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姗姗

（1.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00）

伴随着经济增长与传媒发展，当今社会文化已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弟子规》《三字经》被重提其价值，二次元、街头文化也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好莱坞大片争睹如潮，经典歌剧也不乏观众欣赏。这一方面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但也为当今学者全面分析社会文化带来了困难，其中最为棘手的困难恐怕在于无法找到“称手”且统合的学术理论。学者赵毅衡曾提出“符号学即意义学”[1]，“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2]。从这两个提法出发，可以深切感受到符号学天然就是研究文化问题的有力武器。本书作者张碧开篇先澄清了“社会文化符号学”这一提法，他认为，社会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学科，因此社会符号学应当被称为“社会文化符号学”。本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以符号学的视角梳理西方社会学学者的符号学思想实践，为志于通过符号学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探的学者提供全面的理论追溯。

1 从结构人类学到符号人类学

本书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下篇是“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上篇梳理了人类学对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理论变迁。作者首先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入手，他认为，列维-施特劳斯发展出来的结构人类学与索绪尔语言学一样，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体现。从其神话研究与“双项对立”模式的提出，不难看出他对结构主义的坚定继承，然而他的局限性与索绪尔一样，也回避了结构的生成性问题，甚至将其归于神秘的无意识领域，这不免使其人类学研究带上了唯心主义的色彩。

人类学内部通过对列维-施特劳斯的批判与反思，将其他符号学类型运用至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中，这就诞生了以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马歇尔·萨林斯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人类学”学派。其中，格尔茨采取“阐释”的探索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挖掘隐藏于文化现象深层的意义结构的社会形成机制，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符号源”，为人类心理结构提供有益的意义系统。这种研究路径不免带有结构主义的影子，然而与列维-施特劳斯不同的是，他解释了这种“符号源”的源头来自人类协作劳动的过程。尽管他将这种关系的重点放在了文化符号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上，但至少对结构的生成性问题进行了一次浅尝辄止的回答。与格尔茨不同，维克多·特纳反对将文化仅仅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认为文化是认识和理解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作者认为特纳只看到了文化符号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却没有看到社会结构对文化符号的本质性决定作用。不过特纳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关注到了象征符号解读中的“语境”问题，但对二者的因果决定关系却未明言。除此之外，特纳还从“隐喻”入手，从宏观角度对人类社群的发展进行了考察，这种遵循社会发展辩证规律的描述，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动态性，这使之与结构主义产生了本质的区别。与格尔茨、特纳不同，马歇尔·萨林斯则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结构与符号问题进行宏观阐述，尤其重视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他认为符号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基于互相交流的需求而产生的，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有关，他更强调符号语境中社会生产活动对符号生产的决定意义，从中不难看出萨斯林唯物主义的立场。

2 对结构的真正突破：现代社会文化符号研究

下篇中作者转向对现代社会文化符号学的梳理。从乔治·米德的“有声姿态”概念入手，作者认为米德扭转了以往社会心理学家所持的心理思维促成具体行为的观点，而将行为视为思维产生的原动力，而通过对行为产生思维的过程的分析，构成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在此基础上，米德提出了人类特有的对“情境”的符号化问题，他认为在此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从姿态到语言的转化，使米德完成了社会主体性理论的建构。

罗兰·巴尔特作为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代表人物，在其前期的《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提出了“语言结构”与“风格”这两个对立的概念，表明了其结构主义的立场，虽然他没有阐明语言结构的本质来源，但却一再暗示，语言结构的生成与政治及社会相关并发挥着类似意识形态的功能。之后通过《S/Z》《文之悦》等著作，他开始对结构主义封闭性思路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破解过程，以及对符号系统衍生意义的再阐释。然而再阐释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则——语境与符号的结合——却被巴尔特所忽略，而语境问题正是他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差异，因此后期他对语境问题的不时提及可以看出其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构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也蕴藏着符号学的理论视角，作者认为哈贝马斯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建构的基本因素，以及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重要因素，这一认识是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经典论述的延伸。作者认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核心交际方式即表现为符号化社会，语境因素使得交往行为仅可以依靠言语力量来使接受者信服。同时哈贝马斯也批判皮尔斯忽视了解释项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事实。

接下来，作者提到苏联哲学家巴赫金，认为其狂欢诗学与对话理论将符号学的研究维度扩展到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巴赫金在其《拉伯雷研究》中通过对中世纪狂欢化诗学形象符号的解读，挖掘了小说形象中的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揭示了文本结构与特殊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之后随着约翰·多克尔等人将狂欢理论从中世纪引入当代，使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在大众文化研究中也具备了深刻的阐释力。

以罗伯特·霍奇、君特·克雷斯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的社会符号学派借鉴了意识形态理论，通过批判索绪尔进而关注符号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意识形态综合体”概念，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必须经由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来传达其意义指向，而思想控制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在经过长期博弈后形成了规定社会符号生产和接受的一系列规则，产生了类似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使之意义明确”[3]，同时他们也关注符号意义生成过程中的语境问题，实际上是将意识形态的分析落实到了日常生活领域之中。

之后作者提到了约翰·菲斯克，作者认为菲斯克作为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为社会文化符号学研究实践树立了标杆。约翰·菲斯克在运用结构主义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同时又打破了二元对立式思维，对对立项间的过渡状态及其文化意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同时他运用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现代社会中的狂欢现象进行分析，认为20世纪的美国，大众文化释放了人性欲望，以其肮脏、奇异的怪诞表达着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抵抗与颠覆，通过破坏性的文化形式突破社会控制的规则，消解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同样也因为其情感宣泄作用平衡了人们的心性结构。除此之外，菲斯克在其电视文化的分析中也对经典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细化发展。最后，作者从符号学视角下对文化传播的符号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并以符号学为工具分析亚文化的各种特征，先后梳理了麦克卢汉、马塞尔·达内西、迪克·赫伯迪格等学者的理论和思想。

3 语境：对结构主义的突破点

本书使用符号学作为思想爬梳的理论工具，分析经典社会文化理论中对符号学的借鉴与发展。作者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探研起点，以“语境”问题作为对结构主义静态眼光的补充，因此所列学者是否关注“语境”问题是作者分析的重点，而“语境”一词也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各有其意，无论如何，当这些理论一旦从书阁走向社会文化实践，语境问题就化为了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格尔茨、萨林斯、巴赫金到霍奇与克雷斯，“意识形态”都成为他们对结构主义的主要批判工具。换言之，作者认为“语境”问题是对结构主义本身封闭性与形式主义的突破点，也是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关键概念。实际上，符号学对于“语境”问题的关注已然成为符号学开疆扩土的新路径。符号学本体论受到的批评之一就在于其对实践问题研究的无力，然而当符号学关注“语境”，则使符号学从结构、符码、体系这些问题走入到社会实践之中，开始关注活生生的符号传递及符号体系的社会应用，为分析实践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在与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的索绪尔唱对台戏，俨然将其认为不该也不值得研究的“言语”问题纳入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但正如沃洛辛诺夫所说，“言谈乃是一种社会现象”，符号学必然要进入社会，必然要研究意义在社会中的建构，关注意义与权力之间的互构，这才是当下符号学的“用武之地”。

本书以研究对象作为划分篇章的标准，看起来虽清晰明白，但有些失之简单。人类学的确是最早意识到符号学学术价值的学科，但在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学不能以一己之力与其余学科分庭抗礼。是否还有更为合理的划分标准仍值得商榷，或以理论继承为脉络划分篇章结构亦似可行。

另外，作者在书中并无交代所列学者的选取标准，如果如作者在导言所说，“无论是其中哪种研究，皆无非是通过符号学途径来研究作为社会表意时间系统的文化，因此在这一原则上，它们应被统摄到同一个学术领域中”[4]。那么以此为标准，像斯图亚特·霍尔、鲍德里亚等在此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是否也应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来说《社会文化符号学》以清晰的理论视角对符号学与社会学的重合领域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为符号学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继续拓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对于旨在运用符号学分析文化文本的学者而言，本书更是一本绝好的索引式或导读式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