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摘要：纵观中国谍战电视剧作品，女性正面形象更加多样，逐渐摆脱传统文艺作品中的符号化定位，独立、自主和自爱的人格魅力成为角色身上的闪光点。随着谍战电视剧类型化的成熟，剧中女性正面形象也有着类型化的塑造。文章以新世纪以来收视和口碑较好的中国谍战电视剧为分析重点，将其划分为革命伴侣型、成长蜕变型和巾帼英雄型三种，旨在总结创作规律，挖掘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探索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的审美变迁，并引发一些思考。

关键词：谍战电视剧  女性  正面形象

在谍战电视剧中，剧中女性正面形象大部分都是历史洪流中的复合型人物，她们往往有着神秘的身份，从事机密的工作，与男性正面形象搭档，出生入死，完成组织任务，奏响谍恋传奇。新世纪以来，中国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逐渐摆脱附属地位，日渐占据主动立场，既突破了创作桎梏，又与时代女性进步共振，促进了荧屏形象的革新。尤其是在近些年，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更加多样，不仅有协助或引导男性正面形象的革命伴侣，也有农村妇女、知识分子和千金小姐的成长蜕变者，更有忧国忧民的红色义士和智勇双全的革命战士。她们既有着传统女性特有的人格魅力，又被寄予新时代女性的精神品格，用聪慧、才智和激情在波诡云谲的谍战中绽放着生命之花。

革命伴侣型

革命伴侣型是中国谍战电视剧中塑造正面形象常用的方式，通常男女正面形象互相合作，女性正面形象一般辅助男性正面形象，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帮其完成组织任务，或是引导男性正面形象摆脱困惑，给予他精神抚慰和情感关怀，促使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二人拥有共同的信仰，同仇敌忾，并肩作战。

忠贞的辅助者。在中国谍战电视剧初始期，与男性正面形象相比，女性正面形象一般处于辅助的从属地位，一方面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沿袭反特片的创作理念有关，尤其以1981年王扶林执导的《敌营十八年》中的康瑛最为典型。剧中的她既是江波的妻子，又是江波的同志，身兼组织重任和家庭重担。一方面要服从组织，配合江波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要履行妻子的义务，辅助江波照顾好家庭和孩子。在她身上集聚着善良、忠贞、贤惠的女性传统美德，又有着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坚定的引导者。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不仅是辅助男性正面形象取得谍战胜利的好帮手，有时她们也是革命思想上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帮助男性正面形象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潜伏》中的左蓝和《伪装者》中的程锦云都是对这一形象的最好诠释。

《潜伏》中左蓝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女青年，她与余则成虽是恋人，二人却身处不同阵营，在信仰上也各有不同。尤其是在刚开始左蓝和余则成的深入交流中，左蓝坦言自己信仰的是中国共产党，并诚邀他加入组织，希望二人有一样的生活目标和信仰。而余则成则寄希望于未来的太平盛世，和左蓝组建幸福的家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可见，相比较余则成，左蓝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将个人情感放置其后，而正是她如此意志坚定的革命信仰，成为将余则成引领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并为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成长蜕变型

成长意味着身心的变化。在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的成长也不例外，一方面通过外在服饰、发型、身份等的改变来表现成长，另一方面人物性格的成熟，甚至是在政治思想层面上的党性意识提升，都是成长的标志性呈现。她们往往受到党组织的启蒙和召唤，在经历大大小小的考验和磨难后，最终义无反顾的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意志坚如磐石的革命斗士。

农村妇女。在谍战电视剧中，朴实又能干的农村妇女成为塑造女性正面形象屡见不鲜的革命成长者。她们往往刚开始处于谍战活动的边缘位置，没有学识和谍战技能是普遍性问题，随后在参与谍战活动中，逐渐觉醒和蜕变，成为有修养又熟练谍战技能的革命战士。如2008年版《敌营十八年》中的康瑛，与1981年版人物塑造就有极大不同。她不再是出场就“一超多能”的革命义士，而是一位有着执拗、脆弱和偏执等性格缺点的农会会员，在革命事业中不断历练，从而成长为一名理智又成熟的革命者。

知识分子。相较于农村妇女，知识女青年在思想层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意识。她们通常接受过先进思想的启迪，有一定的学识和修养，知性、顽强、勇于进取和抗争成为谍战电视剧中这类女性正面形象的典型特点。

《旗袍》讲述了由马苏饰演的关萍露从青年抗日锄奸队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红色革命者的传奇人生。关萍露潜伏丁墨群身边，成为了安插在敌人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可为了遵循组织纪律，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是在至亲父亲面前，她也不能坦言。在亲朋好友的怀疑和卖国贼的骂名中，关萍露经受着数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组织精神和引导教育以及隱忍和勇敢的力量推动下，她终于战胜了自己，用聪明和才智将大汉奸丁墨群送上了“断头台”，成长为一名有坚定信念和意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的优秀地下工作者。

千金小姐。谍战电视剧中，成长蜕变型女性正面形象也包括小资情调且出身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她们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头脑机灵，有着小姐脾气，在机缘巧合中，卷入谍战交锋，历经大小磨难，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如《胭脂》中的蓝胭脂和《红蔷薇》中的夏雨竹都是典型代表。

以赵丽颖饰演的蓝胭脂为例。《胭脂》以蓝胭脂从拥有特工潜质的千金小姐成长为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员为主线，人物在不同阶段的状态通过造型、动作和性格等各有差异的呈现出来。在人物出场时，身着白色衬衫和蓝色半身长裙，戴着墨镜，打扮时尚的蓝胭脂乔装成盲人，靠听力、判断力和感知力给人留下了身手不凡的印象，因“双妹牌胭脂”的意外调换将其卷入了中日交锋的谍战中。刚开始她只是一个不谙世事，沉浸小资世界，为了友情才愿意配合行动的千金小姐，有着软弱、重情义的一面，而在随后的执行任务中，她对革命事业有了自己的认识，并主动请命加入组织。在加入救国会后，她学会克制情绪，尽管会犯一些小错误，但她勇于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乐观、积极、向上的她有着强大的感召力。

巾帼英雄型

相比较前两类人物塑造，巾帼英雄型人物出场就有着忧国忧民的革命热情，她们胸怀天下，为了祖国的和平与统一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新世纪以来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与以往义正言辞的国家机器不同，她们身上既兼具着传统女性的优良品德，又有着新时代女性的魅力，更具有人情化和人性化的一面。

忧国忧民的红色义士。胸怀国家大义和民族正义的红色正面形象早已成为受众心中约定俗成的审美期待，一些女性正面形象即使没有严肃的政治身份，也尽力所能及之力拯救危难中的中国，贡献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

《伪装者》中掌握明氏家产的大姐明镜就是一位典型的红色资本家。父母早逝，明镜作为长女很早就担起了家庭重任，既要管理企业，又要照顾好弟弟们。如此成长背景决定了这一内心刚强、坚韧的女强人式的人格品质，她曾多次资助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给予物资帮助，还或隐或显地教育和劝导弟弟们行善事，给予精神资产。

智勇双全的革命战士。在中国革命史上，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女英雄模范，她们用鲜血和汗水、生命与智慧，共筑了和平的中国。通常，谍战电视剧中正面形象具有双重身份，通过伪装身份来掩护真实身份，从而展开行动。而随着剧作者的不断创新，在电视荧屏上逐渐可见有着多重身份交织的革命女战士，她们通过层层伪装，与敌人巧妙周旋，最终迎接胜利的曙光。

《和平饭店》中陈数饰演的陈佳影身兼数职，既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东北经济调查区文员，又是南铁机要人员，还是国策会社的观察员，而更为重要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员。她借多重身份之便利行事，运用严谨的逻辑思维经常处于局势的掌控位置，而除了在政治层面的诸多身份设定外，她还是一位善于在敌人面前掩飾真情实感的女人。面对志同道合的丈夫唐凌，她只能故作镇定，而面对假扮夫妻的王大顶，却要虚情假意，人物内心和外在存在的反差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增添了戏剧魅力。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谍战电视剧倾向于将男性设定为主要正面形象，而在近些年的电视剧创作中，以女性正面形象为主的谍战电视剧频频上演，她们不再是以往反特片中男性的陪衬，或是被去性别化的革命者，而是既有着聪慧、灵敏和胆识等优秀品质，又具有着女性独有的个性魅力的“谍战之花”。这种进步性使得谍战电视剧中女性正面形象更加立体和多样，成为电视荧屏上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和大众娱乐审美需求下，女性正面形象仍然有被作为欲望客体“凝视”的局限性，以及落入“革命+爱情”的窠臼。如何秉持与时俱进的创作理念，塑造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艺术真实;既要坚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又要兼顾健康向上的娱乐性;既要遵循创作规律，又要兼顾受众审美取向的“谍战之花”，仍是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