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8年到《满族文学》工作的。之前，我在文联已做过十年组联工作。我的办公室与满族文学杂志社仅一壁之隔。那时候，常见《满族文学》的编辑们在为一篇作品的优劣或一本书的观念各抒己见，有的时侯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他们的办公室不时会传出阵阵争论声和说笑声。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活力满满的办公氛围，深深感染了我。于是，不顾时任领导的劝挽，执意要到《满族文学》工作。

《满族文学》当时只有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六七张办公桌全都靠墙摆放。大家背过身面壁伏案，转过身相对而坐。有作者来编辑部，为我们办公桌的格局而惊奇，说从没见过这样排列的办公桌，也很少见这么拥挤的办公室。地方虽小，但编稿，校对，出版，发行，年复一年，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时，印刷还是相对落后的。刊物的内文在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封面在丹东印刷厂印刷。封面印好了，还要运送到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去合成装订。当时的丹东印刷厂，在丹东市元宝区官电街清真寺附近，丹东日报印刷厂在靠近海关不远，两个印刷厂相距较远，也多有不便。

那时候是铅字排版印刷。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在一楼，车间里有两台好像永远都在滚动翻页的印刷机，还有一排排摆满了铅字的铁架子。拣字工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常见他们的手指和鼻子窝儿都是铅黑色，他们左手拿着文稿端着铁盘子，右手捡豆儿似的从铅字架上把需要的文字整齐地码到铁盘子里。之后，由负责排版的师傅把铅字和锌板（如有插图和尾花需要特制成锌版）编排到一起，四周用金属条和线绳儿固定住，再搬到机器上打印成大样或印刷成单页，最后装订成册。

当时负责给《满族文学》排版的是一位姓孙的师傅，孙师傅个头不高，带一副老花镜，常略微低着头，从老花镜上框的空间看人，那眼神儿，有时让你心生疑窦（多年前，当我自己带上老花镜的时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看人了，但那时不懂）。对我们送去印刷的稿件，孙师傅时不时的还发表点评论，谁谁的小说写得挺有意思，谁谁的文章编得不咋地，有别字还把标点都搞错了云云。因为他总编排《满族文学》的版面，在刊物上常发文章的作者和编辑部的编辑们他都弄的挺熟。为了不误出版时间，我们去印刷厂送取大样时都不敢对孙师傅怠慢。

孙师傅着实也很关照《满族文学》，因为文学作品不同新闻报道，文章中经常出现生僻古怪的字句，那就要现去造字。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他还要动员工人为我们加班。每逢年底，编辑部只能给孙师傅送本新年挂历略表心意。那时候的人都那么好。

刊物出厂了，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要先雇一辆三轮车，把杂志从印刷厂运到我们办公室的楼下。这一天，没有特殊情况，要求所有编辑必须在岗，大家把一捆捆杂志搬到楼上，再把一本本杂志装到之前写好的信封中。与其他杂志社交换的，作者的，赠阅的，零散订阅的，邮局发行的，市内的，外埠的，都要按数装好，装订封口，分类捆绑。于此同时，还要把稿费表格制作好，把汇款的单子填写好。之后，再雇一辆三轮车，把应该寄走的都送到邮局。

有一段时间，为了节省经费，每一期杂志凡是市内的都由编辑部的同志们骑自行车送到各个部门。做好这一切，往往需要大家一整天的时间。遇到盛夏，我们就开着角落里的电风扇工作，每一张办公桌上都传出折叠杂志和装订器的咔嚓声。霎时，办公室就像一个流水作业的包装车间。电扇吹着我们汗津津的脸颊，也把散落的纸张吹得哗哗作响，大家有说有笑也没觉得有多辛苦。这时候，主编会差人到楼下买一包雪糕，就算我们当日的福利了。冬天，我们的办公室总是很冷，因为房子是阴面。遇到哪一期杂志出厂晚，下午还要接着干。中午，主编就会请我们到楼下的小饭馆每人吃一碗面条或一碗土豆粉。大家知道，从《满族文学》创刊起，就一直被经费所困扰，因此，吃一碗土豆粉，也很满足。在我的记忆里，《满族文学》的编辑们，自己部门无论在本市活动还是在外地出差，从没吃过像样的大餐。仅有一次，我们在丹东“铁路三角地”的一家小饭店喝过一瓶茅台酒，还是敲了张涛的竹杠，因为他的小说《窑地》，当年获得了辽宁省首届曹雪芹文学奖。

1993年，因为印刷费等原因，《满族文学》转到宽甸满族自治县民族印刷厂印刷，印刷费虽然相对便宜了，但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压力。因为每期刊物画好版后，原稿需要我们亲自送到印刷厂，那时全是手写稿，文字和格式也不规范，尤其当时印刷厂给我们打字排版的工人都是新手。之前，他们只是印刷过三十二开本的少量书籍，印刷十六开本的文学杂志，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美术编辑吴春有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教他们工作。

另外，刊物的大样可以让宽甸到丹东开班车的司机带到丹东长途汽车站，我们去与司机联系取回来。校对好后，再让司机捎回宽甸。但是，最后的终审校对，是一定要去印刷厂的。主编要去签字付印，终校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每次都需要去两三个人。

那时，去宽甸的汽车走山路，弯曲颠簸不说，也省不了多少时间，尤其是冬天，坡陡路滑不安全。我们通常都是坐火车去宽甸。那是一列逢站必停的慢车，早晨六点左右发车，大概十一点才会到宽甸。开始坐火车时，很不适应，慢慢腾腾吵吵闹闹，连书也看不进去。后来，我们就有点习惯了，就把去宽甸的火车当成了一趟观光旅游车，列车一会儿转山，一会儿绕河，我们一边聊着天，一边看着被车窗剪成的一幅幅山水畫，漫长的旅程就缩短了。特别是秋天，漫山遍野的树木经霜后，各种不同的树叶变得色彩斑斓，起伏的山峦就像腾跃的锦涛彩浪，让我们心情怡然。

有一次，我和张涛、吴春有一起去宽甸，下了火车，去路边的小吃店填饱了肚子，就直奔印刷厂车间去校对稿件。当时，印刷厂的尹厂长正等着请我们吃午饭呢，我们也正是为了躲这顿饭，才这样做的。尹厂长说，你们《满族文学》的人和其他的客户不一样，太客气了。

多年来都是这样，同事们认真做事，诚实做人，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住最经济的旅店，吃最简单的快餐，完成了工作任务，就立即返回。有时为了赶时间，来不及吃饭，就干脆在车站买个烧饼垫补一下。

2000年《满族文学》到凤城市报社印刷厂印刷了。虽然中国于1985年就研制成功了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但等《满族文学》享受这一科技成果时，已经是十五年以后了。也就是2000年。那时，凤城报社印刷厂有一台平板胶印印刷机，为了有更好的印刷质量，《满族文学》就在凤城报社印刷厂印刷。凤城距离丹东更近一些，我们进厂校对可以当天往返，比过去方便了许多。直到2018年凤城市报社印刷厂解体，《满族文学》才离开凤城，到了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现在印刷厂距离丹东又远了，但得益于高度发达的物流和交通，有了快递和高铁，也算便捷，印刷质量也提高了。

《满族文学》创刊40周年了，在这个应该祝贺、祝愿、祝福的日子里，涌入我脑海的却是挥之不去的过去，心里沉甸甸的。四十年，二百六十多期杂志，由当初的64页，96页，112页，变成了现在的148页。

四十年，一共有九位主编在《满族文学》任职。按时间先后排序，他们是：李敬信、路地、张安阳、佟畴、王中和、张涛、张素娥、于晓威、宋长江。他们中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进入了耄耋之年，有的退休赋闲，有的另谋高就或调任外地。令我诧异的是，这九位主编除三位外，其余六位都是在《满族文学》主编的位置上退休的。他们中有的在编辑部工作了十几年，有的工作了二十几年，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满族文学》。

四十年前，《满族文学》曾拥有十二个事业编制，是全额拨款的独立法人单位。后来，编制自然减员，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

《满族文学》有几多好？在外人眼里，简直就是一块令人不屑的鸡肋。可他们却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的年龄。他们没有公务员的待遇，没有分红，没有奖金，更没有灰色收入。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执着，这样任性，这样义无反顾地坚守着这块阵地？想来想去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也许他们太糊涂，太执拗，太死心眼了，也许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性和气节吧！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选择做一个好人，选择做善良的事，不是为了回报，只是因为这是对的。”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哈维尔的这段话，我释然了。

《满族文学》是怎样走过了曲折和艰辛，变成了今天这样一本光鲜的杂志，他们甘苦自知。四十年来，《满族文学》秉承着红烛风骨，春蚕情愫，培养凝聚了一大批满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多少作者从《满族文学》步入了文坛，跻身省内外知名作家的行列，有多少作者因为在《满族文学》发表了作品，改变了自己人生的命运？二百六十多期的《满族文学》可以作证。这些主编对《满族文学》都有着同样的担当，同样的使命感，同样的不计得失，同样的兢兢业业。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他们砥砺前行，薪火相传，玉汝于成。

一株幼苗，经过了四十年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一个孩童到了四十岁，就是个豪情万丈的汉子。《满族文学》经历了四十年的栉风沐雨，现在成了丹东的一张闪亮的名片，是全国满族同胞唯一的文学杂志，是省内乃至全国颇有知名度的文学期刊。记得第五任主编王中和曾在编辑部的一次例会上说：我的大学同学，有的当了高官，有的做了商人，他们大权在握，腰缠万贯。和他们见面，我从不觉得做一个文学编辑矮他们三分，反倒觉得无比的幸福和自豪。虽然好多年过去了，但至今令我不能忘懷。因为他的话，代表了我们《满族文学》全体同仁的心声。

去年的一天，我偶然走到了丹东市七经街上，路过曾经的107号。如今这里是一幢高高的居民楼，我仰望着记忆中的位置，那个上了三楼右手边的办公室，那个我曾经工作过三十二年的地方，如今物非人亦非了……

（作者曾任《满族文学》主编）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