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妍,陈佳薇

(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内容，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传承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重要使命与责任[1]。“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兼具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政治经济互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复合型国家大战略[2]4，促使国内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发生新变化。这些变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时代契机的同时，也使其在传承主体、内容、模式及场所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关注焦点和重要议题之一。目前，国内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推动力量，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有学者从融通古今的时间维度和连接中外的空间维度论述“一带一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4]。二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机遇、挑战、路径等。如有学者论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贵州省马官村传统村寨文化传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5]；有学者在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朝鲜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冲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具体路径[6]。三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机制、模式等。如有学者在例证分析波尔多葡萄酒城市文化传承与国际化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城市文化传承的国际化之道[7]；有学者在借鉴国内较为成功的民俗文化传播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模式[8]。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较少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机遇和挑战，而更少有学者从教育学视角探析其具体路径。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在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契机与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探寻其教育路径，以期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遵循，以中华文化自信为精神动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自信。“一带一路”既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也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它传承、弘扬丝路精神，有力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着重要的时代契机。

(一)沿线“多元文化”深度融合

21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曾是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等众多国家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往来之路，它不仅带动了当时沿线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也是展示、传播中华文化、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古丝绸之路的思想精髓为引领，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繁荣发展的美好梦想联系起来[2]3，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新舞台。当前，我国积极发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品牌、平台和机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和贸易合作，支持沿线国家地方及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和国际电影节等，这些举措都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下“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理念，不仅促进着东西方经济贸易发展，还为东西方文化提供了交流对话与共同发展的平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沿线多元文化交流中传承与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要以扎根中国大地为基础、以实现时代创新为动力，坚持以人人参与、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推广和传承，弘扬跨越国界、永具魅力、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精神[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沿线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深度融合、共享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传承、弘扬与发展的。

(二)“文化强国”战略稳步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与精神追求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葆生机的精神资源[10]。传承、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我国加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任务。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稳步推进的“文化强国”战略，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精髓，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先进文化建设思想，借鉴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11]。该战略主要内容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已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与核心内容。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相关文件相继得以发布与实施(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4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等)，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得到迅速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业日益转型与升级，“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进一步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才培养体系也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这些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政策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些良好的传承条件与环境，使中华儿女实事求是、扎根本土、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精神得以践行与发展，进一步增强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有利于其树立起正确的文化观，激发其自觉投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之中。

(三)“文化自信”理念日益成熟

文化自信，是指某民族、某国家内的文化群体对其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总体认可，体现着该文化群体对其文化生命力所拥有的坚定信念、自豪感和荣誉感[12]，它是树立民族自信的源泉，是决定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的最根本因素。“一带一路”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国际化倡议，蕴含着“和平合作、互学互鉴、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它不仅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文明的起点，始终承载着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充分彰显着中华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活动与传承实践中，施行“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使者等计划，中华民族的不同文化主体接受、认同、尊重并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刻感受着其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获得并增强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积极自觉地承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进而有利于形成稳定、成熟的中华文化自信理念及体系。在我国经济、政治、科技等国家硬实力的有力推动下，中华文化软实力迅速增强，文化“走出去”战略稳步推进，文化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大，这些都进一步坚定着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催生其中华文化自信理念的发展与成熟，从而激励他们以更加积极、昂扬、主动的姿态投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之中。

(四)“互联网+文化”迅速发展

“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跨界、连接一切，这是它最突出的特征，“+”即“连接、融合”；二是结构的创新重组与完善发展；三是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国经贸、政治、军事等国家硬实力水平迅速发展，对互联网及数字信息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这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加快我国“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促进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界融合。“互联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诸多实践环节，能够打破传统意义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思维、内容与模式等，创新其传承方式，加快其传承速度，拓展其传承深度与广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空限制得以消解。中华民族的所有文化主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并在其中发挥自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共同建立起跨越时空、互联互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网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中，“一带一路”沿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交流与互动都受益于该倡议下“互联网+文化”的迅速发展。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力构建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3]25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精神追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为全球治理理念奉献着中国智慧[2]15。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倡的正确义利观，即“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精髓、社会主义义利观以及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也顺应着时代潮流及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大势，还是对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和南南合作理念的创新[2]6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运用于21世纪国际关系实践之中，既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造条件。“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选择。该建设彰显中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鲜明特色，蕴含中国传统哲学和历史文化的独特智慧，传达中国讲信修睦、守望互助的传统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平台。总之，“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力构建均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财富，共同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过程中传承、弘扬与发展。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挑战

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基因”纵向复制、积累和再生产文化的过程[14]。它首先需要回答好“谁传承”“传承什么”“怎么传承”“何地传承”等基本问题，即文化传承主体、内容、方式及场所是什么。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国内外经济、政治、教育等社会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时代契机的同时，也使其传承主体、内容、模式及场所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缺位

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是一切文化活动的主体。文化传承依赖于文化主体的传承主动性在具体文化实践中所发挥的实效，以该主体的文化自觉、自信为动力源泉[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文化传承人)之间所进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纵向交接，这些文化传承主体在不同文化传承实践中所遵循的实践逻辑各有特点且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主要是指我国家庭、村落、社区、学校、市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内的文化主体，他们处于不同文化条件与背景之中，其历史和现实的内外部文化传承空间与环境各有差异。因此，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及其传承主体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所践行的传承实践途径与体系也不同，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甚至失去了其传承主体、载体与空间。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来自经济全球化以及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加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功利化、市场化日益明显，市场利益在传承实践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等，这些变化都影响和制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实践方向与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及其传承主体面对内外部环境的诸多变化，显得愈益单一化，某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仍然只是由传统的特定文化主体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进行的；某些传承主体仅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停留在口头和理论之上，缺乏实践的系统性、可行性和自觉性，使得其文化传承理念、意识及价值观体系更为单薄，这进一步弱化了主体参与感与实践多样性，加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主体缺位”现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冲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间轴上的纵向传递性，其文化传承内容是连续且不断累积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同一时间轴上遵循某种文化传承目的及方式而世代传递下来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如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日益边缘化，主流、外来文化的现代性冲击进一步加深，文化的市场化和功利化倾向日渐明显，文化旅游、贸易产业快速发展等，这些变化影响和限制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选择与传承过程。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经济和政治环境是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首要因素。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经济贸易的频繁往来，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发展的“民心相通”“文化强国”等中华文化建设工程，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它们彰显着中华儿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选择、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科技化与信息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选择、传承与发展却显得缓慢且滞后，未能充分挖掘、利用和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价值与优势。尤其是在我国学校、家庭、村落、社区之间，由于其持续受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市场利益、工具理性、强势主流意识形态与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冲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目的、情境、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这进一步加深了它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冲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模式僵化

在文化传承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文化传承模式是不断变化且多种多样的。即使是在同一时期内的不同文化传承场所中，文化传承模式也是各有特点、千差万别的。我国家庭、村落、社区、学校等社会空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重要文化传承场所，它们的文化传承方式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主要有以人为载体(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等进行文化传承)和不以人为载体(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习惯法等进行文化传承)的文化传承方式，以及语言、行为、器物等其他文化传承方式[16]。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加快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践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理想、积极宣传“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共识、大力发展“互联网+文化”的项目计划等。这些措施都使得我国家庭、村落、社区、学校、市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内的传承行为及方式、发展理念、结构、机制、外部环境等因素发生了新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我国学校、家庭、村落、社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内传承模式之间差异扩大、冲突加深，也暴露出其模式的陈旧与僵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实施，我国学校和市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内的传承模式日益以满足政治、经济等时代发展需求为目标和导向，其现代化发展程度比较迅速；但家庭、村落和社区等文化传承场所内的传承模式受其文化传承主体、内容、方式、观念、条件与规模等限制，却陷入了现代化转型与升级危机。我国学校、家庭、村落、社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在传承模式上的冲突与矛盾，阻碍了它们之间的良好互动和衔接，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模式日益僵化。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萎缩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要依托于一定的文化传承场所，它是文化得以创造与发展的系统空间，决定着文化传承活动的特点、形式等[17]。文化传承场所实质上就是文化传承环境，其构成要素主要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环境在文化传承中的模式、特征决定着文化传承场所的类型与特征[18]。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商品贸易的迅速膨胀以及国内外教育的快速变革与转型，各个领域内竞争激烈且功利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西方外来文化和强势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利益、高效、个体自由、个体发展”等价值观通过市场、政治、科技、教育等活动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这加速了我国家庭、村落、社区、学校、市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在该进程中，由于受到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现代化较为严重的影响和冲击，如国内外市场经济的转型、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载体的消减、学校课程体系的市场化与同质化、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大规模传播与发展等，其自然与社会环境显得愈益落后、封闭与不适，因而发生萎缩。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路径

教育与文化相互依存、相济而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关键路径[19]。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下，我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独特性的自觉追求在不断增强，并以教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教育的视角，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时代背景，发挥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现实意义。

(一)多方参与：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是影响其实践成效的关键性因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要树立“多方参与”理念，通过推进教育法治建设、优化教育顶层设计、参与教育教学实践、搭建教育合作平台等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调动与组织多方教育主体参与其中，以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缺位的现实问题。

1.推进教育法治建设

教育立法者要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法治建设，加强法治宣传，保障和发展学生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利和义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真正走上民主化、法治化道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文化倡议和文化建设计划，在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以教育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性质、目标、方向和内容等；实现各教育法律部门的权责明确、分工合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立法实践能够稳步、协调推进。

2.优化教育顶层设计

教育决策者要优化顶层设计，贯彻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规划，积极协调和整合各类文化教育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统筹规划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教材、师资等建设，明确具体任务和政策措施；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及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与优势，结合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以政策形式厘清我国教育系统中经济、政治、科技等要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要素之间的关系，持续增强我国相关教育政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适切性，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生力发展；基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创新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评估与监督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途径和实践效果等进行科学评价与监督，使其真正落到实处。

3.参与教育教学实践

教育教学者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地融入和贯穿于其教育教学的各个实践环节中，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邀请传统文化名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进校园、进课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法律、政策、部署为实践指导，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教学实践，如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并进行现场讲解和教学等。家长和学生要自觉秉承“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尊互惠、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内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建构起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智识和价值系统，提升中华文化自信心、自豪感，进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归属感。

4.搭建教育合作平台

教育社会参与者要积极搭建其与家庭、学校之间的中华文化教育合作平台，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勇于承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充分开发和利用沿线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优势，提供更为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支持，积极探索并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有效模式，大力促进该实践的人本化、特色化、智能化和国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的相关学者要不断夯实其教育理论基础，进一步丰富与加强其教育实践研究，科学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理论与现实经验，积极主动地为其建言献策。

(二)育人为本：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

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内核，寻找并汲取中华文化精髓，从而准确地把握、科学地批判、创造性地继承中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新时代课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要坚持“育人为本”原则，通过更新教育内容开发系统、改革教育内容管理模式、完善教育内容实施体系、健全教育内容评估机制等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以化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冲突的困境。

1.更新教育内容开发系统

在始终遵循本土性与现代性、需求性与可行性、多元性与一体性、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教育主体及社会公众要秉持“一带一路”倡议下“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尊互惠、互利共赢”理念，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开发系统，创新性地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既要认真汲取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道德精髓、思想精华，也要深入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即重民本、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崇正义、求大同等[13]164。教育部门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着力建立文化传承教育的长效合作机制，借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内容设计与开发经验，以真正设计与开发出扎根本土、面向世界、与时俱进、科学可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地方课程需要，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组织知名专家编写多层次、成系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读物，面向各级各类学校重点建设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视频公开课等。各级各类学校要基于学生文化背景和区域地方性知识等差异，始终坚持“育人为本”“服务地区”的教育原则，创造性地开发情境化、生活化、趣味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及教材读本。

2.改革教育内容管理模式

在分析“一带一路”建设成就及时代需求的基础上，教育部门要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管理模式，充分体现德、智、美、体、劳育相结合的“育人”新思路、新理念(“五育并举”)；对沿线地区的统整课程模式和校本课程模式进行创新性管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相关学科建设及管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管理的结构化、系统化、合作化、民主化、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的相关管理人员要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理念，主动参加“一带一路”文化传承教育交流培训活动，借鉴和学习沿线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内容管理经验和手段，自觉更新内容管理观念和方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管理融入时代性和国际化因素。

3.完善教育内容实施体系

教育部门要积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实施体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师教育培训和交流工作，积极落实“卓越教师计划”，发展教师多元文化素养，提高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切实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一带一路”语言文化教育发展重点项目库，进一步完善、落实双语(民汉)教学体系，使沿线地区及学生在习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克服语言障碍，提高文化传承教育效率与质量；利用好现有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与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程等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教育平台，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教师和家长要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与特点，积极借鉴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承教学实践方式和经验，努力建构科学、有效、新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学实施体系，不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学实践及教育内容，为学生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多元教学情境及活动，尽可能地满足其文化心理需求。

4.健全教育内容评估机制

教育部门要以“丝路精神”为原则、以“一带一路”文化和教育市场的发展需求为现实导向、以沿线文化教育建设资源与成就为支撑，立足国情、民情及学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世界先进文化价值观为基准，借鉴沿线国家和地区科学有效的评价经验与做法，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的质量评估机制，创新评估主体、目标、内容、方式、指标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课程实施和教材使用的督导范围，定期开展评估和督导工作；重视教师、家长和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的教学、学习反馈信息，利用“一带一路”互联网建设创新教育数据信息的处理分析技术，增强评估机制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效性；坚持“立德树人”“文化本位”的评价原则，尊重沿线文化传统与特色，定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监督和评估。

(三)互动和谐：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方式

文化传承方式是文化得以世代沿袭、生生不息的重要载体，它适应时代变迁而丰富与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要实现“互动和谐”目标，通过促进教育方式多元发展、实现教育方式融合互动等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方式，以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模式的僵化。

1.促进教育方式多元发展

大群居、小聚居、交错杂居，是我国当前多民族共存的整体生态，单从文化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共存是我国的基本事实。教师、家长及社区负责人要始终坚持“存异”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改革标准化教育方式，主动适应“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要求及发展方向，立足本土意识，拓宽国际视野，尊重并认同沿线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发展灵活化、多元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方式，积极提高多元文化素养；充分利用沿线资源和人才条件，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学生的文化传统和个体文化经验差异，深化与沿线地区人民的文化传承教育交流与合作，改革标准化、同一化、僵硬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2.实现教育方式融合互动

“一带一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坚持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为现实基础，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协同共生为核心目标。教师、家长及社区负责人要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互鉴互惠”“互利共赢”原则，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积极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集体教育实践，培养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作意识；实现学校、家庭和社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之间传承教育方式的良性衔接，合力提高传承教育质量；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下快速发展的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教育技术去建立跨越时空、虚实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网络，积极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落后的教育方式，实现不同传承教育方式间的融合互动、和谐发展。

(四)动态开放：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场域

文化传承总是在特定的空间和场域内进行的，学校、家庭、社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具有动态性、开放性等特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要秉持“动态开放”态度，通过增强学校教育场域效能、丰富家庭教育场域资源、释放社区教育场域活力等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场域，以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所的萎缩。

1.增强学校教育场域效能

教育部门要致力于增强学校教育场域效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的政策、市场、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优势，努力转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市场化、功利化倾向，为沿线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全力推进“一带一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师队伍建设，打造一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骨干队伍，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等各类人才计划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和研究人才比重，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切实提升教师的多元文化素养和传承教育能力，引导和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传承理念与行为准则，提升其文化传承自觉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各级各类学校及教师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本土、文化多元、面向世界”的学校传承教育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时代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通过理论研讨、主题教育、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文艺体育等形式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活动，如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等；加强与沿线及校外(家庭、社区等)文化间的交流、联系与合作，在学校范围内为学生营造多元、平等、开放和动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风尚，从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教育场域的效能。

2.丰富家庭教育场域资源

家长要积极参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活动，树立多元、平等、交流、互鉴的家庭传承教育理念，自觉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庭教育场域的内部资源；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发展本土化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自觉培养中华文化自信与认同感，主动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不断更新其传承教育内容、方式和理念等；通过言传身教，形成爱国守法、遵守公德、勤俭持家、珍视亲情、邻里和睦的良好家风，积极为孩子营造多元、开放、生动和有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环境；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成就中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等资源，努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社区教育之间形成教育合力，加强与其在传承教育内容、方式、途径等方面的联系和衔接，缩短文化距离，进而增强孩子在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场域中的文化适应和自我调适能力，自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庭教育场域的动态开放。

3.释放社区教育场域活力

教育部门要合理配置“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区教育场域内不同教育主体间的资本、权力与利益，突破传统经济、政治、地域等因素的限制，为社区教育场域提供相对平等、自由、开放、动态的文化传承环境，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区教育场域的强大活力。社区负责人要积极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基金项目，开发、保护与利用沿线优质文化资源，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区教育场域内的教育软硬件设施；积极组织社区内部范围内和社区之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集体教育实践，发挥社区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激发文化志愿者、文艺骨干与文化经营者等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能动性，努力营造平等、和谐、生动、有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氛围；主动建立并推进校社、家社文化教育合作机制，加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家庭教育场域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发展，使学生在社区教育中更好建构起“扎根本土、多元一体、和谐共生、平等交流、动态开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价值观及行为体系。

四、结语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蕴含着国家、民族和人民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坚定中华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其实现根基就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内外社会条件所发生的诸多变化，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着重要的时代契机，也给其传承主体、内容、模式及场所等方面带来了现代性冲击。教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推动力量，通过丰富传承教育实践、建设传承教育内容、改革传承教育方式、发展传承教育场域等，能够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力发展，以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东方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