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工作人员赶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时，正好是2020年开始的第一天。他们穿着白色防护服，对市场商家进行采样。这一趟，他们采集到了515份样本，包含已发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这些样本全部送往病毒所进行检测。

当天，市场入口已经贴出了“休市整治公告”，但仍有商户在整理存货，市场工作人员也在其中。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汉口的繁华地带，附近就是二环线、新华路和全国交通枢纽汉口火车站，这里是武汉也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海鲜水产批发交易市场。除了海鲜，还有商贩贩售野鸡、蛇等野生动物。

一开始，疾控中心把这个市场视为新冠病毒的暴发源头。1月12日，病毒所专家又一次来到这里，采集了贩卖野生动物商铺相关标本70份。加起来总共585份样本中，33份标本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其中，93.9%（31/33）阳性标本分布在海鲜市场的西区，据新华社报道，这块区域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疾控中心当时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

果真如此，第一个被感染的“零号病人”，也应该出自这 里。

“零号病人”，指的是第一个患某种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病人。在流行病调查中，通常被叫做首发病例。在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以及对传染病的认知、研究过程中，首发病例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零号病人”出自华南海鲜市场，只要确认他的身份，并且调查他的接触史，就能知道这场疫情的源头和扩散链条了。

很快，这个说法遭遇到挑战。1月26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刊发一篇报道称，新冠病毒发源地或另有其“地”（Wuhan seafood market may not be source of novel virus spreading globally），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很可能是新冠肺炎首位发病的患者于12月1日发病，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没有联系。

传染源头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提前了一周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副院长黄朝林与他的合作者们，也在研究病毒来源的问题。金银潭医院是当地以收治传染病病患为名的医院，因为这重身份，给黄朝林团队也带来很多研究便利——他们可以面对更多病人，进行更详细的调查。

最终，黄朝林和他的合作者们，追踪了第一批发病的 41 个确诊病例，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这篇论文被国际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的网站发表。

在这篇黄朝林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提到了黄接触到的第一个病例——也很可能是那位“零号病例”。而黄朝林，就是他的主治医生。

论文中的图表及内文显示，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出现症状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这比湖北衛健委公布的——12月8日出现首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提前了一周。

黄朝林并未披露该病人太多信息，目前只是知道他是男性，四十多岁。论文是这么描述这个病人的：“这位病人的家属没有任何症状，从后续来看，这位病人也并未传染给其他人。”

之所以如此谨慎，也可以理解。虽然“零号病人”对病毒研究非常重要，可一旦他的信息被披露，很可能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这种惨痛的教训，在“非典”时期就曾发生过。当时很多人认为，“非典”的“零号病人”有两个，一位是广东佛山农民庞佐尧，另一位是广东河源厨师黄杏初。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农民庞佐尧突然出现发烧、头痛、干咳、乏力等症状，被紧急送入当地一所医院。当时庞佐尧的症状被称为“原因不明的呼吸道传染病”。

引发人们高度重视的是黄杏初。

2002年12月5日，感觉不舒服，就像是风寒感冒，到附近诊所看病，医生说问题不大。到8日的时候，他感觉在诊所的治疗效果不好，就到医院打针，13日还不好，就回到河源市治疗。几天后，他的症状反而比在深圳时严重了，16日晚上10点多，他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第二天病情加剧，呼吸困难，又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检查发现，黄杏初高烧39.8度，明显呼吸困难，全身发紫，同时还神志不清，躁动不安，护士无法打针给药，医生无法采取治疗手段，只好叫几位医师来把他按住。

入院第7天，就在黄杏初体温逐渐变得正常时，军区总医院接到广东省卫生厅的通知，河源市人民医院与黄杏初接触过的有11人遭到感染，其中有8名医护人员，“非典”就此暴发了。

黄杏初是全球首例报告的病人，后来官方正式认定庞佐尧是首例回顾性非典病人。这两位“零号病人”，事后都面临着巨大压力。直到现在，这仍然是庞佐尧的一块心理疤痕。据媒体报道，有时因为工作原因和别人发生争执，对方还会提及此事，一些人还私下认为是他带来了“非典”病毒。黄杏初更是被贴上了“毒王”的标签，痊愈之后他曾经返回深圳酒楼打工，但顾客听说“毒王”回来，酒楼生意大减，黄杏初不得已在2004年辞工回家，之后甚少露面。

被误会的“零号”

前述提到《科学》杂志的判断，新冠病毒发源地或另有其“地”，关键证据之一就是黄朝林等人的论文。

黄朝林团队追踪的41个病例中，共有 13 个病例与海鲜市场无接触史。这个细节引来了科学家的更多注意。在《科学》杂志的报道中，美国乔治敦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卢西（Daniel Lucey）说：“这不是个小数字。13 个人和这个市场没有任何联系的。”

1月27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商户门前，工作人员抓捕一只逃跑的大鲵（娃娃鱼）。（长江日报 陈桌 摄）

这使得追踪“零号病人”的工作，变得复杂了。他是在哪里染病的？甚至，他真的是第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吗？

总部位于美国的医学研究教育机构，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也在研究新冠病毒问题。该研究所的演化生物学家 Kristian Anderson（克里斯蒂安·安德森） 分析了 27 个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以求寻找病毒源头。结果，他的团队发现病毒源头最早可能在 10 月 1 日出现。

丹尼尔·卢西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认为，如果数据准确，那么最早的感染发生在11月，因为在感染和症状浮出水面之间要有一段潜伏时间。如果是这样，该病毒可能会在武汉或其他地方的人们之间已经有了悄无声息的传播，直到 12 月下旬出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大量病例。 卢西断言：“病毒在进入海鲜市场之前就已经潜入当地人民的生活中。”

这意味着，黄朝林接诊的第一位病人，很可能也不是“零号病人”。

因为传染病的复杂性，追溯“零号病人”的研究确实常存在错误。有时，“零号病人”被确认很久后，依然会有新的证据推翻既有判断。

一般人们认为，追踪“零号病人”的工作是从艾滋病开始的。

在艾滋病的曲折传播过程中，盖恩·杜加斯（Gaétan Dugas）一直被认为是“零号病人”。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这位法裔加拿大同性恋飞机乘务员，将这个世纪疾病带到现代社会，在1984年去世之前，他感染了数百人。

杜加斯也因此遭到广泛指责，美国社会认为他引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的大暴发。《纽约邮报》曾经称呼他為“带来艾滋病的人（The Man Who Gave Us AIDS）”。

科学家在1981年确认了艾滋病毒，《美国医学杂志》在1984年开始追踪“零号病人”。当时追踪了患病的40位男性同性恋者，其中4人在纽约，4人在南加州，都与一位男性空乘有过性关系。这位空乘就是杜加斯，他最初的代号是“Case 057”，后来被称为“O病人（O patient）”，O代表南加州以外地区（outside Southern California），逐渐英文字母“O”变“零”，这是所谓零号病人的由 来。

杜加斯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长相英俊，吸引了不少男性。

《美国医学杂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泄露了杜加斯加拿大人的身份，同性恋圈子里一下子就将他猜了出来。曾经的情人对他怒不可遏，曾经爱慕他的人也对他充满鄙夷，每个人都在有意地疏远他。刚满31岁的杜加斯，面对病魔与舆论的双重折磨，最终在温哥华去世。

之后，美国医学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写了一本关于艾滋病如何蔓延的书，《And the Band Played On》。在这本书中，他一直以“零号病人”称呼杜加斯，并描述他是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艾滋病恶棍，明知得病依然散播艾滋病毒，这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反同情绪，在此后的30年中，杜加斯在北美大陆，一直是HIV的化 身。

随着对HIV病毒认识的加深，一些新的证据开始出现。2016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 Michael Worobey博士领导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基因研究，他们测试了1978年和1979年从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基于数据结果，得出结论说，杜加斯不是美国的HIV病毒来源。可以确定的是，艾滋病毒1967年从扎伊尔传到海地，然后从海地传到了美国，远远早于杜加斯的活动年代。

第一次评估

黄朝林等人的研究为人们认识病毒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借鉴，却也留下一些问题：普通人患上呼吸系统疾病，应该会首选综合性医院，一般不会首选传染病专科医院，为何首位病例会在金银潭医院出现？既然已经写入论文，研究团队应该也清楚“零号病人”的重大意义，为什么在论文中一笔带过？从所有公开资料来看，这位“零号”完全没有下落，治愈还是死亡？不得而知。

不过，除了第一个患者的信息外，研究团队对这41位病人的统计，得出不少非常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年轻人并不少。25-49岁的患者占到49%，共20人。剩余感染者中，50-64岁又有14名。超过65岁的感染者仅7人。首批患者年龄中位数为49岁，但是总体呈现“年轻化”，与之前印象中老年人更容易感染并不吻合。

论文中指出，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仅占这批患者的32%，还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大多数感染者是没有基础疾病的健康人。这批感染者的重症率为32%。重症患者当中，出现了“细胞因子风暴”。此前“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病毒等感染疾病案例证明，“细胞因子风暴”才是真正的夺命杀手，它意味着病毒可以触发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对身体发动猛烈攻击。

当然，由于样本太少，早期也曾导致了一些误判。

2020年1月12日，世卫组织也是根据41个首批确诊病例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在这一阶段，医护人员没有感染，也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明确证据。世卫组织对正在武汉实施的应对措施感到放心。”

现在，随着疫情发展，病例数量不断攀升，科研人员对病毒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与此同时，追查“零号病人”的工作还在进行。

追踪“零号病人”的意义，主要在医疗研究领域，可以为人们发现病毒传播特性，带来更大帮助。对公众而言，他们的存在，和其他病例其实并无太大差别。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朝林论文中的41个人都应该算是“零号病人”。他们是病毒的第一批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