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安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的语境中越来越被重视，它与读经运动和国学热成为近三十年基础教育的一个热点。建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要明确立足于儿童、立足于生活、立足于新时代、立足于价值观的原则，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经典文本、文化知识、技艺技能和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在理论探索上需要思考概念的开放和边界的泛化的问题，在实践探索上需要思考教师的培养和教育的适切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0）01B-0016-05

一百多年前，中小学校废止读经科，这在当时是历史进步的要求，是教育为整个社会变革做出的“釜底抽薪”的努力。今天，我们重新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是目前社会和教育自我蜕变的内在需要。

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都担负着对文化进行传承和创造的使命与责任。在传承和创造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教育和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总是在变换着面容：互相渗透、彼此包容和扬弃出新。明确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教育的方向是一种觉醒，唯有如此才能从近三十年读经运动的烦乱中跳出来，在21世纪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建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建构原则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建构要明确四个原则：立足于儿童、立足于生活、立足于新时代和立足于价值观。

立足于儿童是一切教育的逻辑起点，教育不是把我们希望孩子知道的知识放进孩子的脑袋，而是让孩子在获得知识能力时实现精神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在内容上要契合儿童认知，在方法上要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现实。现在的儿童不可能只读那些读经倡导者们开出来的基本著作，更不可能整天涵泳那几部书，过去的教育时代是回不去的！教育是永远不可逆的！让孩子在儿童期读一些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作品是今天基础教育的转折，但不能用力过猛，更不能剑走偏锋。

孩子永远是具体的，是具体生活中的孩子，教育的底线是为了让孩子学会生活。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有仪式感的教育，需要有生活中对孩子品性的教育，“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都是教育的内容，都是历练品性的过程。“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对父母的态度温和恭敬，这是对的;但是生活中对父母的训斥不加解释，始终顺从，这不是现代亲子关系所期待的样子。同样，在生活中，力所能及地为父母做家务是必须培养的素养;但是操场上坐着一排排父母亲，放上一排排脚盆，一排排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为父母洗脚，与其说这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如说这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闹剧！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以儿童生活实际为标准，选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选择贴近生活的方式，帮助儿童更健康地理解生活、学会生活。

生活永远是具体的，生活都是一个具体时代的生活，都是鲜活的时空。传统文化之所以是我们生活的底色，是因为它存活在我们具体生活的很多细节中。中小学传统文化的课程建构必须从新时代对培养人的根本要求出发，尤其是要立足于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时代使命。90年前，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中说，“自五四而后，中国固有的教育精神几完全消灭，而西洋之新精神又未曾学得”，所以出现了“教育者以至一般民众均感觉教育的改造为目前当务之急”[1]。今天我们的问题还是如此。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同于读经运动，也不同于国学热，这是我们新时代教育的理性要求。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从儿童出发，贴近儿童的生活，恪守时代的育人要求。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的归宿是为儿童打定“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2]。所以课程的建构一定要以价值观的教育为原则，这是在今天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立场。在基础教育中，“价值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基本结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归根到底就是新时代价值观的教育，就是给孩子一颗民族价值的种子。这种“种子的事业”关乎新时代教育的价值观，也就是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全盘传统文化”的教育。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3]。价值观的教育必须有传统文化的在场，但也必须是在新时代客观要求下的自我出新。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内核是新时代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涵。这是今天我们倡导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归宿处。

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有其原则，而其课程构成也有其特征。一仍其旧，将原来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直接“缩水”“改装”过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显然不行。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建设绝不能仅是选几本古书来做些内容的删选让孩子们自己去记诵背出。若是如此，只要每周加两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选读”的课就行了，也不需要培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老师，只要有个老师去监督学生背诵就行了。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整体全局的设计。我们觉得课程内容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经典文本、文化知识、技艺技能和民族精神。

经典文本的课程也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既要有文化经典也要有文学经典，既要有儒家经典也要兼顾其他诸子百家史学经典。而选出一部历代诗歌和骈散文选给中小学生分册阅读，好像倒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小学生最易接受的经典文本，远比那种故作高深的经学儒学诸子选本要务实得多。

文化知识的课程内容很重要，但也很难落实。这些传统文化史的知识孩子在生活中很少接触，甚至成人也很陌生。我们只要有一个基本观念在就行了，那就是：不是在孩子十八岁之前将传统文化的所有知识都教给他们的。那么，不妨分不同的类别将传统文化的知识厘为几个基本的模块：历史知识、文学常识、民俗礼仪、学术源流、车马服饰等。以学生感兴趣的知识构建模块，如服饰知识，可以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及其图录为蓝本，选择中小学生易懂能接受的知识为内容研发“中国古代服饰”课程。

如果说经典文本和文化知识的课程主要是传统讲授型课程的话，那么以技艺技能和民族精神为内容的课程就要突破传统课程类型了，宜设计成实践性课程、体验性课程或研究性课程。

技艺技能类课程主要是依托非遗技能和传统技艺来选择课程内容。一类是非遗技能类课程，如手工造纸技能、金砖制造技能、缂丝、刺绣等，以乡土的非遗项目和传人的情况而定，一般外聘课程专家来实施。另一类就是传统文化视域中的技艺课程了，如围棋、书法等传统文人的必备技艺，还有传统器乐技能如古琴、古筝、二胡等的演奏。一些传统体育课程，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小学可以开武术课程，教些长拳之类的拳种，高中可以开太极拳课程。

民族精神类课程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构的重点，这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读经运动、国学热的本质不同。读经运动和国学热大多出于利益驱动，而新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立足于儿童价值观的奠基，为了在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中重塑民族精神，使得我们国家的文明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发展。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探索，20世纪20年代，我的太老师唐文治先生就是以“救人心、救学生、救学校而救天下”为出发点，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要求学生“检束身心，砥砺品行”。无锡国专是那个困难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标杆，其课程成功的地方就是时时贯穿民族精神的培养，学生在阅读研修传统文化原著中保持“说”和“做”的统一、“学”和“行”的统一，绘就精神底色。当然，今天民族精神类课程的建构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是体验式课程，如苏州清官廉吏遗迹研学课程;可以是研究性课程，如苏州现存古城墙研究课程;等等。总之，这类课程可以围绕民族精神的核心词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等来编制活动方案，实施活动课程。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实践反思

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重逢，必将催生出新的时代文化和新时代的教育。因此，我们经过了五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之后，需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建设，也需要在探索的同时进行深入思考，尤其需要在教育实践探索中不断反思。

在理论探索上，我们似乎要思考两个问题：概念的开放和边界的泛化。在实践探索上，我们也要思考两个问题：教师的培养和教育的适切。

先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上的概念开放。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读经运动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不能把读经运动纳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来。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清楚了，这里不妨再从内容、方法和关注目标三个方面归纳一下：读经运动用的是蒙学读物或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有的再加几部诸子百家的书，只是从读本开始的一次教育内容的變革。蒋庆为小学生开出了十九部儒家经典，要学生熟读成诵，以为学生只要读熟会背这些儒家经典做人也就没问题了。但他忘掉了一句老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立足于新时代基础教育实际为孩子打下价值观的基础，以孩子的价值观教育为出发点来选择经典文本，而不限于儒家经典。读经运动的方法是单一的诵读，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倡导多样的、切合儿童特征的教育方法，以指导儿童阅读经典，体味经典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读经运动关注的是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关注的是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必须与国学教育区别开来。国学热和私塾热，实际上是源于民众对现代学校教育的不满意，在补课热的大背景中慢慢兴起的。国学热在教育语境中是各地的国学堂馆、私塾等校外辅导机构的出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大学开设的国学专业、国学院系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之内。这些校外教育机构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国学讲堂的专业人士确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有很大推进作用，但很多的国学馆的老师不是文史哲类专业的毕业生，非专业国学教师的国学教育自然也就乱象丛生了。1945年，叶圣陶就说：“国学成不成个学科且不管它，专治国学，把一切现代学科都置之不理，这就是个大毛病。而且，功夫是讲解与记诵，充其量只能造成些活书橱而已。”[4]“现代教育有毛病，必须赶紧改革，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改革成那些书院和专修科之类决不是一条正路。”[5]其实“国学”是一个日本传来的词，用以指称一个国家的所有文明、文化、文学和学术的总和。若以中国为例，国学的外延内涵都很难说得清楚，所以我们更认同用传统文化来指称国学想要指称的概念。

其实，作为教育战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对待这些民间的教育探索。我虽然不赞成读经运动和国学堂的很多教学主张，但是我觉得作为民间的一种尝试，也不必斥之以文化保守主义。但是民间的这些探索必须保证孩子在其间不受伤害，必须批评着长袍跪坐读书的行为，禁止从小学到高中学段的学生入读只学儒家经典或文化经典的全日制学校，禁止借师道尊严的招牌行酷师体罚之实的行为。

次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上的边界泛化。

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有边界的，不能一味地扩展疆域，以至于泛化其功能。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被重视的近五年来，我们在中国期刊网的检索中发现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英语教育的积极作用的论文。细读了几篇文章，原来他们研究的是在英语教学中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时如何教——因为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师生不太熟悉的，从而影响了英语教学的效果，因此提出把传统文化与英语教学融合起来。我们认为这就是边界泛化的一种表现了。事实是现在我们的英语教学不够理想，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刚刚被重视起来。让两个都不太理想的教育行为合在一起，能有好的效果吗？

自然地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边界与泛化边界不同。从学科来说，我们现在的数学教育几乎不涉及中国数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成就，最多是在讲授圆周率时介绍刘徽的割圆术和祖冲之的精确值。其实在数学史上，《九章算术》和《几何原理》一样著名。中国数学史上的那些名题，在什么时候讲给学生听，怎么讲给学生听，这是一门有待研发的课程，而这恰恰在优秀传统文化的边界之内。我们欢迎更多的这一领域的研究，当然也希望有研究者在中国古代建筑、古代音乐、民族音乐、中国画等方面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边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往往下意识地把文本限定为文言文本。其实，这个边界需要拓展。现代白话文中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如统编语文教材初一上册选了郑振铎的小说《猫》，这是一篇白话小说，也是郑振铎第一篇白话小说，而它恰恰讲的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家庭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去讨论传统家庭中的人与人的关系。

当然，在今天教育时时为社会不满的时候，把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缺乏中華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是最泛化的一个判断了。限于篇幅，不再详论。

再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探索中的教师培养。

教师是一切教育改革的关键。因为理论和构想要教师去落实，教师跟不上，再好的教育理念和构想也无济于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新时代的新问题，因此更需要全体教师的参与，而不仅仅是文科教师，甚至仅仅是语文教师参与其中。教师在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恪守扬弃的理性精神，对传统文化要做区分，而不是一味地赞叹。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精美的青铜器，也有裹小脚穿的绣鞋弓鞋。如前所述，我们在讲授小说《猫》的时候，就要引导学生去发现传统家庭中那些不合常情或不合常理的事情，如：在家中往往地位低的人感受到有危险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推卸责任，把责任推给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然而，我们又发现，往往家中没有危险的人推卸起责任来却更加彻底而厉害——小说中的妻子在芙蓉鸟被吃的事件中是没有任何危险的，然而她却是推卸责任最彻底的一个人。正是她的推卸责任才使得事情往有可能冤枉“忧郁”的猫的方向发展。作者在追问传统家庭的原罪，这一主题是其在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序言中清晰表明的。教师如果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那么在这样的小说阅读中可能就最多只是拈出“人性”的问题来分析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需要专职教师。目前，大学国学院培养的也不是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师，所以，中小学必须在各种教师成长发展的培训研修中增加尽可能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引导尽可能多的学科教师从这一视角想问题（当然，我还是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英语教育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发现本学科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因子，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合力。

最后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上的适切问题。

教育实践最重要的原则大概就是适切了。即使是好心的老师，采用了不适切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往往也不会得到孩子的悦纳，甚至适得其反，会招来孩子的怨怼。无论是倡导还是禁止一种教育行为，都有一个适切的问题，所以往往判断不要下得硬邦邦的。即便当年下令禁止中小学校读经的蔡元培，也没有完全禁止读经，他只是说“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6]。同样，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不能全然不顾适切问题。

我一再表明在中小学不宜提倡阅读明清“四大小说”，之前写过专文讨论，此处略做归纳：“四大小说”有文学史上的成就，但不是所有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品都适合作为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四大小说”的内容不利于儿童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未定型时阅读;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不是一定都要在中小学这十二年中让儿童学习的，从是否有利于儿童健康的情感、健全的人格、正常的心理养成的角度看，“四大小说”不适切，这就是教育性的底线;“四大小说”在价值观上与新时代的育人要求存在龃龉;把“四大小说”等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好像不读“四大小说”就没有传统文化的教育了，这是不正确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式的不适切也是不好的。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中有一个诵读类型的说明，其一开头便是“胎教诵读”：“让胎儿在生命的最初形成阶段就受到圣贤经典的熏陶，就感到圣贤声音的抚爱，从而对圣贤及经典产生亲和力与仰慕心，出生后诵读圣贤经典无难矣。”“经典诵读的实践表明，从经典发出的声音本身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其感人化人至巨至深，所以在生命形成的初期尤其需要经典的熏习与护持。”我不否认胎教有作用，听听音乐之类我相信是有用的，但每天听一段“之乎者也”有如此神效，我是不信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胎儿不适切！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适切问题很重要，我们不能好心办坏事。在幼儿园让孩子多听听中国神话故事民间故事，是适切的;在德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适切的;在中华传统节令教育活动中设计体验性课程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适切的;让孩子学会一种方言，是适切的;让孩子懂得特殊的场合行鞠躬礼，是适切的;让孩子认识一些常见的繁体字，是适切的;学校组建一个古诗文吟诵社团，是适切的;……但是，让孩子行跪拜礼，是不适切的;为了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提出恢复繁体字，是不适切的;一上到古诗文就拉开架势吟诵起来，是不适切的……

在现代教育走到了社会转型期的“十字路口”，面对着推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我们应该理性地应对在教育语境中传统文化“回归”的命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取舍不能被社会传统文化的讨论所牵制，课程建构应有其内部的自足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建设也许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我们相信，只要出发，只要播种，只要行动，一定会有收获。在今天，我们怀揣着一颗中国心出发，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背景，给孩子一颗有中国价值的民族文化种子。慢慢地，那一个个中国孩子一定会成为最美丽的自己，学校家园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也一定会成每一个中国孩子梦想开始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M]//舒新城.舒新城谈教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644.

[2]叶圣陶.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M]//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8.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编写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5：2.

[4][5]叶圣陶.书院和国学专修科之类[M]//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601，602.

[6]蔡元培.关于读经问题[M]//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論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703.

责任编辑：杨孝如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Education

CHEN Guo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China）

Abstrac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education， whic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with classic-reading movement and Sinology craze. To 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us to clarify the principles of children， life， new era and values，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urriculum include classic texts， cultural knowledge， skills and competence， and national spirit. Construction of such curriculum requires us to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with conceptual opening and boundary generalization in theory， and it also requires us to consider the problems with teachers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appropriateness in practi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 educ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urricu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