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丰

（杰太针灸诊所 美国 新罕州 03079）

中华大地饱经沧桑，千年农夫种地挨饿。转眼间，中国这一人口大国跨越温饱线，经济崛起，引世人瞩目，也引来西方世界的震荡。不仅如此，国庆70周年前夕《时代周刊》2019-9-30版有文章《绿色革命》伴巨幅照片，报道昔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绿化生态楷模，从黄土高坡到绿色生态山景的改变。英国学者Emma Griffin 2010年指出，西方数十年来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健康问题——肥胖人口比例升高，这与工业化进展很快的中国形成了对照。[1]

被世人所誉的“中国奇迹”初现于21世纪头十年，这是近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系列变化的结果。在这超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三个深度改变中国的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在上海建立的中共，从最初的秘密活动到公开组织工运农会，从与国民党合作到分离，有成功，有创痛。经过城市工运、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所领导新建之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新中国的建立为以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

跨越温饱关（1988年前后）。经过“文革”灾难带给的沉痛反思，中央高层群体重温初衷，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支持农村承包责任制。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代表中央讲，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次年底田纪云报告，从1978到1987，粮食增产32.8%，农民人均收入从133元增加到462元，增近2.5倍，我们基本解决了十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农村剩余劳力有机会加入工业建设。

工业革命爆发（1990年代中后期——2002年前后）。19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确认市场经济，确认改革开放方向，深化农村承包责任制，进入WTO（2001年），与发达国家经济接轨，成为世界制造之王，中国多数地区由前工业化阶段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2]。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3]，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5097亿美元，2004年为1万亿美元，2007年为2万亿美元。

上述三巨变环环相扣，使曾经辉煌过的东方古老的农业大国走出贫困，在高一级水平复兴。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序中说，“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4]。这个最终的“蜕变”，是中国近代内部反抗与外界撞击及其互动的结果。

中国历来不乏明君与贤臣，不缺勤劳百姓与四大发明，不缺铁腕手段与思想清肃，也不缺中央集权与文官选拔制度，却没有出现上述变迁。笔者认为，在这三个深度改变中国、震撼世界的巨大变化中，有一组惊人的相似因素推助，使中国迈上新一台阶。这些共享因素可能与作用于各时期的个别因素共同促成其巨变。

一、共享因素之一，民为贵

民为贵，源自《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对这三者轻重关系的论述盛传千古，是传统民本思想的代表之一。该思想始于三代，从古代君主与官员的视角来看待官民关系，施展国家与地方治理行为，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较为积极的成分，对中华文明发展贡献颇大。

民为贵，用现代术语讲，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既是新中国建立（1949）前后在百姓心中的政权合法性基础，也是后来跨越温饱与开启工业革命的最重要原因。此信念与概念随中国历史进步、随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而更新。

数千年来民本与官本、与君本既相矛盾，又相附和。附和的是帝制国本。常常听到臣官们“早立太子，以定国本”的奏谏与焦虑，帝王拥无限权力且有世袭宗法传统支撑，少有宋时短暂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鲜有为官不谋利谋权者。皇帝之下，各层级几乎倚官本位而“治”，各郡县的官几乎就是“土皇帝”，“山高皇帝远”处的官还可以无法无天。至于战争年代和宫廷争斗，为社稷江山而置平民士兵死活于不顾者，比比皆是。从秦坑赵30万俘虏到嘉定三屠，赢得战争而失去数代民心。于是，一波波“民为贵”努力犹如过山车。

16—17世纪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由南向北横穿中国腹地。此轮西学东渐，他带来大航海发现构成的世界地图，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几何原理》。同时代的西方人物有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等，其思想影响不可低估。利玛窦在中国去世的一年正好是后来生活在明清变更时期的黄宗羲出生的一年。黄氏在《明夷待访录》（1662）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观点。他与顾炎武等人的思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承前启后的新民本思想。由此，中国经历了由孔孟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尊君”，发展为明清转折时代“重民—限君”的模式。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出现的质的变化，只是尚未涉入社会实践层面。

自19世纪中叶国门被强行打开，再次西学东渐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与欧洲、美洲相呼应，出现去奴隶为国民、去臣民为公民的意识。清末时期的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大量著述，并秘密散发黄宗羲书著于民间，以推动“晚清思想之骤变”，于实践层面推助君主立宪。到20世纪初帝制推翻—民国建立之际，中国先驱精英进一步引入西方政治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了由不完全到几乎完全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辛亥革命与新中国建国前的中国革命中，上述中西思想的综合与社会革命的主流，都是由下而上强调民生、民享，取代延续千年的由上而下的君本、官本，传统民本思想和新民本思想得以进一步更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会发生革命或变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前后官与民、人与人的关系、生产资料占有等等，都是特别重要的变革内容。

回顾20世纪以新时代“民为贵”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干部，如1952年起带头艰苦劳作，率领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改造贫瘠耕地十数年的支部书记陈永贵，使当地贫困山民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基本稳定地吃饱饭，并能抗灾谢济为国分忧。1962年上任于“大跃进”所致苦果——所辖灾民逃荒于铁路沿线的河南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超级辛勤工作两年后病逝，上万当地民众自发上街披麻戴孝为他送葬。1978年秋心中有历史紧迫感、不顾官位和坐牢危险的甘肃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所在大队、公社、县委书记等，在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前支持那里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的承包行为，积极解决贫困山区农民的温饱。1978年赴广东上任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在“文革”阴影尚未消除时，积极为50年代蒙冤的干部平反，为改善当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工作，中央于1979年形成第50号文件，批准了广东和福建四个特区[5]。这些干部和先驱在“为民”上走在了一起。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宗教等等”。这与王阳明“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尚改”是相通的。在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那里，此为人的需求层次的满足是有序的，先低而后高[6]。这类人的需求、人心、良知与常识之道，也是老百姓心里“未尚改”的秤，或最基本的民意。但这个说来最简单最通俗的民本问题，常常在几个方面被为官为君者或某些学者轻易变更。

其一，可能因官民经济利益冲突而发生变易。历代官员们更多先顾自己的官位及其家族的享乐。当然，也曾出现过于民于官都有利的时机。如改革开放初期成规模的官员兼商人角色，对企业经济发展的牵动甚大，官员们也如鱼得水。但这毕竟是短暂的机遇，官员们的“净身”有很长的路走。其二，人的基本需要与高层次需要关系被颠倒，对此少数杰出者做得到，却很难要求大众长时间里这样做。如宋代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再如“文革”时期有的农民即使饿着肚子或裹着破棉衣也要求去参加政治夜校，不然会被减去计酬工分。其三，在缺乏监督与法治的国度，可能被以“爱民”“救国”“均贫富”“国家利益”“顾全大局”为旗号的大人物、政治家、官员、学者等直接或间接歪曲。从王安石变法，改革所获举国财物被蔡京等流所吞贪，到太平天国获取的财富在“无处不均匀”旗号中被几个“王侯”聚敛享用，再到近几十年反腐中，不断查处的若干例数亿或数千万元巨贪。其四，理想中的社稷本来与民利不冲突，是为民利而设而建，一旦两者出现矛盾，就需分辨轻与重，知社稷这个“形”与民这个“实”之别。然而历代帝王和官臣多有他们自己的处世之道。这也是古代君王有的仅为江山社稷留下暴君之名，有的仁君深受百姓喜爱而祭拜千古的主要原因。

上述四类离道离民的结果，往往成为贫富分化恶化、经济不振、民怨膨积、天下大乱的深层原因。中外历史证明，最终根治官民利益冲突，使之长久保持“民为贵”，需要经济的巨大提升和法治上下贯穿。

需指出，1949年以后“为民”主线的贯穿，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上下互动的。比如，19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部分农民的命运极大地改变了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又反过来影响更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命运。上述“部分农民”的意见与命运要能被及时往上传达并与之回应，这需要一群平素惦记百姓、善于调查与兼听的官员“有心人”，他们使党的队伍具有先进性、爱民性，使党对民众承诺的“初衷”有机会得以上下沟通与强化。

二、共享因素之二，民主得以张扬

中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靠期待明君或贤臣的“再现”与“自律”，难以持恒贯彻“民为贵”。古代臣官士大夫的“修身”修了数千年，最终按一个系统模式强化了数代帝王的“家天下”。一旦这些帝王的权力与民众利益有冲突或不能两全时，他们多弃其民。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受西学东渐和美国革命（1776）、法国革命（1789）影响，中国部分革命先驱已开始向君权主义和官本主义挑战，逐步形成国民、权力、自由、平等等意识。何启、胡礼垣、康有为、郑观应、梁启超等都是民权思想倡导者。曾受教于岳麓书院的陈天华在《猛回头》述及，“幼年也曾习得一点奴隶学问，想望做一个奴隶官儿……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自幼受太平天国残败老英雄和西学影响的孙中山，1905年根据西方进步思想和中国文化，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主张“天下为公”“人民来做皇帝”。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政治界家喻户晓的口号，进一步挑战超越法律、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权力。民意和世界潮流让清朝倾覆后出现的两次返皇“复辟”均以短命告终。俄国爆发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李大钊于1917年8月29日在“甲寅”日刊撰文，“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同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共产党人的旗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树起来的。

中共的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于1919年1月在《新青年》论及，唯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能救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论述，“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后来在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与中外记者团的讲话”说，“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这些都是讲参与的机会与民主治理，使中共在民众中塑造了良好印象。这些论述和思想是党的工作原则，也是民众的呼唤。

回顾建国前战争年代的一系列阶段，中共上下层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氛围，这对大小战争的制胜非常重要。如遵义会议桌上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班子，而非单个什么都说了算的领袖，成就了毛泽东进入高层决策，为发挥他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创造了条件，为以后的若干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延安期间中共的关键性会议七大，主席台悬挂朱毛二人画像，空前团结，富含顶层民主氛围。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高层无论被迫分为河东河西两个核心，还是合在一起，对时局分析、对重大军事战略和根据地建设的讨论等等，都有高层领袖们的积极参与。上党、孟良崮、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等等，其布局、应对与实施，都充分尊重战区指挥者的意见，比较放手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与变化去指挥运作。有不少老战士回忆，在基层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给领导提批评，使队伍里官兵保持融洽与沟通，当官的不搞特殊。

建国之初头三年的经济社会恢复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讨论与实施，中央高层基本上能集思广益，分工合作，超顺利取得杰出成果。成绩面前，问题始伏。可惜高层未作出及时的中国传统极难作出的领导制度改革或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后面跟进的是大跃进悲剧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在总结论述党内民主与“文革”发生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执政党是否有机会自上而下解放思想、自我更新？这需要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条件，即高层群体有表达和讨论机会。20世纪50年代末和“文革”时期都没有这个条件。邓小平在1978年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报告中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启动改革的系统工程出现。该工程有先后时间序列，即相当程度的民主集中制→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四化建设开启。其中的民主集中制为中国“跨越温饱”与后续“工业革命爆发”两段巨变提供了基本政治条件。在这两个特别时期，高层民主氛围使中共面临严峻局势时能自上而下进行自我更新或冷静反思。既强化稳定、强化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又希望尽快重塑党在民众中的威望与合法性，不负初心，并从法律上巩固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时期高层在拥有民主氛围背景下步步摸石、紧贴民意民情作决策，可圈可点，为后任领袖群体作出了榜样。

历史上高层群体若干次空前大团结之时，也是民主集中制比较完善、民主得以张扬之际，是相应阶段取得成就、避免巨大失误的前提。

三、共享因素之三，事实求是，修正错误

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在中国家喻户晓，语出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唐颜师古注其意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以草木之实，查实证实事情事物的真本真相。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校训取“实事求是”，美国最老学府哈佛校徽所标注格言为“Veritas”（拉丁文“真理”）。可见天下两名校追“真”与求“是”也惊人相似。

“实事求是”，就其求真辨伪的哲学基础、科学研究态度属性而言，看似很倚重个人行为，最终很大程度上涉及群体操作与互动互认，尤其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变革领域。论认知对象，水的沸点大家容易认同；车祸出现后的法庭各方陈述则常常有认知分歧；战争成败、社会成就或灾难出现的原因就几乎各说不一了。论对认知结果的解释，有的分歧或信息差异属于社会心理学和个体生理学可接受可理解的“自然差异现象”（如心理学里有大量关于常人皆存在的错觉的实验）；有的分歧或信息差异则是人为编造的结果，不论这种编造是被迫还是早有预谋的；有的分歧或认知差异与“从众”或“站队”压力有关；有的分歧或信息被选择性刊载，有可爱的借口“善意隐瞒”“正能量”“影响威望”等等；有的分歧或信息差异经短时间可能被验证，而有的却需要几年或更长，甚至永远无答案，金子被永远掩埋。

总之，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社会活动的复杂性，使求真求实难求。于是，明代儒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并被后人广为传播。人与人、人与事物的合拍或认知正确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社会历史领域，更多以“前车之鉴”事件告诫后来人，避免“重蹈覆辙”，即所谓间接经验；在社会改造与经济发展领域，则可以有社会调查、试验先行，或尽可能因地制宜，以免大规模失误难以挽回，即所谓实践来检验来反馈。

在20世纪的政治经济实践中，“实事求是”也部分表现或延伸为“猫论”“摸论”“不争论”，成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外周知的实用思维。“猫论”来自四川民谚“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与注重结果的控制论的思维相通。早在1962年中国经历粮食骚乱之后，邓小平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就有猫论出现，引自四川他的多年征战老搭档刘伯承元帅常挂于嘴的这个民谚，述及“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也赞同陈云著述中“摸石过河”（摸论）的思维，注重脚踏实地，注重实践与信息反馈。如1978年对农民承包行为默认支持，最终将他们包干经营生产的情况纳入纵向或横向比较的类似社会试验的推论。再如1979年开始特区试验，以后又视情况逐步扩大特区范围。至于“不争论”，常常用于一些敏感国内议题与国际争议，在条件不具备时暂放置一下。细读邓小平自1978年以后的系列讲话和经济发展中党的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实效性，其基本思维一脉相承。

包产到户或大包干，虽不是最终农业发展要走的路，也不适合规模化生产，但经历过长期苦难的中国农民的实践反复证明，这种承包责任制很适合当时的贫困农村，进而成为中国人吃饱饭的“康庄大道”。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包产”和“责任田”的两次简单否定，是一个大规模大时间里良机错失的教训，也让曾经组织“农村包围城市”与乡间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党的社会基础受到伤害。

事实求是，修正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新生。随国家命运几起几落的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会议报告标题所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所指向，有特别语境和背景。解放思想在前，实事求是紧跟，接近真理需要解除权威与教条的遮挡。只有这样，才会有对失败原因进行分析的机会，或正视失误的基础条件，以便及时修正错误，重新站起来，避免高层复犯大错。这是很有远见的。

1927年的上海流血惨案，引导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显眼位置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氛围，是同年六届七中全会产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实事求是、总结前段经验教训、思想认同的结果；1962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之后才有1962至1965年期间的一段景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81年，针对当时的严峻政治经济情景，中共会议产生的同名“决议”再次明确肯定36年前七大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根本立场”，认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1992年南巡时邓小平讲，“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可见，当时中央高层经过调查和论争终能把握民众利益是什么，国家需要什么，在稳定局面下深入改革开放，促进轻、重工业快速增长，直至世纪转折之际，加入世贸，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

根据建党以来历史，参考1981年中央《决议》和国际共运史资料，带有规律性的重大失误（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来自三方面：教条，左倾，唯上搞虚假。其深层原因既有古代“秦政制”遗留陋习，也有自身制度不健全和其它原因。修正错误固然需要勇气和机会，而健全制度、预防错误发生更为重要，有更远的路要走。

四、共享因素之四，一组群体人格特征：勤劳、节俭、自谦、奉献

群体人格特征（含伦理取向）对社会发展或工作成效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有悠久历史。Terry Halfhill等的综述（2005）认为，群体内人格特征越接近，完成特定任务的效率越高[7]。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05）[8]对东西方的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以独特的视野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试图将之归因于新教的生活伦理；认为这一部分新教徒（加尔文宗等）将世俗劳动的生活看得比出世隐修更具宗教意义上的道德认可，视劳动与赚钱为目的并排除享乐主义。他观察到工厂的熟练工人更多是来自新教的手工业者，企业家也多半是新教徒，较少来自天主教徒。后者宁愿过一辈子收入有限但相对安稳的日子。尽管加尔文宗等新教开创教派的初衷并非为了资本主义经济，但客观结果带来财富增长和经济系统繁荣。其中描写到的这部分新教徒的人格特征有：诚实守时、勤奋、节俭和精打细算、敢想敢为、坚韧、自谦等等。他的观点引出很大争议。笔者认为有一定启发价值，得到来自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部分佐证。

建国前的几个战争阶段，农民构成了国共战士的主体。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工厂数工人数都相对少，中共早期自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后，其队伍构成即以农民为主，加上少数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工人、“旧军队”起义人员及其他阶层人员。至解放战争结束前，大量国军战士转变为共军，同样主要来自农民。1920—1930年代主张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陶行知曾说“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城乡人口分布基本上未变，对农民的描述，也几乎是对当时中国人的描述。

由于农村改革先行一步，后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工业转换身份，变成工人。这是世界史上从没有过的大数量人口的职业角色转换。中国农民在如此剧烈的变革时代成为最积极的、人数最多的一群耀眼人物。他们在改造中国时也在改造自身，他们在与命运抗争时，也在与中央内部的争论、与政策的制定、改革的方向互动。

19世纪马克思谈及亚洲农民时，曾指出农民的保守性、顺从性与缺乏创造性。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929年在河北定县作调查时，指出农民特征为“愚、贫、弱、私”，认为其中“愚”是根源，并提出相应教育途径；费孝通认为农民特征具乡土性、流动性小、自我主义等。笔者认为，上述研究者得出这些稳定持久的农民群体特征的前提，是这些农民处于长期贫穷、相对无变化的社会生活和较为封闭环境状态之中。一旦有改变自身的希望，有机会反叛或被迫改变行为时，他们的部分特征也可能发生某些变化，或原有特征表现的方式可能变化，或在新环境里引导出某些新行为。

除农民以外，还有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人群也在参与改造社会改造自身。其中特别需要注意一群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很特殊，他们扮演着复杂的历史角色。既是古代政体的忠臣，又是摧毁传统保守制度的火车头，还是传统文化和沟通东西学的载体。中共早期党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最顶层群体以“操南方口音者”的知识分子居多，且不乏留欧留苏等归国者，中下层干部也多少有读书识字背景兼实际经验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十多年，从劫难的“文革”和前面阶段走过来的老一代知识界，精神面貌一新，在各行业振兴与建设中，在学习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成为核心，也为新一代作出了表率。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尝试对建国前后社会主要群体人格特征进行回顾性描述。需要指出，这组人格特征的描述仅是初步的，不完整的。

勤劳。古人多有阐述，指辛勤劳作，反义词是懒惰。战争年代里的勤劳，意味着战士们和支前乡民有顽强毅力行军打仗，或推车扛弹，忍受饥寒，对付恶劣生存环境等。勤劳是中国农民自古代就展现的特征，与经济水平和贫穷有关，尽管有时不一定成比例。他们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能吃苦不嫌脏臭。1970年代笔者在不少农家所见，男性农民有时还可坐下歇一会，已婚妇女们手里的活从没停过，放下大活后她们还得做针线。农民们的勤劳，让他们在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期充分发挥自己智慧和力量，精心耕作，改善生活。中国工人产生自19世纪民族工业，为数不多，勤劳在他们身上也很突出。自1980—1990年代始，大量中青年农民工成为新办工厂的工人，尽管常常加班、三班倒、枯燥流水作业、对工作条件和工资要求极低，这也吸引了大量计较成本的外商投资。他们的努力带来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高效率，是中国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的知识分子非常珍惜难得的复兴机会，刻苦钻研，不计苦累。那时的教授们和科技人员常说“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那时的“个体户”们背水一战，辛勤劳动，担风险，无社会福利，在当时还背负“为自己赚钱”的“负面色彩”名声，让许多“国家职工”思“下海”却望而止步。

节俭。指生活节省节制，反义词是奢侈。《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另有谚语：光俭不勤无源水，光勤不俭水断流。勤与俭的结合，广泛体现在建国前后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群体的实践中。21世纪初欧美各国可见大量来自中国的旅游者，这是这部分中国中产有勤有俭的结果之一。反观西方很大比例中产在银行几乎没有多少存款，其消费靠每月信用卡提前预支。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提出了“发展形式”理论，通过研究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投资和储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数亿人口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稳定地从数百数千至数万银行存款（投资），给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资本运作产生良性刺激的同时，也给个人和国家生存条件稳定改善带来了积极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节俭的一种方式。节俭明显者尤以经历过1950—1970年代的人为最。

自谦。指不自大、谦虚。自谦与自贱（看不起自己）不同。1949年3月进京前的西北坡中共会议上，毛泽东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后来这两个需要继续的“务必”得到胡锦涛时期再次强调。建国前中国农民一直居于社会最底层，其生存条件普遍很差，他们成为中共建立山区根据地搞武装暴动的社会基础和打下江山的主要功臣。在部队里他们虚心学习老战士、听指挥、守纪律。到建国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时期，农民（包括知青）在城乡之间不能自由迁徙，种种社会压力与长期贫困，几乎使他们处于自贱边缘。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若干年，农民仍被个别广为播出的喜剧小品讥讽。然而离开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却是一支人类史上空前的力量，他们年轻、活跃与合作、为人低调、心理耐受力极强、能进能退（失业后仍可以回乡务农）。 他们无论到城里做帮工，还是远程到正规工厂打卡上班，都能很快学会和掌握工作所需新技能。至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与各级干部，在本国本公司本校本村与外界差异明显的情况下，也充分争取条件非常谦虚地学习交流，建立联系。“后发优势”即大量隐含在对外学习交流引进项目之中。

奉献。较早见于《史记·刺客列传》《出埃及记》等文献，意指对人对事业的爱与付出。中共许多早期党员和高级干部都出生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书香之家或其他富裕家庭。早年他们的家庭都为他们铺平了就近读书或留学和将来比较平顺优裕的生活之路。自从他们接触到一些思想理论、目睹现实国情之弊端并开始忧国忧民、决定加入与家庭传统价值相背离的新生力量那一天，也初步准备好了吃苦与献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加上早年习得的知识学问和多年的血雨腥风经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们身上原有的富家子弟味，其出身、经历与信仰所形成的混合特质，使这批人带给中共干部史上罕见的影响，成为决定胜负的一股重要力量。战争年代为事业献身的各类有名无名烈士、建国前后承受各种“左“的清洗与批判的受害者，都令人难以忘怀。改革开放初期当物价上涨而老一辈每月几十元收入变化不大时，他们对政府没有太多怨言；农民工在工厂收入低微，处境严酷，他们也默默承受；1980-1990年代国企改革离岗的大批职工们，没有太多选择，基本上也默默地承受着命运改变。那时知识界精神面貌一新，不计得失，大显身手，举国熟知蜗居于6平方米小屋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奋斗就是一例。

上述这些社会群体与前述马克斯·韦伯笔下的那些新教徒的政治、文化、宗教背景等相差很大，伦理、动机也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间近生存线的经济状况却很相似，所导致的工业化进程方向也相似，而基本上兼有“勤劳、节俭、自谦”等特质。此外，他们间的“奉献”词面接近，指向不同，付出与结局相似。就人的因素影响生产力发展而言，颇具经济与社会意义。从政府与国家角度看，正是这两代人的上述品格，使改革的成本极低，对政府的经济与政治压力相对很小。

五、共享因素之五，开放

开放，可以是多方面的张开、交流、获取等，与闭锁、限制相对。本文的开放一词主要指国家层面的开放，包括政策、对外商贸、社会阶层等方面的流动性、灵活性、外向性，以及国家力量对思想的禁锢与解放。

中国人对开放与闭锁记忆犹深。汉唐宋若干时期开放与繁荣并存。自14世纪初，横跨元明清在多个时期实行海禁，各朝高层也一直存有要否实行海禁的争议。海禁原因之一显然是打击倭寇与反叛势力，以求朝政稳定。如顺治时代和康熙年间早期为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颁布“禁海令”（1656），直到郑退守台湾后才逐步“驰禁”。元之海禁时间不长，对全局尚无大碍，明清两代强化海禁之时，也正是西方忙于全球航海扩张的时代。葡萄牙航海家达加玛早在1498年就已经发现通往印度的航线，从此使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唯一欧亚贸易路径。海禁不仅令本国对外贸易和渔业遭受长期打击，也明显限制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对东西方间近代出现的差异，或李鸿章所感叹的“变局”，吕思勉认为非一日之寒。他对这之前的封闭情形这样描述：“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9]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彭慕兰则提出著名的“大分流”理论，指出中国与西方经济在1800年代分道扬镳，与这个节点比较，鸦片战争（1840）已经算不上现代中国的起点。

封闭是专制强化的一个特征，“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10]。这是近代经济落后、百姓贫困的政治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和平收复台湾后，取消海禁，顺应台湾和大陆两岸民意，使社会经济有所提振。[11]

建国后经历新一轮严厉限制与外界物质与思想交流的二十多年之后，1981年党的《决议》总结道：“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1978年率团访问日本，1979年率团访问美国，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层与先进国家沟通和学习的重要标志。1992年南巡讲话后对外交往与贸易的增长，外商与港台资金投入各类企业与项目的火热，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中述及，中国长期实行孤立政策，反对中国被融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一个里程碑。在短短数十年里成为当代市场经济的中心。[12]

开放，对于数代农耕为生的农民及其后代们而言，在提高农耕效率基础上，解除“户口”制度，使他们有了宽阔的选择，有了城乡流动与阶层流动机会，这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诸多方面重塑自身的新阶段。

中外历史可见，凡是社会出现转机与复兴、经济好转之始与开放的时代，往往也是作为知识载体与沟通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受重视的时代。延安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吸引大量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与当时党的领导层的开明作风、朴素清廉、重视人才有关。毛泽东1939年著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纪念白求恩》等，很具代表性。2012年7月16日《纽约时报》刊文“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曾是二战期间美军语言专家，后来他目睹国民党地方官员对美军醉驾致平民死亡处理不公，认同共产党的追求与理想，还帮助翻译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并决定留在延安。遗憾的是，建国后他两度受多年牢狱之苦，直到改革开放后出狱，重新工作，为中美贸易搭桥牵线作顾问。

1970年代末，随着高考恢复，“知识就是力量”的标语和口号在校园内外随处可见，与300多年前人类第一个意识到科学及其方法论重要性的哲学家、科学家培根相呼应。其复兴精神与开放相伴随，呼唤着中国的现代化。老中青知识分子刻苦钻研和虚心学习，在各类项目与技术引进、在数以十万计留学与进修人才参与下，造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后发优势”。

上述中国三个时期的巨变植根于自身历史地理特征，与自身政治经济模式及其发展水平相适应。其中共享的五因素，受制于东方农耕文明的内在条件，也受制于相应国际背景，可能继续左右近期未来中国的发展。当工业化完全实现之后，社会发展与治理的原理会有很大不同。此类中国成功经验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发，但很难整套移植到他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