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

书法之于我，是笔墨操习的日常功课，然其间侧重跌宕不同，可说者大略有三：

1.早年志向宏闊，在新艺术思潮勃兴之际，与书友数人同创湖北地区第一个青年书法团体——原道书会，定期观摩批评彼此的“新书法”。1987年，在当时的湖北美术馆（今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推出“第一回”汇报展。

然而此种为“新”而“新”，路自然走不长远，但我至今仍感念彼时洪流所赐，也不菲薄当时的执着与投入。那段革命式艺术氛围的洗礼，在大量实践现代艺术形式经验的同时，也让我从他山的价值角度，逐渐识得了中国传统书法之正途。这期间的反思，记录于我200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书法思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书。

2.为标榜我辈书法之“自律性”，曾一度对传统书画“同源”“同法”之论不以为然，且以囫囵吞枣之西方理论质之。

至案头滋养稍有所获之时，方感觉书画融通之奥妙与错综，只是于理未明，心存朦胧。

后于故宫展藏中得见赵孟頫《秀石疏林图》，观其笔墨，追其逸兴，重读画上耳熟之跋语：“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一时间，温故而知新，感慨古人所言不虚。

书法者、绘事者，均以一“写”字而蔽之。其“法”之同者，执笔落墨，取象不.惑，或“是心所现，是佛所说”也。唯其创作之结果，因个人之因缘，故有所得之深浅。

于是自愧心地渺然：书法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少时临帖，及长习碑，这是我与许多学书者类似的进程。然现代书风凌乱之初，余非圣贤，亦未能免俗，北碑、南帖莫衷一是，且以粗制放纵为个性张扬。

近十几年来，为考察北朝佛教艺术，踏访各地石刻碑铭，过眼无数，始信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功德。继而细究其文辞、书刻，晓其不过大众习俗而已，非崇文之雅尚也。综而观之，有“流”之多样，而无“源”之脉象，遂弃“二十品”等之谬说。

书法之内涵，在于个人文艺气质之彰显，而非文辞语句之摘抄，此必由学者明鉴而后识其去取。晚清碑、帖之所争者，实为“书”之表象，而非“法”之根本，画地为牢，误导学人。《扬子法言》云：“书，心画也。”后人相呼：“如其人、如其才、如其学。”可知书论者，实由经验世界熔炼而来。

前贤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其间虽有深浅广狭，但各有乐趣所在，且是格物致知、渐次领悟之必然。若自解个人心得：书法当为人文“追忆”之一种，表而为“艺”，升华为“道”，贯通深邃。

故此，“与古为徒”，或曰“以古为新”，始终是我研习书法的原点。

甲午秋雨时记于武昌彩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