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健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一、大湾区理念对高职文秘人才培养的启示

2019 年2 月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第六章指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包括“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在行文中，诸如“协作”、“创新”等关键词反复出现，深刻地阐释了其在“空间布局”一章中所提出的“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1]

不难看到，在未来大湾区的发展中，要将文化背景有所不同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无缝对接”式的合作，仅仅凭借共同的理想、创新实干精神是不够的。精神层面上的协调一致还是得通过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追本溯源的认知，并加以认同之后，才能实现。既然如此，对于内地相关城市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如何提升人才培养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质量，便成了当务之急。

在教育的众多子系统内，本文之所以选取高职文秘专业的中国传统插花教学作为剖析的对象，是基于这样两点考虑：

1.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出于对秘书工作主要面对千差万别的人这一大特点的考虑，在高职文秘专业的建设中，如何设置既适应市场需求而又能满足学生个体人文素养培养需要的课程，则是非常重要的。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如果将秘书工作的种种技能视为“术”、精神层面的修养视为“道”的话，便会发现，“术”的习得是相对机械及简单的，它可以通过大量重复性的操作而获得；但“道”的获取正因其直指人心而显得困难得多，也隐秘得多。如我们也许无法通过反复的办会实践轻易地让学生认同协作、细心、耐心、责任等理念。对于精神已处于“休眠”状态的学生来说，重复的、缺乏主动反思的操作并不能激活他们的“兴奋点”。那么，我们在重复操作的方法之外，还能找到怎样的人才素养培养的有效途径？

人的感受力也许会被自己所习以为常的学习场景所制约、蒙蔽，但若为其展开新鲜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图景，从美学的角度潜移默化地给予其影响，或许能使之苏醒，逐渐对周遭的世界产生一定的敏感度。这样的途径其实有很多。如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的陶冶与欣赏等。这也给我们的相关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于是，在众多审美的艺术领域中，我们结合本身的师资、办学等条件，选择了插花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来展开教学实践及研究。

2.而将人文素养的积淀贯穿于文秘人才培养之中，离不开具体的课程教学。这些课程，既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给学习者带来身心的愉悦，使之带着兴趣去学，并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接收文化营养。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课程，大多是人文艺术气息浓郁的，如传统绘画欣赏、民族音乐欣赏、古典文学赏析等、传统插花艺术、茶道等。其中，花艺又与学生未来工作中的办公、会议环境的布置等任务息息相关，故我们选择了中国传统插花教学来作为研究的个案。

二、对“中国传统插花”的界定

对于“中国传统插花”这一概念，行业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将中国古代的所有表现了插花内容的文集、画作视为研究对象，还是在有关的历史遗物中提炼出一定的“中国精神”、“中国技法”呢？出于下文论述严谨性的考虑，本文将中国传统插花理解为：根据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而得到的有关古人插花技法、器具、审美精神，以及现代人据此而创作出来的插花作品的总和。①中国传统插花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分离出去而如今独立成其他插花形式的，如日本花道。而且，拥有三千流派的日本花道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恐怕比中国传统插花更甚。他们的一些技法、用具也自然反过来影响了当下的中国传统插花，比如剑山作为花枝固定器的广泛使用。出于发展及避免将问题复杂化的观念，本文不再细分在当代的中国传统插花领域中，有哪些“纯粹”得自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之所以在此选择中国传统插花，一是其与哲学、历史、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有机联系，这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激发其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二是中国传统插花同样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行为习惯及人文精神修为，这也正是我们对文秘人才素养培养的目标所在。

当代传统插花业内泰斗之一、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莲英教授曾指出中国传统插花对于中国人的独特意义：“各地区花店、宾馆、饭店中的插花作品几乎大同小异，选用花材、构图造型千篇一律，既单调又模式化，更缺少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较高的文化品位，几乎是照搬他人作品，不洋不中，且少个人特色，更无地方的和民族的风格。……我国传统插花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技艺精湛、风格独特，在世界上曾独树一帜，而且插花著作问世也最早最多，其艺术理论曾对东方和西方的插花艺术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必然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历史映照未来的镜子，民族风格则是由千百年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等共同积淀而形成的，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丢失了这些，也就失去了民族的自立、自尊与凝聚力。”[2]这番话很好地论证了中国传统插花教学之于其他花艺教学的独特而深远的意义。

三、开展中国传统插花教学的情况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统插花在大陆地区复兴较晚，经过王莲英、秦魁杰教授等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插花才于2008 年6 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2008 年至今，有关传统插花的历史得到了梳理，王莲英等著的《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中国插花名作名品欣赏》等论著，较系统地诠释了传统插花的发展脉络、特色及手法等知识。台湾地区专家对传统插花的研究较早，成果也较多。如黄永川先生忠于历史原貌，以丰富而精确的史实向人们展示了传统插花博大精深的一面。他先后撰写了《中国插花艺术》《中国古典插花艺术》《中国古代插花艺术》《中国古典节序插花》《中国茶花之道》《中国插花史研究》《瓶史解析》《瓶花谱解析》等一批权威的中国传统插花论著。

这些理论成果可以成为传统插花教学的某些理论依据，但依然是不充分的。例如对“中国传统插花”的界定，在行业内并未能有一致性的意见。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标准的清晰度。如果认为该术语强调的是中国插花的独特性，那么作为早已与其分离的日本花道，其作品的花型特点是否存在某些与中国插花相背离之处？再如，所谓传统，是必须保留古人的“纯粹”——即主要手法与欣赏趣味——而不容许融合现代花艺的元素吗？还是说，作为现代人创作的传统插花，可以适量地融入一些现代花艺的技法？如果是这样，那么其中需要把握的古今比例又该是多少？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多年来依然非常不足够，这多少也和花艺师队伍中研究传统插花理论的人相对比较少这个原因有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传统插花不仅与中国古代书画、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密切关联，同时，在容器及花材的选择、花材的固定等问题上，它还对研究者的物理、生物、园林兼职等知识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研究者若只是闭门造车，眼界狭窄，则无法很好地开展传统插花的研究。

传统插花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就高职文秘人才培养层面来说，利用已有的理论依据展开相关培训，还是大有可为的。目前全国在高职文秘专业课程设置上，传统插花课基本为空白。它多开在园林类的专业中，如传统插花教学基础较好的浙江省，丽水职业学院、杭州职业学院等园林专业均长期地开设此课（一些高职的园林或酒店管理专业虽然开设了插花课，但主要以教授西式插花为主，非本文研究的范围）。可见传统插花对于文秘人才培养的意义，还未有前人展开研究。这无疑也给我们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虽然刚刚起步，但在我院开设插花课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在三年的有限时间里，学院对文秘人才的插花技艺培养目标并不应设置过高。因此，结合茶艺课的教学，我们对传统插花课提出这样几点教学目标：

1.能辨识菊花、康乃馨等常用的传统插花的花材，并了解它们在作品中的一般用途。

2.能掌握中国传统插花的审美要素，创作体型较小、花材用量不大的简单的作品。

3.能简要评判作品的好坏，具有初步的对传统插花的鉴赏能力。

4.能结合茶席布置的环境要求，自由创作茶席花。

这些教学目标实际上对学生的细心、耐心、色彩感及空间感知度，以及心理管理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挑选花材需要良好的观察、比较能力；处理花材需要细心及耐心；对评判标准的习得则要求大家具有较好的分析理解与审美能力；在茶席花的创作上，学生需要进一步打开视野，关注特定环境与花艺作品之间的联系，从而学习多维审视问题的技巧。总而言之，相比社会上的传统插花教学，学院内的教学目标更多的强调修身养性，而非靠技术吃饭。当然，在初级阶段的教学完成之后，如果有希望进一步发展这一特长的学生，我们亦可鼓励其有所发展，为其推荐资深良师以及专业书籍，使其得以进一步深造。

论及专业书籍，文秘专业与中国传统插花的典籍虽然差别很大，但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插花专业书籍几乎不会令任何人抗拒。如长期任职台湾故宫博物馆的黄永川先生，其著作虽为繁体、竖行排版，但其中珍贵的图像、生动的论述，丰富的知识，却依然对年轻一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他写道：“至于民间，爱花的风气逐渐回苏。人们往往利用空闲，把花当做副业，广植众花，大清早便担之入城，沿街叫卖……”[3]古人对花的“真爱”，在这字里行间，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不过，需要考虑的是，此课作为专业课程的辅助，不太适合占用大量的学时。在教学上，我们初步采取课内外结合，课内点拨，课外勤练的形式。考虑到花材的购置、保鲜对教学设施提出了较多的要求，故将教学周集中在每学期为期两周的集中实训时间内，10 课时的课内教学时长，再辅以插花比赛、作品赏析等活动，让学生能够逐步走近传统插花，并能在课外按照自己的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创作作品。

四、对中国传统插花教学的反思

开展中国传统插花教学虽然意义重大，但前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少。

首先，师资储备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浙江省，高校开设传统插花课可以不太艰难地聘请到国内高手、行业专家。目前市场上正是传统插花界流派并起、争取优质生源的时期。如浙江的“浙派插花”下面又分出“吴越流”、“童木花道”等流派；在长三角发达地区，还有无锡的“吴韵插花”、南京的“自然风”；王莲英等专家坐镇的北京则有“东方撒艺”、“易花道”等，这些在国内外小有名气的流派正在受众迅速的成长中开枝散叶，他们高水平的教学所培养出来的众多弟子，以及开创者本身，均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支持附近院校的传统插花教学。但是，在传统插花发展相对较为薄弱的广东地区，中国传统插花师资的培养则显得较为吃力。

或者，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法，即在文秘专业内部，由原先的专业教师兼任插花课教师。但这就需要教师自己的改造升级了。高职文秘专业的教师，要转型而成为能教授传统插花课的教师，其中必付出良多。作为“学院派”出身的文秘专业教师，其知识储备往往偏重于文科的理论知识，如写作、文学理论；加之，目前国内教育界对文秘教师的评价标准也多重理论研究能力而非实践操作能力上。在这样的方向标的指引下，大多数的文秘教师恐怕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将自己“改头换面”的决心。而插花技艺也非三天两头可以恶补出来的，它需要耐心而勤奋的磨练。可见，若自身已无改变进取之心，自身转型亦难成功。

其次，教学管理部门的政策需做相应调整。插花教学涉及花材的购置与保养，种种特点决定它无法像普通课程那样，采取每周一课的形式，而采取集中课堂授课、再结合课外活动的形式则比较符合经济、机动的原则，也相对合理。例如，在集中上课的时间内，一批花材可以得到较为有效的养护，并被反复利用，教学成本大大降低；课后的插花比赛可以促进教学，让学生在对比点评中快速地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激发学习热情。但是，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会涉及到学校既定教学政策的改革，如对教学形式不再做硬性的规定；免除改变教学形式而必须走的冗长审批流程；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学习新技能，开设相关的新课程，参加真实的花艺比赛，以促使其插花技能更快地提升，等等。

再次，要有系统的观念。传统插花课并非为开设新课而开，它是在中央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也是在文秘专业课程体系比较成熟稳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从它面世的那天开始，它便具有与其他专业课、选修课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它能与茶艺课等素质类课程一起，辅助文秘人才自身素养的修炼，成为文秘学生在接待、环境布置、人际沟通等专业技能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美好而富有特色的补充。如此看来，我们毋须夸大传统插花课的意义与作用，毋须加重它的课时分量，但必须正视其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高职文秘人才培养重点之一，在于“人心”的修炼，人文素养的积淀乃至文化认同目标的达成。在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应是在古老文化传统的根源上，能实现相互认同并继而展开协作的新一代。他们需要通过生动及美的形式更多、更深刻地接触传统文化，那么，开展与之相关的教学则非常有意义。如通过中国传统插花教学这一载体，我们可以让学生在传统审美精神的熏陶下，练习手上功夫—积累心智修养—形成神气风采，最终成为内外兼修、德才兼备的良才。当然，传统插花教学只是我们展开探索的一种形式，有条件的兄弟院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展开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