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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 “钞古碑” 袁世凯复辟 汉代碑刻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寓居北京绍兴会馆时，曾有过一段“钞古碑”的经历。“钞古碑”，实际上就是抄写整理金石著录或拓片等原始材料。不少人认为，这仅仅是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其实，他的“钞古碑”不仅内容上不局限于碑刻，时间上也并非和袁世凯反动统治时期完全吻合。纵观鲁迅的一生，尤其是查阅他赴教育部工作后直到逝世的日记和书帐，便会发现：在集中“钞古碑”之前及“洪宪帝制”后，他都对金石著录、出土文献保持很大兴趣并颇有研究。这是他毕生志趣所在，也与乾嘉以来浙江文人传统自相赓续。

一、鲁迅“钞古碑”的内容和时间

鲁迅收集摹写的金石材料，包括石刻、瓦当、砖文、印章、封泥、铜镜等类别，时代涵盖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李新宇、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第22至28卷，为《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共收录鲁迅抄校的石刻790余种，手稿1700多页，主要是碑铭、墓志、造像。① 另据萧振鸣先生发掘，尚有《秦汉瓦当文字》《汉石存目》等近三十种鲁迅手抄的金石著录稿本未正式出版，现藏于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体量超过1600页，其中含鲁迅手摹金文437页、抄碑残稿73页等。② 据此估计，鲁迅“钞古碑”的手稿应该大约有3500页左右。

有关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这段经历，鲁迅自己是这样记述的：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里，鲁迅并没有说明他“钞古碑”的起止时间和原因，但特别提及“钞古碑”使得他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说明他对于那段时光只能“钞古碑”是有负面情绪的。至于他当时“钞古碑”的目的，周作人曾这样解释：

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照此理解，鲁迅“钞古碑”是为了躲避特务机关的注意，“假装玩玩古董”用以“消遣時光”。对此说法，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表示高度认可。③ 另外，许广平也曾回忆道：

在一九一五———一九二二年，国内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政治不入轨道，侦探满布，公共场所，贴满“莫谈国事”的标语，真是大有“道路以目”，“属垣有耳”之慨。先生是热情而又正义感非常浓厚的，深维革命的实力尚未充备的北平，个人徒托空言，无补于事，所以退而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④

由此可见，鲁迅开始“钞古碑”确实和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

1912年5月3日，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5月5日抵达北京，6日上午入住“山会邑馆”，5月10日至教育部上班。⑤ 山会邑馆之后更名绍兴县馆，又称绍兴会馆，鲁迅在此居住至1919年11月21日迁往八道湾宅邸。⑥《鲁迅日记》中记载他在绍兴县馆内抄录金石材料之事，最早在1915年3月19日：

下午从稻孙借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拟景写之。⑦

此书至当年4月10日抄毕：

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⑧

《鲁迅日记》编者注释认为，此处鲁迅所抄为罗振玉《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⑨而有学者据鲁迅博物馆所藏抄本考证，其所抄底本系程敦《秦汉瓦当文字》。

从此开始，鲁迅抄录了大量瓦当碑刻著录，如当年7月19日“夜写《百专考》一卷毕，二十四叶，约七千字。”瑏瑡等等。所以说，鲁迅的“钞古碑”实际上是从摹写秦汉砖瓦开始的。而自1917年起，其日记中可见大量抄校石刻古碑的记录，如“录碑”“夜录碑”等语，即便当年除夕仍是如此：“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众所周知，袁世凯“洪宪帝制”只维系了83天，其本人也在1916年6月死亡。1915年春夏正是袁世凯着手进行复辟活动的时候，鲁迅此时开始抄古碑，可能确实如周作人所言是为了躲避特务耳目：

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复辟打倒以后，钱玄同和他辩论那么一场之后，这オ开始活动起来。那场辩论也正是在补树书屋的槐树下进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么照理在袁世凯死后，即是从民国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抄下去，在民国九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①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还继续抄碑。周作人认为，这是因为鲁迅因抄碑而“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有学者指出，1917年8月后，钱玄同频频造访绍兴会馆与鲁迅进行有关“铁屋子”的辩论，他的许多观点“在鲁迅的思想中引起了强烈的感应和共鸣”。② 直至1918年4月，鲁迅完成《狂人日记》，次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似乎这就是他“钞古碑”的时间下限。但鲁迅并不是在创作完《狂人日记》后就立即停止“钞古碑”的———当年11月3日鲁迅还“夜钞《淮阴金石仅存录》并讫，总计八十九叶。”③不过，从此之后，鲁迅的日记中确实鲜见其“钞古碑”的记录了。④

据此，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集中“钞古碑”的时间，可以确定在1915年春到1918年底之间。这段时间，鲁迅从摹写秦汉砖瓦开始，1917年起大量摹录古碑，至1918年底，逐渐停止“钞古碑”，转而主要进行创作和批评。鲁迅“钞古碑”，起初与袁世凯复辟活动有关，并且确实使他在当时得以“明哲保身”。但袁世凯倒台后鲁迅仍继续抄碑，袁死后的1917年还恰恰正是“钞古碑”较为密集的时间。所以说，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只是鲁迅“钞古碑”的诱因之一，而不是唯一原因。

二、鲁迅“钞古碑”的多种深层原因

鲁迅在四年间抄录不下3500页的金石材料，平均一年抄875頁，其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根据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抄碑一开始是为了躲避袁世凯“耳目”，而袁死后鲁迅则凭着“一种校勘的兴趣”继续抄碑。从存世手稿体量和前述鲁迅在袁死后及《狂人日记》写完仍继续“钞古碑”的现象看，他“钞古碑”的原因并非仅仅与洪宪复辟有关，也不是他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为之，其背后尚有很多深层因素，以下申说之。

第一，鲁迅很早就形成了抄书的习惯，少年时的爱好持续影响了他日后的学术旨趣。有学者认为，1895年前后，鲁迅“课余搜集、抄录古书的兴趣日浓”。⑤ 据周作人回忆：“在癸巳以前，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鲁迅就在那里开始抄书的工作。”“最初在楼上所做的工作是抄古文奇字，从那小本的《康熙字典》的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所谓古文，一个个的都抄下来，订成一册。”⑥此处的“癸巳”，即1893年。这说明，年少的鲁迅很早就已经开始抄书并且对古文字产生兴趣了。

1983年，因其祖父科考案发，13岁的鲁迅避居皇甫庄大舅家，得以读到《荡寇志》一书。周作人回忆该书“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而鲁迅则用毛边纸将这本书“一张张的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除了一些楷书的曾由表兄延孙帮写过几张，此外全数是由他一个人包办的。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①此次对《荡寇志》的摹写，持续到当年年底鲁迅随大舅父家移居小皋埠为止，大约半年时间。② 可以说，《荡寇志》就是鲁迅整本抄录摹写的第一部书籍。而就《鲁迅日记》所见，1912年9月22日“自《全唐诗》录出”虞世南诗作一卷，10月10日至16日间，抄补《经典释文》《北堂书钞》，11月中旬补写《雅雨堂丛书》等等，③这些都早于1915年开始的“钞古碑”，充分说明鲁迅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都一直保持有抄书的习惯。

同时，少年时期的鲁迅借由摹录书籍接触到篆隶真草多种书体，从而具备了释读和书写这些字体的能力，打下一定传统小学的基础。比如，鲁迅在父亲病逝后，赴江南水师学堂前，曾在家中读《二酉堂丛书》。周作人说，这本书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立意辑录乡土文献，古代史地文字，完全是二酉堂的一派”。这集中表现在《二酉堂丛书》用字多隶古定这一特色上。周作人认为，鲁迅后来号“介侯”必作“&”、写“武”字必用“止戈二字合成”等写字习惯，即受此书影响。④因此，在鲁迅的少年时期，《荡寇志》《二酉堂丛书》等读物对他之后研究金石学、乡土文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第二，鲁迅“钞古碑”受到章太炎、寿镜吾两位老师的直接影响。众所周知，1908年起，鲁迅曾和朱希祖、钱玄同等在日本跟随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⑤ 鲁迅自言：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邹容的《革命军序》……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⑥

据此，曹聚仁提出，鲁迅从章氏问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向往章氏的革命人格”。⑦ 也就是说，章氏深厚的经学和小学素养并不是鲁迅最初求学时的主要关注点。

但是，如前所述，鲁迅从小就对古文奇字抱有浓厚兴趣，而跟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的经历，对于本来就具备一定小学功底的鲁迅来说，肯定起到了夯实文字学功底、拓展学术眼界的作用。周作人也认为，鲁迅跟从章太炎学习《说文》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多，“可是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⑧ 鲁迅本人也曾于1926年为在厦门大学讲课而编写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其中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便大量援引《说文解字》，并对汉字起源和六书理论发出自己的意见。⑨ 鲁迅在给许广平和曹聚仁的多封书信中提及有意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瑏瑠还曾于致章廷谦的信函中笑称“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瑏瑡因此，鲁迅自称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应该是谦虚之辞。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毫无“文字学的知识”的人会长期抄录古碑。所以，跟随章太炎学习《说文》对鲁迅的“钞古碑”必然有促进作用。如果顺此思路再向前追溯，我们便会发现，鲁迅的抄书也受到了塾师寿镜吾先生的影响。

1892年，鲁迅进入三味书屋学习。据寿镜吾之子寿洙邻回忆：

镜吾公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孤单文学，无所不有。

另据周建人回忆，鲁迅放学回家后常常抄“草木鱼虫”类的书：

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如《南方草木状》、《花镜》、《兰蕙同心录》等等，也占据了他的红色皮箱里部分位置。后来又得了一部《广群芳谱》。抄的也是这一类，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等，许多这类文字都抄下来，最初抄的都用荆川纸，画了格子衬在里面来抄。后来刻了有直行的木版，定印了许多张，纸用竹纸，直行的条子用黑色，以后抄书就用这种纸头了。抄时只须衬上横格子，他自己抄不及，我曾经替他抄过几种，但名称现在都忘记了。

由此可见，除了前述《荡寇志》之类的传奇小说之外，鲁迅还喜欢手抄博物类书籍，这为他之后学习生物、医学等打下了基础。而目睹壽镜吾“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应该是鲁迅“钞古碑”颇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鲁迅“钞古碑”和他对两汉魏晋历史的嗜好有关。鲁迅摹录金石材料的内容，大多数是魏晋文字材料。大家知道，鲁迅对汉魏六朝历史情有独钟并有深入研究，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则为力证。

孙伏园就曾经把鲁迅手抄碑文之事和他对汉魏六朝的喜好联系在一起：

鲁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材料。

说鲁迅所抄碑文是当时“南北朝现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说他“态度精审”倒是毋庸置疑。对此，许广平直言鲁迅的研究法“很费力气”却真实可见他“治学的认真”。⑤ 而许寿裳就曾以鲁迅抄录《南齐吕超墓志》及其跋文为例做过论证，可资参看。⑥ 此外，周作人的回忆则更为细致：

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的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

如果我们将鲁迅摹录的《群臣上酬刻石》（图1）与原拓（图2）相较，便不难发现，鲁迅摹本中的“赵、'、月、上、（”等字，都以隶古定的形式忠实地反映出了汉篆文字的结构特征。短短的铭文被抄得工整、严谨，按语也言辞简明、信息丰富，足见鲁迅“钞古碑”质量之高。

图1鲁迅抄录《群臣上酬刻石》（部分）

图2《群臣上酬刻石》拓片

除了上面提到的《寰宇访碑录》《南齐吕超墓志》等金石材料，鲁迅还抄录过大量汉魏南北朝史书和文学作品集———1912年8月至1913年3月抄写谢沈《后汉书》一卷、虞预《晋书》集本;③从1913年到1931年近20年间，鲁迅曾数次抄校《嵇康集》。④ 了解鲁迅的人，都对他的这一旨趣心知肚明。如刘半农曾赠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联，而“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⑤许寿裳还把鲁迅对汉魏文章的喜爱和他的个人性格联系在一起分析，他这样说：

老实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我们认为，如果再向前追溯，前引寿镜吾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和章太炎对魏晋的推崇则也是鲁迅酷嗜汉魏六朝历史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也会对汉魏碑刻颇感兴趣，而此正是传统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第四，鲁迅“钞古碑”是浙江文人金石收藏和研究乡土历史传统的孑遗。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大量砖文著录书涌现，包括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录》、吴隐《？？古砖存》、邹安《广仓砖录》、吕？孙《百砖考》、端方《陶斋藏砖记》、王晋卿《汉魏六朝砖文》、罗振玉《高昌砖录》等等。以上诸家，除后三者外，皆江浙人士。此外，乾嘉至同光年间，浙籍学人编纂的以浙江地名为题的砖文著录尤多，如黄瑞《台州砖录》、孙诒让《温州古甓记》、冯登府《浙江砖录》等。其中，《浙江砖录》一书合阮元、汤贞愍、黄易、张廷济、洪颐煊、宋经等十余家所藏之砖，蔚为大观。时人甚至言浙江当地“各家所藏，多者百余，少者数砖。”⑦足见清代浙人重砖之传统。

《百砖考》作者吕？孙，江苏阳湖人，为顺治四年状元吕宫之后，诗书传家。其父吕子班长期在浙江任职，历署湖州、绍兴、温州府事，在宁波府知府任上去世。⑧ 吕？孙在其父赴浙履职时“随侍”宁波，于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夏偶得一砖，始收集当地古砖，次年编成《百砖考》一卷。① 此书收集多为浙江所出或浙人所藏之砖，也是鲁迅在绍兴会馆最初抄录的金石古书之一。而前引孙伏园、周作人论及鲁迅抄碑时所参考的《寰宇访碑录》《绩语堂碑录》等亦是浙人所编。

此外，据周作人所说，鲁迅读《二酉堂丛书》对他“立意辑录乡土文献”有启迪之效，而且鲁迅“家里原有藏书中间有一部任渭长画的《於越先贤像传》和剑侠传图，在小时候也觉得它画得别致，很是爱好。”②可见鲁迅童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受到浙江前贤的影响了，更不消说他之后所从学的章太炎也是浙籍。赵成杰先生则又指出，“晚清绍兴金石学家对鲁迅金石学的影响非常大，较有代表性的有赵之谦、章寿康、范寿铭、顾燮光、周肇祥、张允中等人。”③他们或是鲁迅仰慕的前贤，或与鲁迅共同访碑，或与他互通拓片之有无、商榷研究之成果，都对鲁迅的收藏和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往教育部任职后，鲁迅所得、抄校之书籍亦多与浙江有关。比如1912年5月5日，鲁迅和许寿裳等甫一抵达北京，“当夜赴绍兴会馆拜访许寿裳的长兄许铭伯，两人一见如故，谈话很投机，并从许铭伯处得到一本《越中先贤祠目》。”④6月6日，补绘张岱《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缺页。是年秋，他还翻阅《式训堂丛书》（会稽章寿康光绪年间辑录刊行），考证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云云。⑤ 从《鲁迅日记》所附各年书帐看，自1913年鲁迅购买《嘉泰会稽志并续志》十册、《会稽王氏银管录》一册等书籍开始，到1936年的《於越先贤像传赞》二本，他长期购买、抄录、借阅大量与会稽地方有关的古籍。⑥

鲁迅还在绍兴会馆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收录有《会稽先贤传》《会稽典录》等八种文献。鲁迅在其书序言中说：“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⑦他还多次誊抄此书书稿，⑧并请陈师曾题写封面刊印。顾农先生认为，这是鲁迅发表的一篇学术论著，⑨足见他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浙江文脉的自觉。收藏研究金石拓本、重视乡土文献和本地历史文化，是清代中期以来浙江文人的传统。鲁迅亦长期对这些内容颇感兴趣，他的“钞古碑”实际上也属于金石研究，可以视作是这种传统的承续。

第五，鲁迅“钞古碑”与其在教育部的工作有直接关系。有研究认为，鲁迅“大规模收藏石刻拓片是从1915年开始的”，瑏瑠或称从1915年起“开始大量搜集古砖、造像、墓志的拓本和瓦当文字等”。瑏瑡实际上，1914年底，鲁迅就已经购买有泰山秦篆二十九字、汉石经残字及《明拓汉隶四种》《黄晓松所藏汉碑五种》等拓片了。瑏瑢此外，早在1912年4月28日，魯迅就购买有“鬼灶拓片一枚”。瑏瑣萧振鸣先生称，此为浙江绍兴红山三国墓中所出陶灶灶台上隶书文字拓片，故而这是“鲁迅有记录的最早购买的一枚拓本”

同年6月25日，为筹建历史博物馆，鲁迅视察国子监和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对此，鲁迅在日记中感叹道“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瑏瑥次日，鲁迅日记载：

上午太学守者持来石鼓文拓本十枚，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新拓者，我以银一元二角五分易之。

这是鲁迅在北京购买石刻拓片的最早记录。对此，陈洁先生曾提出，“征集金石拓片本身即属教育部的工作之一。”而学界之前忽视了其与鲁迅“钞古碑”之间的关系。

或有学者提出，1913年9月11日“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②为鲁迅日记中最早关于汉画像石的记载，即是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的开始。③ 此说有误。据当时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的杨莘耜回忆：

民二我改任视学，经年外出视察，其时他爱好碑文和木刻。每次出发之前，他必告诉我，你到某处为我拓某碑文来，如武梁祠石刻（曾见鲁迅所著某种书面上有一人乘车一人驭马而行者即此石刻），西安碑林之景教碑，泰山顶上之秦始皇的没字碑下方的帝字，尤喜碑阴文字和碑座所刻人像和花纹之类，我必一一为他搞到。

而在《鲁迅日记》的书帐中，确有标记“杨君莘士⑤持赠”的“诸葛武侯祠堂碑拓本一枚”，日期为1913年9月5日，⑥早于胡孟乐赠武梁祠画像拓本之事，正可与上引杨氏所忆互证，当是其出差后为鲁迅带回之物。以上说明，鲁迅在1912年刚到教育部任职时，就已经开始收集包括汉画像石在内的石刻拓片了。我们认为，这也确与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有关系，也为他之后“钞古碑”做了准备。然而，和前述鲁迅初到北京就收集整理浙江文献一样，这些准备工作都和袁世凯复辟并无太大关系。

三、鲁迅在集中“钞古碑”之后

在抄录《淮阴金石仅存录》之后，鲁迅日记中就鲜见他抄录古书的记载了。集中的大规模的“钞古碑”虽然基本停止了，但鲁迅对于金石文字之学的浓厚兴趣从未消退。

单就汉代文字来说，鲁迅对相关材料的涉猎就非常全面。他1915年3月19日向钱稻孙借得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至29日夜便抄完一卷之上，至4月10日写讫。次日，得西泠印社寄来《？庵古镜存》和《？庵秦汉瓦当存》。⑦同年5月30日，收“二弟所寄《汉碑篆额》一部三本”，并于6月5日夜“修补”完毕。⑧此后，又在1916年7月13日“往留黎厂买《尔雅音图》、《汉隶字原》各一部，共六元。”⑨1917年12月30日，“同二弟至青云阁富晋书庄”买《齐鲁封泥集存》一册。⑩ 仅就1915至1917年间，他购买、抄录的汉代文字类书籍就涵盖了碑刻、砖瓦、铜镜、印章等多个重要种类，涉及篆隶等多种字体。

再从时间上看，他对于汉代文字材料的兴趣一直持续到晚年。1932年10月，他曾托人代买史语所新出的《秦汉金文录》一书。瑏瑡该书由容庚先生编辑，1931年12月出版，是1947年之前专收秦汉铜器及其铭文的最重要著录。再如，1935年5月，鲁迅购买王树楠辑录《汉魏六朝砖文》一书。该书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新出，这也应该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购买汉代金石著录书。瑏瑢可以说，从1912年起直至去世，鲁迅都始终保持着收集研究秦汉魏晋篆隶各体文字材料的习惯。

同样，鲁迅长期关注新出考古图录和诸多出土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中国现代考古学，脱胎于传统金石学，也受到西方学术东来的影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介绍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时，就着重论述了20世纪初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认为，1911年之后，西方的“田野方法”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已经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产生了影响。以丁文江为代表，一批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人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科学调查，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等外国科学家也来华工作。李济特别提到，1915至1925年期间，北京在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新思想很活跃，上述科学家大部分在北京从事科研，他们的工作使中国学术研究发生了变革。① 可以说，中国现代考古学正是在这一阶段孕育的，而当时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将其对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兴趣转向现代考古学，并把对中国现代考古动态的关注持续到离世之前。

就在1915年9月12日，鲁迅收到《流沙坠简》三册。该书为罗振玉、王国维合著，出版于1914年。而到了1922年，鲁迅对此书评价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②1932年2月和10月，鲁迅先后购买史语所专刊之《安阳发掘报告》三本。③ 1935年书帐中出现有《历代讳字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汉魏六朝砖文》《）浪古瓦*谱》《金文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汉代圹砖集录》（静农寄赠）等相关书籍，④其中不少是当时最新出版的巨著。比如1935年6月25日购买的容庚《金文续编》，即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这也是鲁迅生前购买的最后一本金石书法类著作。⑤ 1948年冬，许广平曾回忆道，“鲁迅看了郭老的古史考证，金文甲骨文研究，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⑥以上都足以说明鲁迅始终关注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沿研究，并对诸多成果的科学意义和历史价值有深刻认识。

与大多数传统金石学者不同，除关注文字之外，鲁迅还注意挖掘碑刻等艺术品上图案的价值。正如蔡元培所说：

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达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材料之搜罗。⑦据许广平回忆：“关于造像及墓碑等，陆续搜集到的不下数百种。有些是前清达官端方所保存，后来落到先生之手，极为珍贵，有人曾恳请割爱，终未允诺的。”⑧就鲁迅书帐来看，1916、1918、1919年，鲁迅都曾购买过端方旧藏拓片。⑨ 而直到1936年书帐中，还记有“南阳汉画象拓本五十枚（杨君寄来）”“南阳汉画象石拓本四十九枚（王正今寄来）”“汉唐砖石刻画象拓片九枚（李秉中寄赠）”“南阳汉石画象六十七幅”（王正朔寄来）⑩等拓片信息。萧振鸣先生说：“在鲁迅所藏拓片中以民国拓片为主，有少部分是比较珍贵的，从鲁迅的财力来说，他不可能大量购买年代较早的拓片。但是他所藏的拓片中有许多是未见著录的，还有许多是现在碑石损佚的，现在鲁迅所藏的民国拓片也是相当难得的了。”

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鲁迅曾编辑《六朝造象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等，瑏瑢并准备出版图录，他在1935年11月1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道：

我陆续曾收得汉画像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

由此看来，鲁迅收集的拓片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他对于图录的分类也较为科学，意图编为选集者，也是看中它们能够体现“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的独特价值。可见，鲁迅甄选汉画像时，颇为重视其艺术内涵和史料价值。

最后顺带一提的是鲁迅“钞古碑”和他的翻译创作。从时间上看，根据萧振鸣先生统计的《鲁迅在北京的译作年表》，鲁迅在1913、1914年曾翻译了四篇与儿童教育和社会教育有关的日文文章，这应该与他当时在教育部的工作有关。其后，从1915年到1919年之间，仅在1918年有一部译作。而从1920年起，鲁迅才开始大量翻译俄日等国的文学作品。①1915到1919年间的这段译作上的“沉静期”，正和他集中“钞古碑”的时间吻合。与包括章太炎在内的传统金石学研究者不同，鲁迅在研究金石著作的同时一直关注西学，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彰显出过人的小学功底。周作人回忆，“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②此处提到的《域外小说集》，系周氏兄弟1909年印行。当时，他们请陈师曾用《说文》小篆为该书封面题字（作“或外小+，”），而书中亦多用古字（如把“胸”写成“匈”等），这其实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③ 不过，从作品接受的角度看，《域外小说集》并没有获得多少读者的青睐。有学者认为，晚清读者难以接受生硬晦涩的直译和大量西方文化元素，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④ 但众所周知的是，在之后的译作中，鲁迅似乎并没有因为《域外小说集》的“失败”而彻底改变其“硬译”风格。因此，“钞古碑”和翻译工作在时间上的接续，只能说明鲁迅学术研究重点的转移，不能证明他在当时曾割裂了国学和西学的联系。在“钞古碑”之后，鲁迅将他对传统文化的爱好和译介外国作品的兴趣一直保留了下去。

四、结论

综上所述，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内“钞古碑”的时间集中在1915年春到1918年底，所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古代碑刻，还囊括铜器、砖瓦、印章、铜镜等多种大宗汉魏文字材料。他之所以会在“十年沉默期”内在绍兴会馆“钞古碑”，不仅是年少时养成的习惯与根基所致，还体现了他一贯的爱好旨趣。鲁迅的这一雅趣，远绍清代中期以来浙江文人金石收藏和研究乡土历史的传统，受到寿镜吾、章太炎两位导师的直接影响。同时，整理抄录金石著录，也是他在教育部工作的需要，客观上起到了在袁世凯治下“明哲保身”的作用。而在1918年之后，鲁迅始终没有停止对于传统金石著录和当时最新出土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他对于这些材料的热爱，从少年时期一直持续至生命尾声。

附录

我们将《鲁迅日记》1912年至1935年书帐中所记各年购买金石拓片、著录和语言文字专业书籍、考古报告等信息逐年统计，计算这些专项开销所占年度购书金额中的比例。⑤ 如表1和图3所示，1912至1935年，鲁迅在这类拓片、书籍上花费共2688.23元，占购书总开销的五分之一略强。其中，比率最高者出现在1916和1917年，皆超过九成。1915年至1918年，他在上述图书材料上花费的金额都超过300元，占比均在75%以上，这一时间段与他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时间相吻合。

表1鲁迅购买金石文字类材料所占书帐开销比率变化表（1912-1935年）

圖3鲁迅购买金石文字类材料所占书帐开销比率变化图（1912-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