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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阈下的高等教育战略发展透视

2020-03-16亮,党

关键词:倡议办学一带

陈 亮,党 晶

(1.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教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7月13日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共建“五通三同”,构建教育共同体。高等教育是教育共同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我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高校发展,为我国与沿线国家顺利开展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更好发挥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等职能。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高等教育发展受新的制约和挑战。基于此,采用SWOT分析方法(1)注:SWOT分析法(态势分析法或优劣势分析法)是目前使用最为有效的战略分析工具之一,将研究对象分为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和外部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W是内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来分析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发挥高等教育内部优势、削弱内部劣势、抓住外部环境改变带来的机会、规避外部环境改变所面临的挑战,希冀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实现共建人类美好而又幸福的生活贡献力量。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为抓住新契机,高校积极推动教育国际化、强化中外合作办学和推进特色学科建设,这是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具有的独特优势。正确认识这些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培养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一)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高等教育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世界、面向世界,国际化办学水平不断提升。”[2]1999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提高,国务院作出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定[3]。自此之后,高等教育规模稳步增加,本科和硕士培养不断扩张。2008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人数2042人,是1999年的3.4倍[4]。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达到3258.60万人,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116.66万人),位居世界第一[5]。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37.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6]。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7]。“一带一路”倡议促使高等教育理性地、主动地思考教育规模扩大的问题,着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主张教育规模平缓增长,借鉴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特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这为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提供条件,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哈萨克斯坦、泰国、约旦、土耳其、埃及等十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我国高等教育初步受到国际认可[8]。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推动高等教育与沿线国家的交流,拓宽公民的国际化视野,提升国民素质并为人的终身学习提供良好的智力基础。

(二)高校办学主体多元化推动中外合作办学

从高等教育政策和改革举措层面看,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办学主体呈现多元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9]高校不断丰富的办学主体,激发高校的办学热情,提升高校教育质量。“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丰富高校的办学主体,推动中外合作办学。2016年教育部出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我国要与沿线国家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截止到2016年3月,我国经审核批准设立的合作办学机构高达2403家,其中高等教育约占90%[10]。“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得高校办学主体呈现多样化,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新的契机。我国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办学,强化合作精神,与沿线国家组成教育共同体,为实现共建人类美好而又幸福的生活提供保障。

(三)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推动特色学科建设

中央深改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强调,“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增强服务中心工作能力,自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11]进一步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高校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为社会输送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迫使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推进特色学科建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更多关注不同国家风俗习惯、价值信仰和历史发展等,明了高校培养内容、教学方法和科研方向。同时,创建特色学科依据学科结构、科研特色和不同地方支柱产业,以满足地方发展需求。高校主动担负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将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积极将科研成果输送到所需的企业和工厂,让科研成果能积极投入使用,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劣势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迅猛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势必存在劣势,劣势往往被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绩所遮蔽。“一带一路”倡议的检视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劣势显现出来,表现为留学教育发展失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和教学科研相对滞后,限制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一)高校对外交流存在偏差致使留学教育发展失衡

(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致使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影响教育共同体生成的重要因素,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现象,从而影响高校教育质量。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亟需沿线地区的地方高校给予人才支持和科技指导,但沿线地区多位于我国中西部。受经济条件和固有观念的影响,沿线地区的地方高校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实验室、多媒体、活动室等配置比远达不到实际需求的现象。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封闭,专业设置缺少前瞻性,学科设置较全,但缺少地区特色。沿线地区的地方高校难吸引优质生源,制约地方高校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另一方面,沿线地区的地方高校教师流失严重。我国部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教师待遇不高,研究设备不齐全、科研机制短缺与高校人才竞争机制运作不规范等,部分沿线地方高校教师尤其是学术能力强的高校教师会选择“跳槽”到其他高校或企业,进而提高福利待遇、提升科研条件、优化生活质量。2004年一项关于普通高校教师流失调查显示,高校教师流向国外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占88.9%,其中高校教师流向薪酬较高的外资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比例占78.8%[15]。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沿线地区地方高校师资薄弱,教学和科研能力急剧下降,势必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

(三)高校师资队伍水平不高致使教学科研相对滞后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的教师队伍作支撑,但现阶段高校师资队伍的水平难以满足“一带一路”的需求。部分高校师资队伍水平不高,影响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教师知识结构不能有效地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沿线国家语言种类丰富,有马来语系、南亚语系和阿尔语系等,但高校师资队伍中普遍缺少这种语言人才,教学存在较大的缺口,难以满足高校发展战略需求。此外,高校师资队伍还缺少涉外的法律人才、航运人才、经贸交流人才等。教师知识结构老化,专业人才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工作,难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各类项目。第二,师德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影响高校健康发展。我国师资队伍总体是健康向上,但仍存在一些相对薄弱环节,致使部分高校教师师德出现问题,影响高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学生的身心健康。部分教师过分沉醉于世俗功利,做人缺少道德底线,常奔走于各类兼职之中,不愿意投身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此,教师不愿意参与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科研项目,更倾向于参与利润较高、挑战较少的其他经济型项目。此外,部分教师不够关心学生,疲于与同事的交往,心理素质不高,常做一些有违师德师风的事,阻碍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的健康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向西、向南的通道,促使我国全方位地对外开放。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地构建“一带一路”新型智库,大力建设海外园区,促进资金融通等,全方位地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接轨。这些活动的制订和实施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教育共同体的建构。

(一)构建新型智库为高等教育发展明确方向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旨在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变化方向的函数”[16]。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改变“方向的函数”提供坚实的基础,明确我国发展建设方向。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提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建设“智力丝绸之路”[17]。“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以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等为基础,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新型智库具有专业性和前瞻性,为国家间、政府间和企业间等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指导,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机遇。一方面,“一带一路”新型智库有助于完善高校智库建设。当前,高校智库建设没有受到普遍重视,缺乏整体规划,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等[18]。“一带一路”新型智库构建促使高校积极关注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校在智库建设过程中,能更深刻地了解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弥补对部分沿线国家认知的不足,为各种贸易和文化服务提供有效且准确的信息咨询。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新型智库建设有助于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方向。“一带一路”新型智库涉及沿线国家贸易需求、风土人情、知识生产和人才诉求等,这给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明确的方向,了解沿线国家缺少哪个方面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科研技术等。

(二)建设海外园区为高等教育实践提供平台

海外园区建设成为我国和沿线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途径。沿线国家多处于工业化进程初期,亟需先进的技术和高端的设备。海外园区建设能快速地将优势的产能、高端装置和先进技术引入沿线国家。我国正积极地投入海外园区的建设,“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36个国家在建海外园区有77个,其中56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建设海外园区促使我国企业走出去,与世界经济、文化、旅游和政治快速接轨,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海外实践基地,培养“一带一路”所需要的人才。一是高校的海外实践地点多为欧美发达国家,忽视对沿线国家的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海外园区建设,关注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引导高校学生和教师选择中亚、南亚等国家进行实践和学习。二是海外园区给高等教育海外实践提供平台,让高校教师和学生深入理解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将要面临的问题和所需的知识。如清华大学2016年建立博士生必修环节——海外社会实践,选拔优秀研究生赴“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园区,开展必修社会实践活动[20]。让大学生了解到沿线国家的贸易需求、民俗文化和人才诉求等,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优化自身专业技能。

(三)促进资金融通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资金融通作为重要支撑,原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我们愿本着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原则,与有关国家加强‘一带一路’投融资领域的合作。”[21]资金融通不仅服务于“一带一路”的经济项目,还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一是国家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优秀人才来华学习。2017年正式启动“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每年为至少3000名新生提供资助,通过多方合作培养,为沿线国家培养优秀的技术人才和行业先锋[22]。“丝绸之路”奖学金的设立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奖助体系,为沿线国家学生来华学习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二是资金融通有助于高校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科研工作。“一带一路”专案建设需要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等共同参与完成,而专案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和技术做支撑,因此国家和各种基金组织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将更多资金投入高校的科研工作,以保障“一带一路”专案建设顺利完成,并将科研成果迅速地投入实践之中,以服务于国家建设,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威胁

“一带一路”倡议是跨地区、跨制度和跨部门的创造性工程。为实现“一带一路”的创举,我国在各方面将面临威胁,如大国之间竞争加剧、多元文化差异和恶劣的地理因素等。这些威胁使得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竞争环境和不利条件,阻碍高等教育向前发展。

(一)大国博弈致使高校之间竞争激烈

大国博弈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更体现在教育方面。尤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大国博弈又一次呈现新的局面。大国博弈推动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强化国内外高校合作的同时,却加剧高校间竞争。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压力大。为了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高校的知名度,国内高校间生源争夺严重,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生源竞争更加激烈。二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仍不具备太大优势。依据四份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世界前100强大学的区域分布情况,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是世界大学排名的主要赢家[23]。国内外优质生源更愿意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使得高等教育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我国高校在各个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三是来华留学国别结构失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周边国家的来华留学学历生规模合计达79198人,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学历生总规模的82.3%,而非周边国家占比较小。”[24]国别失衡致使我国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了解,不利于对口人才培养,使得国家需要人才出现断层。

泰山:岳父的别称。唐玄宗命丞相张说为封禅使,在泰山举行祭天大礼。事后,张说的女婿郑镒从九品官提升为五品。玄宗问及此事,黄幡绰说:“此乃泰山之力也。”一语双关,明说泰山,实际上暗指岳父张说徇私提拔。泰山就借代为岳父。另一说法,泰山上有丈人峰,故名。

(二)文化差异致使投资项目存在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众多沿线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25]这些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如中亚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活动与国民生活联系紧密,影响着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南亚的印巴冲突严重,其冲突核心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西亚和中东地区地处“五海三洲”之地,水资源短缺和石油资源丰富成为区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尊重每个国家特有的风俗习惯、价值信仰和管理理念,使得多元文化并存现象不断加剧。由于管理理念不同、宗教信仰各异、风俗习惯差别,部分大型投资项目难以达成共识,最终导致大型投资项目失败。据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到2016年上半年期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为43个,该数量占我国投资失败大型项目总数的26%”[26]。大型投资项目失败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部分领域积极健康发展。高校受部分投资项目失败的影响,不愿进行该领域研究。同时,挫伤高校毕业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

(三)地理因素致使建设成本相对较高

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大陆性气候,这里降水稀少,气候干旱,拥有广袤的戈壁、荒漠和沙漠,如我国新疆的克拉玛干大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天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变得异常困难。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得沿线城市多处于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沿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缺口,致使“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成本相对较高。一是地理环境恶劣,沿线基础设施薄弱。建设项目缺少基础设施的支持,项目实施难度加大,无形中提高了“一带一路”项目的成本。二是恶劣的地理环境阻碍能源开发,加大技术开采建设成本。受地理因素影响,沿线国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港口资源等,国际贸易中沿线国家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沿线经济结构单一,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能源开采必然会影响生态环境,而沿线国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能源开采需要投入较多资金并使用更先进的技术,避免造成生态失衡。地理因素致使“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成本相对较高,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展。高校发展规划受“一带一路”建设成本相对较高的影响,弱化与沿线国家或企业合作的意愿。此外,高校毕业生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和各种技术困境的制约,不愿意选择我国沿线城市工作,却愿意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工作,造成“一带一路”项目缺少人才支撑。

五、“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建构

运用SWOT分析方法明了“一带一路”战略下高校教育发展内部优势与劣势及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等教育发展秉持着发挥优势,抓住机会,扭转劣势,战胜威胁的原则,构建有效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

(一)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对外交流工作

2017年底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提高行业企业办学程度,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推动教育和产业良性互动,解决人才供给和需求间的结构矛盾[27]。以需求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一带一路”倡议辐射国家广、民族多和地域广,需要多方合力培养人才,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需求。第一,高校与海外园区合作,联合建立海外培训基地。通过“高校授课+海外实践”的培养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海外培训基地给国内高校师生提供海外实践平台。高校定期派出学生去海外培训基地实践,了解沿线国家的发展诉求和项目开发面临的困难和取得的成绩。同时,高校派出优秀的教师去海外培训基地,对本地员工进行培训,如中文培训、专业技能培训等。不仅推动海外园区在海外健康的、稳定的发展,也为高校教师了解沿线国家发展情况提供平台。第二,依据沿线资源优势,明了“一带一路”的产业布局,高校积极给予部分有较强影响力、代表性的沿线城市(如西安、新疆、乌鲁木齐等)的企业以技术指导和人才支持。从地方特色和沿线国家贸易往来需求出发,与当地特色企业进行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以降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投资的风险。

“共建丝路合作机制”[28],加强对外交流工作。首先,打造“一带一路”特色学科。参考“一带一路”新型数据库,遴选出优势学科,打造特色学科,吸引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学习。把我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27]。其次,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形成教育共同体。“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支持教科文组织建立世界范围学历互认机制,实现区域内双边多边学历学位关联互认”[27]。有针对性地完善高校合作办学,填补我国高校部分专业空白。再次,组建沿线国家的高校联盟,加强基础设施、能源、建筑等专题项目研究。开展多种形式、多重内容的学术研讨会,促进沿线国家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减缓文化冲突,形成学术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打造教师共同体

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强调高等院校立足各自发展战略,参与本地区共建“一带一路”规划,重点做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28]。为更好地迎接“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培养出更多的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需完善现代大学制度。首先,重视高等教育的文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根植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吸收沿线国家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形成深远而又稳定的文化力量。以文化建设为依托,促使沿线国家形成文化共同体,从内心深处关心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其次,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政府强化监督功能,对高等教育进行及时监控、分析和评价。根据评估结果和“一带一路”的需求等,科学地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方案。完善高校内部组织结构,细化责任和权利,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细化师生评估制度等。再次,关注现代大学章程建设。高校明确自身的职责,大学章程的建设不仅要满足办学的现实生活需求,也需听取社会多方建议,更需要为国家发展提供支持和智力保障(如观照“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才需求)。通过大学章程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高校精神追求和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促使高等教育办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优化教师队伍内部结构,构建教师共同体。首先,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待遇也不高,使得部分优秀人才不愿以教师为职业。为了留住优秀人才,提高高校教师待遇,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并激发教师对教育事业保持长久的热情。因此,建立公正、公平和灵活的考评机制,为教师提供良好工作氛围。其次,帕克·J·帕尔默指出,“任何行业的成长都依赖于它的参与者分享经验和进行诚实的对话”;“同事的共同体中有着丰富的教师成长所需要的资源”[29]。我国高校教师与沿线国家教师组成教师共同体,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中俄大学联盟等已有平台,开展务实教育合作交流”[27]。不断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形成教师共同体。再次,聘请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来华讲学和任教,提升部分专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积极关注在职教师的继续学习,给予部分教师更多机会去沿线国家学参观和学习,丰富教师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三)开展高校合作 实施教育援助计划

为减缓国内外高校竞争压力,形成教育共同体,倡导高校间需密切合作。从地理位置看,同一区域高校共建共享科研资源。沿线国家分布具有很强的区域特色,中心线和中线贯穿我国西部。为了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加强同一区域高校的科研资源共建共享。区域高校间组建学科共同体,合作围绕服务地方,树立共生共进的发展理念。研究该地区产业特色、沿线国家合作需求和地方发展规划等,促使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工程化。与此同时,高校间构建网络共享资源平台。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桎梏,信息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常态。高校间构建网络共享资源平台,进行科研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模式共享等。高校间的网络共享资源平台能够让高校科研工作者了解国内外各个专业的发展前沿,避免重复研究,强化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并能更好地将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各类工程项目、基础设施建筑和节能环保工程等。

开展高校合作,加大教育援助力度。《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到,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促使教育在“南南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28]。教育援助是教育领域的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状况,教育资源主要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设备、教育贷款、教育捐赠等。我国加强对沿线国家教育援助的力度,支持欠发达国家的教育。首先,坚持政府引领,企业积极参与,高校建设多种类型的教育外援基地和培训中心。为沿线国家培训发展所需要的教师、各类技工和研究人员,确保“一带一路”开展有足够的专业性人才。其次,充分地抓住资金融通契机,建设多元化的教育经费筹措机制,为教育相对落后的沿线国家提供先进的教学设备、配套的师资训练和各类实验仪器等。再次,政府通过政策和机制将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学科加以整合和创新,形成特色高校品牌。将特色高校品牌引进沿线国家,与沿线国家的教育相融合,促进沿线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从而服务沿线国家的发展。

(四)创新人才培养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亟需综合素质高的国际化人才。一是以“一带一路”倡议需求为导向,培养紧缺人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高校通过新型数据库和对外交流等活动,了解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分析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所需要的人才类型。以需求为导向,解决我国部分人才缺失的问题,不仅能够完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还能够为“一带一路”提供专业人才。如为了实现沿线国家语言互通,高校关注非通用语言人才的培养,开展语言互通开放课程。二是优化课程教学,培养复合型人才。对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相关方案进行探讨,学习不同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优势。每所高校应依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地区特色修改人才培养方案。高校力图打破学科之间的布局,不同学科间交叉融合。如对历史、地理、语言和宗教等专业进行整合,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等。引导大学生掌握综合性知识,从多个层面展开人才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为更好培养创新人才,高校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提升大学生的国际竞争能力。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接轨“一带一路”所需项目。“高校需要拓宽渠道,促进各方力量协同联动,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支持和资源服务”[30]。健全创新创业组织,将学生处、组织部、团委和教学部等组成的领导小组,指导和配合招生与就业创业部门工作。高校创新创业组织引导学生关注“一带一路”投资需求和发展,开展多样的创新创业项目,鼓励学生参与相关创业活动。系统、准确、认真地宣传国家和高校对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和福利待遇,确保学生对创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另外,创新创业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丰富的社会实践。从知识层面看,高校注重介绍沿线国家习俗文化、政治历史和宗教信仰等,明确“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为创新创业提供知识基础。从实践层面看,要重视创业教育的实践平台建设与完善。邀请海外园区的工作者对师生创意进行评估,遴选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创意。高校组织多方力量,给予可操作性创意以物质资助和智力支持,确保师生将创意转化为实践,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更多的科研成果,推进沿线经济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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