽享有名义控制权，实际行动上却多有掣肘。瘟疫暴发后，日本、俄国先后发来电报，名义上是帮助清朝平息瘟疫，实际上，他们正想借机出兵东北，瓜分土地。

东北到了最凶险的时刻。前线传来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万，并且继续飞速上涨。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哈尔滨，死亡人数已超过三千人。在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每天深夜，都有人拖着尸袋悄悄离开，很快，尸袋也不够用了，大街小巷散发着尸体冻在雪地里的味道。

在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瘟疫的恐怖具体到了个人在大雪中的哀叹。傅家甸封闭起来后，书中的人物周济跪在地上呐喊：“老天爷呀！你叫走一代人不行，还想三代一起叫呀——”

那一年，周家三代人因为鼠疫全部死亡。

1911年年初，清廷惶恐。皇帝糊涂，不懂瘟疫的官员也束手无策，就在这时，有人挺身而出，接过了平息瘟疫的重担。

疫情暴發：尸体解剖，发现病毒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记住三个名字：施肇基、伍连德、林家瑞。

施肇基是时任清廷防疫大臣，伍连德受他赏识，是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林家瑞则是伍连德的助手兼学生。据《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记载：瘟疫暴发后，正是在施肇基的推动下，伍连德及助手赶赴东北，调查瘟疫。

伍连德

伍连德去到哈尔滨后询问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台于泗兴，让他介绍下瘟疫的情况。于泗兴说：“在哈尔滨附近有24000名居民的傅家甸出现怪病，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皮肤几天内变成紫色。”

伍连德问：“最早的病例是出现在傅家甸吗？”

“不是，是在满洲里。那些捉土拨鼠的窝棚里。”于泗兴说，“这东西的毛皮加工一下，跟貂皮一模一样。他们在野外捉到20只以后，就返回满洲里，待在拥挤的土窝子里面准备出货。满洲里那地方有个大交易市场，三年前成交70万张，今年成交250万张，而且价格涨了六倍多。从关内经过哈尔滨去满洲里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干这个的。更有甚者，新来者不光取其皮，而且还食其肉。”

“满洲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病人的？”伍连德继续追问。

1910-1911年， 东北鼠疫流行，黑龙江哈尔滨第一疑似病院。（fotoe 图）

于泗兴回答：“大概是西历10月下旬吧……奉天总督锡良大人闻讯后，特意派遣两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前来处理。”

伍连德很感兴趣：“他们做了哪些防疫工作？”

于泗兴道：“据下官所知，他们发现病人以后，送往医院……（医院）是利用当地商会临时改建的……愿意就地安葬的，官府为死者提供棺材，还可以征集民夫，挖墓掩埋。愿意回乡安葬的，就得自己承担路费了。”

伍连德吃了一惊：“回乡安葬？很多人返回家乡吗？”

于泗兴说：“是呀，很多人扶灵回乡。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绝大部分山东人是定要回家乡过年的，现在还是陆陆续续的，再过半个月傅家甸就要唱空城计了。”

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把疫情拖到春运，没有任何防疫措施，傅家甸的瘟疫就会随着返乡的一列列火车，迅速蔓延到山东、河北等关内土地。到那时，别说哈尔滨，瘟疫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

他决定要解剖患者尸体，查明瘟疫原因。

可尸体解剖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被允许的。直到近三年后，1913年11月22日，内务部才颁布了解剖条例，官方第一次准许解剖。

伍连德擅自解剖尸体不仅违法，还会背上违背伦理的指控。更危险的是，稍有不慎，他将因为解剖而感染瘟疫。陪同的姚医生劝阻伍连德，但他坚决要这么做，他对姚医生说：“我知道在做什么，一切由我承担。”

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在傅家甸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通过这次解剖，伍连德很快就在死者细菌培养基上找到了鼠疫杆菌团，证明病人血液中存在活的鼠疫杆菌，也就是说，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正是鼠疫。

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敌。人们对它的恐惧，不亚于艾滋病、埃博拉、癌症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它的流行曾使欧洲南部 1/5 的人口丧命，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肆虐了两个世纪之久。

因为鼠疫，1350～1400 年间，欧洲人寿命从 30 岁缩短到仅仅 20 岁。16～17 世纪，鼠疫让欧洲至少 2500 万人死亡。这也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名头。

在历史上，鼠疫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起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根据感染途径的不同，鼠疫又分为腺型和肺型。腺型由被感染跳蚤叮咬引发，可进而发展到肺部，致死率高。肺型则潜伏期短，传播迅猛，任何肺鼠疫感染者均可通过飞沫传染他人。伍连德发现：东北的这次鼠疫，正是肺鼠疫的大面积传染。

情势紧急，伍连德当即通知政府官员，呼吁他们立即电告俄当局在哈尔滨官员，迅速展开抑制肺鼠疫传播的隔离措施。可当时大部分人不晓得为何隔离，也不明白伍连德为何小题大做，他们以为鼠疫就是老鼠咬了人，既然如此消灭老鼠不就行了，隔离人做什么？伍连德提醒他们：鼠疫可以人传人。可惜，最开始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没有听劝，哈尔滨大部分民众也不以为然。

彼时，东北遍地是文盲，医疗物资急缺，群众缺乏防护经验，连什么是隔离都不知道。伍连德到达后，用英文电报向施肇基汇报：

1、医无素养之困难;

2、药品无储备之困难;

3、财政应付不及之困难;

4、病院隔离筹备不及之困难;

5、断绝交通之困难;

6、焚毁尸体、物品隔离之困难。

在当时的哈尔滨各大医院，病房里的病人之间没有隔离，不同病室的通道也没有隔离，病房本身就是一个鼠疫细菌培养皿。哈夫肯管理的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就是如此，伍连德进去后发现，病房里根本没有缓冲区，有一个鼠疫病房收留了8个患者，其中6个中国人，两个俄国人，病房的门却开着，和外界没有一点隔离措施，而医生连口罩都没有戴。

俄国人没有听伍连德的建议，抗疫初期，中俄双方各自为政。直到俄当局负责防治哈尔滨鼠疫的迈斯尼医生感染致死，骄傲的俄国人才不得不承认伍连德是对的。

口罩、隔离与封城

中俄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鼠疫。

伍连德要求官员们必须严格执行下列措施：

1、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整个地区划成四个相互严格隔离的小区，每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作为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员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一旦发现患者和可疑病人，马上送入防疫医院，并对其住处进行彻底消毒，情况每日上报。

2、負责检查病人的人必须是接受过培训的医护人员，政府发动各大厂家加紧生产口罩，务必使口罩尽快分发给医护人员和哈尔滨市民。

3、从长春调1160名官兵维持秩序，严格控制傅家甸地区人员出入。带队军官列席鼠疫联席会议。

4、为了弥补医疗人员的不足，培训600名警察，协助医务人员进行鼠疫防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隔绝交通。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伍连德的建议下，1911年1月13日，山海关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火车。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到病人就地截留。1月20日，邮传部电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关的头等车。1月21日，京津火车一律停运。

1月14日，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停驶。1月19日，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二、三等车停止售票，其头等车采取检疫后登车的办法。至此，铁路交通彻底阻断。

鼠疫后实行隔离在今天是一个常识，但在清末，很多重视家庭的老百姓不能理解，他们不懂现代医学，听到隔离就害怕，他们担心官府隔离自己就是要他们去死，所以在实行隔离之初，伍连德背负了巨大压力。

在当时，伍连德对抗的不只是鼠疫，还有许多人的愚昧。他申请政府将东北火车暂时停运，很多人唾骂他无视老百姓春节返乡的迫切愿望。等到他决定焚尸消毒，反对声浪更大，就连清政府也多有疑虑，因为中国传统流行土葬，火葬正面冲击社会习俗，政府担心酿成民变。

后来，通过伍连德支持者的多方努力，火葬才得以批准。隔离与火葬，成为控制鼠疫的关键。

据《鼠疫与近代中国》作者饭岛涉统计，1910年，肺鼠疫由黑龙江省西北部经铁路南下，蔓延至整个东北约七十个县，死亡总数达到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二人（伍连德自述有六万人）。好在，仅仅用了67天，伍连德就大体平息了鼠疫。他不但挽救了东北危局，也为关内百姓解除了潜在危机。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黑龙江哈尔滨第三区防疫执行处疫员。（fotoe 图）

1911年，黑龍江哈尔滨，伍连德博士在中国第一个防疫实验室内工作。（fotoe 图）

疫情结束：建立防疫体系

东北鼠疫不仅让伍连德登上历史舞台，也改变了中国的传染病防御处理体制。在这场疫情之后，清政府于沈阳召开了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史称“万国鼠疫大会”，总结东北鼠疫的经验和教训。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自主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据统计，有11个国家，数十名医生参与。年仅 32 岁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讨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具体问题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预防鼠疫再次爆发？”

伍连德与其他学者连夜讨论，最终确定了三部分防疫措施：

第一部分，是使用疫苗和免疫血清进行预防接种;第二部分，是在疫区城镇和农村控制鼠疫传播所采取的措施;第三部分，是防止鼠疫大规模传播应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都被写进了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里。1913年，伍连德在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成为首位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

1926 年，他将相关资料整理出版，中译名《肺鼠疫论述》。这部 480 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在反思东北鼠疫时，伍连德强调：东北鼠疫暴发的源头，是因为大量捕猎者射杀土拨鼠，获取土拨鼠的皮毛，拿到市场售卖。鼠疫最初就在他们中传播。

鼠疫发生时正是中国的春节，东北天寒地冻，劳工返乡后，和家人团聚后就窝在小屋子里，这就有了两个便捷传播途径：一个是返乡时的人群聚集区，一个就是家里，尤其是爹娘儿女吃团圆饭的时候。因此，防治鼠疫，尤其是像春运时分，交通隔离与患者隔离都是必不可少的。

隔离的同时，卫生设施的改善也是重中之重。清末，东北许多城镇和村庄卫生条件差，就连哈尔滨这种大城市，在鼠疫面前也暴露出卫生防疫的陈旧。鼠疫会议指出：要吸取教训，真正防治鼠疫，就要花大力气改善城镇、农村的卫生条件，配备相关的医疗队、防疫站，以及能第一时间播报疫情的信息接收途径。

最后，伍连德提醒，改善人们的观念也至关重要。鼠疫传播得如此迅猛，不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威力，更在于很多民众迷信宗教、抵制科学，甚至由于“死者为大”的观念，因为害怕官府焚尸而隐瞒亲属死讯，自行把死者土葬或抛尸荒野，导致疫情扩大。

当时有一个黄巾教，宣称入教即可免于鼠疫，很多老百姓真的信了，然后他们大量聚集，反而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抗击鼠疫成功为伍连德确立了“权威”，权威是一个比诸多科学宣讲都要让人信服的符号，伍连德成为防疫权威后，推行防疫就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不理解焚尸、拒绝隔离。

1918年1月10日，伍连德麾下的一名美国医生，按常规取走一名死者的脾脏，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清洗和缝合尸体、为之穿戴衣帽，就引发了死者家属的狂怒，酿成一场仇洋运动。激进者甚至闯入医师驻地，纵火抢劫，逼退防疫队。随之，伍连德被逼走，割据山西的阎锡山担心中央政府介入，让各地自行推进防疫工作。这些地方官员缺乏经验自以为是，结果山西一万六千人因鼠疫和人祸而死。

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因鼠疫死亡的教民被实行火葬。（fotoe 图）

尽管阻力重重，在东北，伍连德还是推动了奉天防疫局的整顿，制定了《卫生清道之规则》。奉天防疫局借鉴西方现代防疫手段，设置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户口调查部、检诊部、消毒部、隔离部、药科部、微生物实验部，各地设置防疫所，召集学员普及卫生思想，为改善中国的传染病防御处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可惜，适逢兵荒马乱，先是辛亥革命，改朝换代，后是军阀割据，全国制度不统一，伍连德等人虽然摸索出了成功经验，但无法推广全国，而民智的启蒙，实为漫漫长路。纵然学者确定了一套现代标准，民智不张，官僚腐败，防疫也只是个空壳子，瘟疫一来，也就现了原形。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当瘟疫横行，挽救老百姓的性命，并不是官员的漂亮话，而是伍连德这样做实事的人。

民国时期，中国依然遭遇鼠疫的威胁。1917年底，山西鼠疫;1920年底，肺鼠疫在哈尔滨死灰复燃。但这一次，罹疫死亡者包括西伯利亚在内，只有八千人。

纵观民国早期的鼠疫防治，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央地矛盾与民众的接受程度。民国早期并非一个强势中央，中央空有其名，对许多地方有心无力。山西鼠疫，伍连德之所以被迫离开，一方面是民众被煽动的仇洋情绪，另一方面在于山西军阀与中央的矛盾，使他们对政府派来的伍连德多有顾虑。央地矛盾，导致上下政令不一、阳奉阴违，地方瞒报漏报，甚至干脆在没有现代医学常识的指导下自行解决，反而害了自身，给鼠疫可乘之机。

从属于央地矛盾的，就是财政问题。简单来说，鼠疫等传染病是突发状况，在央地矛盾的前提下，防治鼠疫，是中央掏钱，还是地方掏钱？如果中央经费不足，地方低估疫情，财政缺口就会导致疫情防治不力。

央地矛盾与财政问题相伴相随，一直到新中国，都是传染病防御处理体制落地的关键问题。但这是后话了，在伍连德的时代，面对困局，他除了一声叹息，也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能救一个，是一个。

防治鼠疫之外，伍连德参与了中国现代卫生体系的构建。在1907～1937年间，他先后主持兴办现代西医院、医学科学院、防疫检疫所、医学研究所、公共卫生行政单位及科学社团等30余所机构，发表科学论文300余篇，代表国家与学界出席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1931年9·18事变，他拒绝与日本合作，愤然离开了东北。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开创者、建设传染病防疫体系的先驱，在艰难的世道，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一次次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才使得百姓在凛冽的寒冬里，收获一些燃灯的慰藉。

● 参考资料：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

范洁、张士尊：《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

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 ： 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孟久成 ：《伍连德在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伍连德：《鼠疫斗士 ： 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