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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

2020-03-25范玉刚

人文杂志 2020年2期
关键词:方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范玉刚

关键词理论自觉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法论 文明型崛起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实践正在召唤着有阐释效力的中国理论,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也期盼更多的中国方案。在此语境下,一种能够有效阐释中国实践又能够彰显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中国理论,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目标指向。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在充分阐释中国本土文艺实践和有效解读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化研究的问题域中展开,以期能够回应“时代之问”,更要有外部性的世界眼光和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全球视野,关注“世界之问”。同时,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气象,坚持内部性和外部性联动,服务于国家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延伸,发展出高势能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通过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具有审美共通性和文明共识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中国话语支撑点,要以理论自觉增强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力,强化立足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间性意识,旨在与国际主流文论话语对话、沟通与互动,使中国文论话语成为有影响力的主流文论话语形态之一。

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理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使中国精神力量极大地彰显。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能担当时代使命?这是中国文论发展的“时代之问”。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把学术研究同广大人民的实践相结合,不要躲在书斋中围着空洞的概念打转,要使学术研究充满时代气息和人民的心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文艺理论要接地气,要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现实,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理论自觉是其基本品格。鲜明的理论自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动自身的丰富性。因而,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语境变化而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历史,是不断扬弃吸收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历史,是理論自觉的发展史。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在回应时代挑战中不断进步,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文艺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奥秘所在。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反观理论发展史,每一时期的理论都带有时代特点和印痕,而且会形成有时代精神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词,这是理论成熟的时代表征。不论是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古希腊时期,还是近代性质的康德美学与黑格尔美学,更遑论现代时期的诸多理论创造,无不如此。同样,在中国古代随着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带来“文的自觉”,形成了此后不同历史时期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话语蕴藉的美学术语与文论核心词,流派纷呈的文艺理论相互辉映,才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繁荣。从国际经验上看,理论创新和创造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征,其依托的恰是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艺繁荣,由此增强了意识形态自信。文化自信是话语生产和话语创造的源泉,它使创造主体活力迸发,是理论话语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建构的基础。一个缺乏自信的国家不可能有充满解释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理论话语创造,当话语创造能力缺失、理论原创性匮乏时,怎么会有充满活力的理论话语创造来表达和阐释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①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一个具有广泛共识和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最坚实的“软实力”。“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②因此,中国的理论一定要立足中国经验、扎根中国实践,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与稳定根基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事实上,任何一种话语创造都要有根。“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③可以说,缺失了理论自觉,学术研究就谈不上有话语权,话语权的安全不是源自话语本身,而是取决于思想包容度、价值普适性、理论创造性、学术原创力,以及背后的“道”。话语权建构能力的缺失,归根结底是源自意识形态不自信,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的不自信。因而,倡导理论担当,提升文艺理论话语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情怀,既要立足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更要立足文明互鉴中的当代文化创造,特别是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新成果,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更要立足自身的文艺实践,要有效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余年,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及其对现代性的探索,所蕴含的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和理论创新远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阐释。对中国问题及其经验的有效解释,是值得当代中国学人关注的学术话语生长点,“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人民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汲取养分,在人类文明的相互通约中张扬“中国性”,增强“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为“中国学派”铸魂。不仅自己要在国际舞台上说,还要以文艺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带领“别人说”,使中国的倡议成为世界的倡议,中国话语成为世界主导话语形态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有这种世界情怀,要有中华文化立场的“中国标准”及其气魄。虽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但在文化贸易尤其是文化服务贸易中仍有较大的逆差,特别是跨文化传播中的原创思想落差依然在扩大,从而愈加凸显了文化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迫切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②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有当仁不让的理论自觉。在国际文化秩序和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当代文艺不仅要以精品创作生成民族文艺经典,还要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以文艺影响力参与国际秩序重构。我们主张以理论自觉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旨在强调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审美经验”,要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新时代“强起来”的精神追求就内含了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创造与理论自觉,“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③不仅要在理论上说清楚中国的历史、现实国情,更要有明晰的未来指向。就文艺发展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④尊重市场和文明互鉴,落实于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就是在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又能使之与西方文艺理论具有某种可通约性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关键词和独特意味的标识性符号,这是中国文艺理论自觉的逻辑起点,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世界情怀的彰显。

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实践表明,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同样,在理论建构上,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理论自觉,也就难以形成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⑤其次,要在理论上明白,所谓世界文学,说到底,它就是成熟的民族文学的复数形式。当前,世界文学主要源自多元民族文学话语的交流、交锋和竞争,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文学展望,是对“世界共同价值”的普遍遵循和艺术表达,因而它不会形成某种单一性民族文学的话语霸权。只有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找到理论自觉的方向,进而探索一条与西方文论相互镜鉴又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价值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之路。

新中国70年的砥砺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拐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时代语境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葆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要有能力回答中国文论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的“世界之问”。一个时期以来,“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拉开了文艺学界理论自觉的反思帷幕,随着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文化自信的根基越发坚实,文艺理论的自觉意识和自强意识不断凸显。不可否认,改革开放40余年文艺学取得很大成绩,但理论自身仍不成系统,理论原创性仍有提升空间,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尚有不足。对此,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的高建平教授在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的学术报告中认为,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理论的系统性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① 无独有偶,谭好哲也认为对我国40年来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就不能估计过高甚至盲目乐观。②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国力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置身火热实践中理论创新对此的习焉不察,理论研究没有对重大“时代之问”做出应有的回应,其结果是理论创造滞后于实践发展。谭好哲指出:“理论内容游离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的现实实践之外,精神气质游离于民族文艺和文论的传统规律与特色之外,思想追求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外,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便将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存在。”③ 理论一旦脱离现实,就会陷入不及物的主观臆想的无边泥淖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倾听时代的声音,紧紧抓住时代,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洞察文艺话语及其批评中新质的生成,在思维的开放中为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服务,增强理论自觉意识。

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要有能力回应“世界之问”,其前提是能够有效阐释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始终坚持人民性立场,不仅通过“身入”“情入”注重文艺大众化,还通过文化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的文艺素养,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使人民成为文艺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使文艺精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直坚持人民性导向,谨遵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高扬“人民性”的旗帜,不仅使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上,还广泛团结了有着同样理想情怀的世界人民及其艺术家。强调理论自觉的价值立场,不是张扬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的“夜郎自大”,而是要以世界眼光充分理解和阐释何谓“中国的”。须知,“中国经验”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既要关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更要关注其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注重文化间性和文明的可通约性,高度强调世界共同价值的共识。不可否认,在文艺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与评价尺度中,西方文论话语仍然是强势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神经”往往被西方文论的话语逻辑所牵扯,起伏于西方文论的演变与裂变之中,这愈加凸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和战略性。身份自觉是理论自觉的表征,理论建构需要清理地基,需要明晰何谓“中国的”。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走出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文艺及其文论建构也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表达和普遍性价值诉求。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中,“中国性”与“西方性”是一种互为主体的间性关系———共在共享。当下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基础上,中国文艺学界要努力提出为学界所共同认可和普遍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和符号,以理论创造赢得学术尊严,把身份自觉落实到理论创造性上。其实,在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上,理论追求本身就蕴含了一种“身份”意识和某种文化认同,所谓理论范畴与学术命题的文明通约性,都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比如,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开设“中国学术语话体系建构”“学人故事”等栏,就在点滴积累中体现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再如,艺术人类学在学科发展中十分强调艺术生成的社会语境,对普遍理论持有一种本能戒备和抵抗。这些诸多学术现象,都是当前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表征。当下,“作为现代性诉求,审美现代性经验并非寻求一种本质主义的大一统的坚固存在,而是进入一种自主的、多样化、流动性状态,充分展示多样性审美存在和话语表达机制,这对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难得的机遇”。① 惟此,中国文论和美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要以全球化舞台上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大众化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身份意识,以文化间性的平等视角来建构中国文论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文论的理论自觉,需要立足中国“审美经验”,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所谓“审美经验”是指立足中国大众审美实践基础上提炼的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并以其类意义上的审美共通感的生成作为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所谓天下情怀的世界观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体系”思想,其核心支撑点是王道思想,今天要立足时代民族国家之世界体系的平等关系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王道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内政治统治,也推及至国家间的关系,践行“以德服人”的统治理念,即“王道天下”。在国家间关系上,“王道天下”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倡导通过行“王道”来德化天下。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天道信仰与天下情怀的文化民族。雅克在论及中国的主要特征时强调;“她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有两个根本特点:首先,中国历史悠久,积淀颇深;其次,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因此表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是文明国家的特征。”②因此,在天下体系中它作为文明国家,提倡以追求“和平”与“礼治”为主导原则,主张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如《中庸》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和”为道的“和谐”思想,可以引申转化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进而通约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建构文论话语体系要积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进行积极的文化践行。作为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表达的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快车,走世界人民共同富裕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彰显了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情怀与使命担当。生成于这种文化视野的中国审美经验,决不是文化部落主义的自说自话,而是展示出一种文明共识与人价值共享的新文明观的意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③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要到哪里去,“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④既要讲清楚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更要明明白白地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同样,“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⑤人类文明交流史表明,文艺是最好的沟通桥梁,對于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代中国来说,只有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人类审美经验和艺术卓越性追求,在文明意识的交融与相互通约中,形成一系列有时代价值的文艺精品、经典作品,通过全球化舞台上的跨文化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才能建构起来。因此,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要基于本土审美经验和全球艺术视野,在全面提升中国理论原创性能力基础上,通过开展与西方文论及其美学研究的全球性对话,形成包容共在的对话主义理论研究形态,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①不固守藩篱就要不断创新,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打破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阴影,如此方能实现理论自觉,从而不会脱离文化主体性去任意表征。”②就现实境遇而言,基于“中国经验”的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不仅要增强反思意识,更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所谓方法论创新就是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打破条条框框以全新的视野清理地基,重构话语的学术逻辑。

首先,需要清理“世界歷史线性论”,在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中定位中国历史,也就是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有双重视角。一是从外部性视角,洞察国际风云及其世界变局对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深刻影响;二是从内外联动的视角,充分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世界战略格局与文明秩序变动的重要力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之一。特别是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但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影响,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还丰富了对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的理解,有利于树立一种大历史观,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追赶者”的历史角色,而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事实上,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正是这幅世界历史图景中的一个支撑点。这种大历史观表明,所谓世界并非单指西方世界,所谓历史并非就是西方的历史,中国始终在世界中,世界历史从来也没有缺失过中国,东风西渐始终是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检讨传统哲学的世界史观,从流行的世界史叙述来看,中国进入世界史的过程是被动的,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被迫裹挟其中的过程,是一个依附西方追随西方的角色定位,这种看法是以西方历史观来裁剪中国现代史的结果,无视世界史是不同文明共同塑造的事实。事实上,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实践,以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改写世界历史走向中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也同样有着一种文明史上的创新价值。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开启了世界史的新纪元,不仅赓续了五千年未中断的华夏文明,还形成了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因此,在新的人类文明史看来,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的学术逻辑,就会展现出一幅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历史图景,从而为建构“中国理论”开启了新的世界史视域。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构筑了中国理论自信的地基。中国道路的成功,其意义不惟是中国的,更是有着世界史的意义。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其前提是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清世界、理解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未来,以前把中国作为和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的看法,是一种早就过时的僵化世界史观,其背后是“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的阴魂在作祟。以中心-边缘的殖民主义史观看世界,则“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始终是另类的“他者”存在。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及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包容、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荣观,这必然有别于建立在殖民他者基础上的主张“文明冲突论”的西方文化观。这种新的文化观同样带来了历史哲学观念的更新,在推动世界文明秩序的变动中,使得“文明冲突论”的偏颇昭然若揭。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不单是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引发的世界战略格局与秩序的重组,也有着发达国家自身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战略重心的转移,由此带来世界历史哲学的难题,对此需要打破线性思维和惯常思维定势。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动在召唤“中国理论”的出场,期望赋予世界历史发展以全新的哲学理念,以观念创新为指向,以纠偏世界历史发展观中的单向思维,重构一种全新的更具阐释效力的世界历史哲学逻辑,才有可能使人类文明进入新境界。

其次,要破除“文化冲突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文化间性而非文化多元主义视角,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强调以中国为方法———摒弃“文明冲突论”代之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共享”的思想,重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思想逻辑,阐释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人类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为世界普遍认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使中国发展站在了人类道义的价值制高点,获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还开启了全球化运动的新阶段,创立了一种新的文明观、一种“世界大同”的文化观。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本身就有着理论话语建构的方法论意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① 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了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逻辑,回答了人类历史要往处去的“世界之问”。这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新中国70多年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崛起,既是中国对现代性概念内涵的丰富,又是中国积极参与以全球化运动为特征的世界史的进程。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在人类世界史上的创造性价值尚未被中外学人所充分阐释。其意义正如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把中国带入了一种新的现代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人类世界史的发展走向。

今日,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方位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的发展也越发离不开中国,而必将改变书写人类世界史的单线结构。可以说,中国对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结构的改写,不仅是一种哲学理念上的创新,也是我们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石,从而对我们构建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有着方法论的启示价值。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基于自身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既承担着实现自身国家现代化的使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还承担实现整个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责任。显然,以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作为一种洞察人类文明演进的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绵延而艰难的成长历史,不仅从客观上揭示了人类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事实,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复数的现代性中都要坚持自主选择,还展示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坚持文明互鉴、包容共在的多元价值观,对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性。以中国发展为方法,这种方法论对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有着根本性启示意义。当下,张江教授关于阐释学与国际主流学者的对话,以及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在欧美引发的反响,都可以视为新时代中国文论走入世界舞台的重要标识。

虽然当前世界格局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多,但随着非西方世界的金砖国家的国力提升,尤其是中国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作为现代性策源地的西方国家内部格局的变动,一幅新的世界历史图景正在生成,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在全球文化秩序的格局变动中格外凸显。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包容性要素,使其在与信息文明的时代条件的结合中,能够更好地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采取相互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包容性的文化观的彰显。

正如美国战略学家亨廷顿在其著述中所忧虑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现现代化了,但并没有在价值观上西方化。而是越来越追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并坚定追求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英国的“脱欧”以及中东伊朗、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不断,使世界格局的变动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人类文明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使得中国在引领人类文明跃升方面的能力显著提高,与之相应,中国将成为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中华文化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势能文化形态。伴随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深入,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秩序建构的主导力量之一。正是这种新的文化视野中的世界观的变化,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导向和互为镜像是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有效切入点,中国的问题同样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样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的世界哲学史观为我们打开了一道视阈,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创新愈加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要从执著于所谓的“特色”追求,转向具有世界共同价值诉求的一般性理論形态,对内能够以理论自信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对外能够以文化自信有效回答“世界之问”,为人类文明的跃升指示着一种方向。因此,立足观察世界的双重视角和方法论创新,契合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下的国际秩序变化趋势,重构中国-世界关系,基于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化审美经验,以理论自觉积极构建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既需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信息文明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更需要在文明互鉴中勇于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的创新创造。进而在坚定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中,使当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为世界文学的复调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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