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研究

2020-03-30李永杰汪杨燕

宁夏党校学报 2020年2期

李永杰汪杨燕

摘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无法把握“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这根源于蒲鲁东的研究方法，蒲氏套用了黑格尔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十个前后相继的“环节”，虽然作为诸“环节”的概念是可以把握社会有机体特征的，但其方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更多的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把握社会有机体，他既强调共时的系统性，又强调历时的发展性。马克思不仅在《哲学的贫困》中涉及到了社会有机体理论，还在其它著作中探讨了社会有机体理论，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观点。这一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社会有机体;马克思;蒲鲁东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2-005-014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也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和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了社会有机体的一些特征。本文就是要探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

一、批判蒲鲁东的社会有机体思想

有机体原本是指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社会具有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特征，把社会看作是有机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1]（P20），但对社会有机体思想进行较为直接而深入探讨的则是近代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孔德就是通过社会有机体概念来把握社会的，他说“我将把社会有机体分别分解成家庭、阶级或种族以及城市和社区。其中家庭是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称之为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和社区是社会的器官。”[2]（P44-45）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更加丰富，他认为“我们通常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活的有机体。我们谈到‘政治体，谈到它的各部分的功能、它的成长、它的疾病，类似它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个别的人一样，是完全按相同的体系组织起来的，以致我们可以感到它们之间有着类似的某种东西”。[3]（P257）“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也有营养器官、循环器官、协调器官和生殖器官”、“社会有机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与个体有机体相似的基本特征：社会有机体在不断生长;愈生长变得愈复杂;在总体日趋复杂的同时，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随之不断增长;总体寿命较之各构成单位寿命要长得多……无论是总体还是组成部分都有一个不断集结的过程，并伴之以异质状态的不断增强过程”。[4]（P381）斯宾塞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待人类社会，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这种认识是有见地的。社会进化论源于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论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大成果，这一成果后来被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是当时的先进理论，严复把这一理论引入中国，曾经在我国近代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进化论强调人类社会存在诸多与生物机体相似的特征，成为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这是马克思超越近代社会学家之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阐述了它的唯物史观，但这部著作长时间“留给了老鼠的牙齿去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而在被称为“新世界观第一次公开问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开始用新形成的唯物史观批判蒲鲁东，分析社会问题。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主要是为了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对社会系统的阐述实际上是用黑格尔的方法演绎整个社会。《哲学的贫困》的主体部分是该书的第三章到第十三章，这十章中除了第八章插入了“人和上帝在矛盾规律下的责任，或天命问题的解答”之外，都是在探讨人类社会的“黑格尔式”演变。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再到《精神哲学》的演变过程，其每一个环节都由更为丰富的小环节构成，其演变的模式就是“正反和”。蒲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方法，不过他把自己的方法命名为“二律背反”，蒲鲁东的理论体系就是在“二律背反”的指导下实现了从“分工”到“人口”的共十个环节的演绎。蒲鲁东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用新的“二律背反”代替旧的“二律背反”，“分工”經过“二律背反”的发展就会进展到下一个环节“机器”，“机器”经过“二律背反”的演变发展到“竞争”，按照同样的演绎，“竞争”发展到“垄断”“捐税”“国际贸易”“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总共十个环节。而在“人口”环节上，蒲鲁东认为，“财富的增长将始终落后于人口的增长”[5]（P852），这样人类始终无法解决贫困问题，最终蒲鲁东提出了反人类的解决方案，将饥荒、瘟疫和战争作为消除过剩人口的“刽子手”。[6]（P14）蒲鲁东最终得出结论，“为了达到看来是我们地球上人类命运的最终的组织状态，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的一切矛盾获得普遍的平衡。”[5]（P932）蒲鲁东的结论有点接近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们这里暂且不论蒲鲁东所得结论的反动性，因为这是另一个话题，本文的主题是探讨社会有机体思想。实际上蒲鲁东心目中的社会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机体。

但蒲鲁东对社会有机体的理解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的错误之处在于，“把种种社会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而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7]（P223）。在蒲鲁东那里，各种社会关系（即蒲鲁东所谓的十个范畴）是按照逻辑顺序前后依次出现的，他们不是同时存在的，一个范畴的存在是前一个范畴发展的结果，又是后一个范畴的基础，但社会有机体是一切社会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状态。应该说蒲鲁东对社会有机体的理解是不对的，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创造他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穿上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衣”[8]（P91）。蒲鲁东用黑格尔的方法所阐述的社会体系把社会系统分割成了一段一段的，这样的“体系”很难说是一个体系，这样的阐释很难说是真正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

二、社会有机体的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黑格尔式的社会体系是对社会有机体的误解，有机体既有共时性特征，也有历时性特征，但即便是历时性，也不应该是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學》中所展现的历时性，蒲鲁东把社会的发展抽象地概括为十个范畴，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十个范畴，这分明就是黑格尔逻辑体系的拷贝，这种逻辑不是对社会有机体历时性的概括，而是蒲鲁东自己的主观建构。结合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核心观点。

社会有机体的共时性特征。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呢？”[7]（P223）也就是说，蒲鲁东用概念演绎史这样的“逻辑公式”不可能科学说明社会有机体的特征，而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特征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社会有机体的诸关系是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蒲鲁东把反映社会关系的诸多概念视为前后相继出现的逻辑范畴，把社会有机体的共时关系抽象地转化成了历时性范畴，这是他研究社会有机体的致命错误。实际上蒲鲁东的模式就是抄袭了黑格尔的逻辑模式，只不过它用分工、垄断、捐税、国际贸易、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等范畴代替了黑格尔的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但这些关系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存在的。在社会有机体中，社会关系把各种社会要素联结起来，众多的社会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耦合，这些特征很像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概念只是借用生物有机体的概念来说明社会的某些特征，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1）生物有机体的各部分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体，而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构成一个抽象的整体;（2）生物有机体的活体单位固结在一起、联系紧密，而社会有机体的成员是自由的，或多或少是分散的;（3）生物有机体的中枢神经功能通过身体传送的刺激来实现，社会有机体的中枢神经功能则通过情感语言和思想语言来实现;（4）生物有机体的意识集中于整体的神经系统，社会有机体的意识则分散于整个社会，各社会成员都具有感知苦乐的能力。”[9]（P449）在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特征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明确社会有机体的特征。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耦合构成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存在状态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体框架，决定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方向。在社会结构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状态决定了社会有机体的状态，如果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状态是平衡的，各种关系之间在能量吸收、能量输出等方面是相互耦合的，这样的社会是健康的、和谐的。如果社会结构中，各种关系之间的张力比较大，比如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了，上层建筑也与经济基础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矛盾，这样的社会形态就是一种即将发生社会革命，即将被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社会状态。而如果生产力在一种社会关系中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二者的张力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样的社会状态就是一个新的、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状态。总之，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社会有机体就是诸多社会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耦合的状态，各要素之间之所以能够构成有机体就因为有各种关系的同时存在，而各种关系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统，这就是社会有机体。

社会有机体的历时性特征。所谓历时性特征主要是指社会有机体的动态性，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就凸显了社会有机体的历时性，他是从动态发展的过程来关注社会的，但蒲鲁东的历时性却抽象地表现为若干范畴的前后相继出现，把社会有机体的历时性割裂为若干阶段，其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所展示的诸范畴都是共时存在的，而不是前后相继出现的，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范畴的重要性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同时存在的。社会有机体的历时性表现在社会诸要素之间关系的演变上，生物有机体是有生命的，其生命的表现就在于有时间的延续和绵延，社会有机体也有这一特征。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有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有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10]（P32）社会有机体是“活”的，意思就是说社会有机体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虽然有的时候，这种发展演变程度很小，小到社会中的人感受不到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中的人有一部分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淹没进历史的黑洞，同时也会有一部分新生命的诞生，社会有机体的就是这样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程度越来越高，会逐渐生长出具有一定功能的组织，同时也会更新一些组织的功能，或者增加其新功能，或者减少其功能。总之，整个社会是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有机体，它的“有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时间的绵延。

共时性特征主要表现了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而历时性特征则表现了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变性。前者是一个横向的维度，后者则是纵向的视角，这两个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三、马克思关注社会有机体的方法

不管是从共时性来看还是从历时性来看，社会有机体都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整体。社会有机体的性质决定了要想真正把握社会有机体理论的主要特征，必须要有辨证的方法。列宁曾指出：“辨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10]（P32）

要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系统。辩证法强调从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普遍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系统论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系统论并没有发展起来，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辩证法实际上蕴含着系统的观点。有机体就是一个系统，它虽然也需要从外界输入能量，但它并不直接为外界支配，它具有自组织性，自成一个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内部呈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这个系统由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诸多器官组成，这些器官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定的功能，这些功能整合在一起共同为机体服务;这个系统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等特征。社会有机体具有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只有用辩证的、系统的理论工具才能准确把握，用静止的、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无法把握社会有机体。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有序性、结构优化的趋势等特征[11]（P106-107），从系统的观点来看，社会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整体性。社会具有整体性，它是诸要素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整体，它的每个要素既有相对独立性，但又不是完全孤立的，每个要素都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各自承担着社会的部分功能。整体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能对外来因素作出反应。第二，结构有序性。社会有机体有一定的结构，社会的结构有多重性，有阶级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还有显性社会结构和内在的精神结构，但不管什么样的结构，社会结构都具有有序性特征。系统中的诸要素，或者子系统守护着自己特殊的位置，发挥着特殊的职能，这些职能通过社会结构整合成社会整体。第三，结构具有优化的趋势。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是动态的，其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趋于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越来越合理和优化，社会的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得到强化。第四，社会有机体系统具有松散性。它不是生物有机体，社会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机器上的零件，其系统性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的。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和发展性本身就是辨证的，这种发展的辩证性属于客观辩证法范畴，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能动反映，要想真正认识社会有机体，就离不开辨证的方法。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有机体。辩证法不仅强调普遍联系，也非常重视永恒发展，如果说系统性是从横向的角度看待社会有机体，那么发展性则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待社会有机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的观點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2]（P84）人类历史就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处在变化之中，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社会。“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2]（P84）社会有机体之所以是“活”的有机体，就在于它的发展变化。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体现在：第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系统性和发展性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只有理论的抽象才能将二者分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性体现在它的系统的开放性上，其开放性表现为：从外界吸收能量，纳入自身，同时社会有机体也会新陈代谢，向外界排放一些废物;社会有机体也会接受外来的刺激并作出反映，甚至是接受外来的伤害，但社会有机体具有自身修复能力。第二，过程性。有机体本身就有时间维度，“活着”就意味着时间的绵延，时间的中断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死亡，社会有机体也是这样，它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中。第三，发展性。社会有机体的过程性不是单纯的原地踏步，它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生物有机体在其胚胎时期内部结构十分简单，甚至就是一个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有机体逐渐成长为一个复杂的存在。社会有机体也有这样的特征，远古时代的社会有机体相对简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有机体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社会有机体的变化过程体现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第四，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列宁曾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有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有机体的特殊规律。”[13]（P372）这里的“生产关系体系”就是社会形态。显然，蒲鲁东的方法虽然凸显了时间维度，但他却是抽象地凸显的，它割裂了整个社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要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人类实践。由此可知，只有用辨证的发展观才能准确把握社会有机体。

系统性和发展性是辩证法的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既是社会有机体的客观辩证法，也是人们的主观辩证法，人类要正确认识社会就要自觉学会用主观辩证法去把握社会，因此辩证法是把握社会有机体的根本方法。

四、当代启示

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因此我们也应该用社会有机体理论去认识社会。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思想家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关注社会，斯宾塞就是一个典型。他从实证的社会学角度关注人类有机体，给出了诸多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论述。黑格尔也试图将整个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4]（P398）。这些都是试图从有机体的角度关注人类社会的尝试，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这些理论都有历史局限性，只有唯物史观才是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工具，也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才能科学认识人类社会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是运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对社会有机体的科学认知，它对人类正确理解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应该从系统性、整体性的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社会发展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和整体的，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应该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应该学会“用十个手指头弹钢琴”的艺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15]（P333）。社会的复杂性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深化而日益提高，这要求我们注重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更加系统的层面去研究社会，强化顶层设计的战略性、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把每一项工作都放在整个社会总体布局中来看待，避免只就某项工作谈某项工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系统，每项工作都是整个有机系统的一个局部，某一项工作做得好与坏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关键领域的工作。

第二，要处理好自觉推动发展与社会自发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社会发展不同于纯自然的演化，纯粹自然的演化没有自觉，不存在有意识的指导和控制，没有人为因素。而社会发展则存在人为的因素，社会本身就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发展直接表现为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表面上看，社会是由人创造的，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人的动机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思想家，在社会历史领域都只重视自觉的能动因素，认为历史就是由人的动机决定的，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看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机，也看到了这些动机背后的物质因素，它发现了支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过程。表面上看，人类社会是由人的动机决定的，但人的动机又是受物质条件制约的，人类不可能随意“创造”历史，人的主体性与历史的客观性是辨证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社会发展的时候，既要看到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也要看到人类社会发展自身的自发规律性。人类的自觉推动要符合社会的自发客观规律，人类在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应该尊重自然的自发规律，否则人类有可能破坏大自然，给自然界造成超越其自身修复能力的创伤，对此，人类社会要在之后的发展中加倍偿还给大自然。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社会有机体的其他关系上，比如在处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上就是如此，在这些关系上我们都应该处理好自觉的指导推动作用与社会自生自发秩序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能够正确指导社会发展。

第三，提高中国共产党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就必须提高我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战略思维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建设好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必须胸怀大局意识，自觉把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思考和定位，服从大局、维护大局，要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同时也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牵住“牛鼻子”，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站在总体布局的高度看待社会有助于从整体把握社会，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看待社会，有助于把局部工作放在整体布局中来考虑，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科学研判和决策，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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