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七条胡同的公厕门口，贴着防疫宣传单。（见习记者刘琦 摄）

大年初六，下午两点，王姐穿上街道统一配发的红色棉服，戴着写有“治安巡逻”的红袖标，准备出门上岗。她是一名社区巡逻员，也是市民口中的“东城大妈”。今天，她在东四七条胡同西口执勤，红色棉服在青砖灰瓦为基调的胡同里格外显眼。

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王姐一天站岗四小时。自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以来，王姐接到上面一项新指令：要格外注意进入胡同的陌生人和外地人。最近她还戴上了街道发放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七条胡同所属的东四街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部。该辖区西起东四北大街，东至东二环路，北起平安大道十条，南到朝内大街，面积约1.65平方千米。王姐说，目前东四街道并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然而17年前，SARS肆虐北京，东四街道可是“重灾区”。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数据，当年那场SARS病毒在全球范围致使8422人感染，中国大陆地区累计病例5327例，其中，北京市就占了近一半——共有2521人确诊。而在东四不到2平方千米辖区内，一共有97例SARS感染者。

东四十条一处大杂院，是当年北京第一个因SARS被隔离的民居。如今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再次袭来，胡同里的老街坊们也在议论纷纷。

“SARS暴发的时候，也差不多是春节左右，一开始并没把它当回事儿，想着那是广东来的，离我们那么远，而且北京作为首都，怎么能乱？”王姐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现在说起SARS，她一脸轻松。

不过，那段时期街坊邻居有人被感染，整个七条胡同被封锁，“大家除了采购生活必需品，基本不出门。”王姐说，隔离的那段时间，天天都有穿隔离服来喷消毒液的人，“有时一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就担心是来接自己的。”

东四七条胡同住户多是中老年人。相较于楼房，胡同里人口密度低，主要出入口就两个，邻里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互相熟识。加上前两年北京市政府进行人口疏解，很多外地人开的小商铺相继停业，人口流动相对少了一些。

春节假期，家家户户门口贴着崭新的“福”字和春联，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疫情的就是街道工作人员在墙上粘贴的“防病毒顺口溜”。这些打印在A4纸上的口诀到处都是，每隔四五十米就能看到一张，处处提醒街坊邻居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胡同里的张大爷嫌家里闷，他和王姐一样是巡逻员，“正好出来透透气，戴着社区发的口罩就行。”他说，家里人认为这次病毒传染能力强，老人应该待在屋子里。为此，他和家人还吵了几架。

最终家人拗不过他，张大爺现在参加日常巡逻，出门戴口罩，回家后就接受酒精消毒。王姐义务做了多年志愿者，家人倒不反对。“哪家都有谁，我们大概都清楚，”她说，这对于疫情防控是一个优势。

最近，深圳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这意味着粪便可能传播病毒。然而，由于下水管道铺设困难，七条胡同大多住户至今还要去公共厕所，这样一来，厕所成为居民们必去的公共场所。疫情暴发以来，厕所管理员接到街道指示，将每天消毒的频率由3次提升至6次，增加消毒液浓度，对于门帘，门把手等部位更要加强清理。

胡同里还有几栋6层高的老式居民楼，一扇铁栅栏门将院子与胡同主干道相隔开来，门上贴着告示“访客请登记”。看门大爷说，这里以前是一家单位宿舍，现在住户多是老人。从1月28日起，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小区院子里安安静静，看不见一个人影，看门大爷每天还要给楼道消毒。

这些天来，返京人员陆续抵达，防控病毒输入性风险成为当务之急。北京市疾控中心早已发出公开信，提醒由各地来、返京的人员务必及时联系所在街道社区进行登记。街道和社区是此次监测疫情变化的最末端，东四街道办事处也在胡同每户院门口贴出通知，提醒返京人员及时联系居委会。先前逐户调查中，对那些无人的房屋，他们会在门上张贴纸条。

疫情之下，七条胡同里一些小门面、小吃店和一所学校，年前就一直歇业、关门。胡同东口，一家理发店开着门，有人正在理发，对面是一家便民蔬菜店。街坊邻居们采购日常用品出来一趟，也不停留，径直又回了家。王姐在胡同口密切关注过往的行人，她不希望SARS卷土重来，“这次我们一定要重视，但也不要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