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350002）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有东海、南海和西洋等三条航线。一般认为，它肇始于秦汉，兴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之后由盛转衰。何为“海丝”文化？“海丝文化”即指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发展而来的文化，它向海而生，包括一切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特点是蕴含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1]“海丝”常见的输出货物有丝绸、茶叶、瓷器、铜铁器等，输入的则是香料和各种各样的奢侈品等。而瓷器分为三大体系，即官窑、民窑和外销，为何外销瓷是展示和传播“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媒介是“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2]外销瓷何以成为“海丝”文化的媒介，如何存储和传播文化信息，表达丝路精神？在新时代下，外销瓷能否继续发挥效用？又何以可为？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 历史特点：中国外销瓷的“三维性”

中国外销瓷是对出口海外市场瓷器的统称，包括唐宋元瓷器、明清专供出口瓷等。它基于时间、空间和器物的三重维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海丝”文化的中外交互性，生动传递了丝路精神，成为“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

1.1 时间维度：大宗货物延续千年，极具代表性

瓷器是千年“海丝”的大宗货物，深受海外市场的青睐，极具代表性。唐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中国瓷器外销的历史始于隋唐，瓷器成规模外销不晚于9 世纪下半期，即唐代后期。也就是说，“海丝”兴起的时间，正是外销瓷兴起销售的时间，两者基本同步。在唐代，邢窑、越窑和长沙窑是外销瓷的三大中心。五代十国时期，对外输出的主要货物是纺织品和瓷器。进了宋元时期，海上贸易进入繁荣阶段，瓷器成为最理想的压舱货物，地位日益显要，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明朝建立伊始，一度实行海禁，但没有杜绝瓷器出口。郑和下西洋的“贡赐贸易”和民间贸易也有大量的瓷器出口。明朝中晚期到清初，瓷器外销进入黄金时期，数量不计其数，产品多为外国定制。据T·佛尔克（Volker）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公元1602 至1682 年，即明末清初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人贩运中国瓷器就达1600 万件以上。[3]

外销瓷的大量输出，除了文献资料记载外，也可从海捞瓷中获得有力辅证。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从“海丝”水域考古打捞上来的沉船甚多，著名的有唐代的“黑石号”海船（在印尼发现），10 世纪的“井里汶号”海船（在印尼发现），南宋的“南海一号”海船（在中国广东发现），元代的新安沉船（在韩国发现），明代的“平顺号”海船（在越南发现）和“南澳一号”海船（在中国广东发现），清代的“头顿号”海船（在越南发现）、“金瓯号”海船（在越南发现）、“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又称南京号）海船（在中国南海发现）、“泰兴号”海船（在印尼发现）和“碗礁一号”沉船（在中国福建发现）等。这些沉船均装有数以万计的各类瓷器，成为外销瓷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物证，成为永不消逝的丝路符号。

清朝中期“海丝”由盛转衰，而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此时开始走弱，两者衰弱的时间几乎一致。瓷器易碎，相比较陆路海路平稳安全，单次运载量大，运费低廉，因此“海丝”发达会促进外销瓷出口，两者共生传播。“海丝”诸国人民对中国瓷器颇为青睐，瓷器外销又会繁荣海运。外销瓷输出时期之长，规模之大，几乎与“海丝”同命运共呼吸。一部外销瓷史可谓就是一部“海丝”史。

在上千年的外销史上，中国瓷器不管是民间贸易还是“贡赐贸易”皆是在和平友好中进行，并无政治、军事冲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常联系。作为主流的持续的民间瓷器贸易，更是促进了中国与“海丝”诸国的友好往来。外销瓷的长期化、规模化，大大超越了官窑瓷器的馈赠赏赐，成为走进千家万户的大众媒介。

1.2 空间维度：器成天下走，极具影响性

中国瓷器烧造之后，器成天下走，“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横跨欧亚美非四大洲，与“海丝”人民共享。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4]外销瓷的位移，打破了中外方的语言与地域隔阂，交流增多。随着出口越来越多，外销瓷不仅仅是海外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还逐渐大众化，与民同享。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庞塔拉（ Johannes Pontanus）所言，中国外销瓷“几乎成为普通人的日常使用之物”[5]。

外销瓷影响“海丝”诸国，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也促进了当地陶瓷业的发展。就瓷器自身而言，外销瓷有大量的日用瓷，造成了东南亚、欧洲等一些地方的“饮食革命”，改变了树叶、木质、陶器、金属等餐具的使用习惯。清代创烧的广彩瓷就是典型的外销瓷，“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6]。青花瓷中的啤酒杯、咖啡壶、剃须盘、奶杯、汤盆、军持以及圣诞老人瓷塑等陈设品，也是景德镇迎合西方市场所制产品。日本“伊万里”瓷器纹样来自中国，一度畅销欧洲，成为日本重要的外汇源。在东南亚某些地区，中国瓷器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发生了奇特的联系。在菲律宾，当地人珍视中国瓷器，平时将瓷器埋在地下，节日才取出一用，用后又再深埋地下[7]。《东西洋考·文郎马神》说：“文郎马神（婆罗洲东岸的Bahbjermasln）……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又好市华人磁器，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8]明清瓷器到了欧洲后，可谓是惊艳登场，促发了追求中国瓷器的风尚，上流社会人士纷纷购买、收藏和陈设。他们把瓷器视为珍宝，用以婚礼、赏赐和交换等。他们对外销瓷进行研究仿制，借鉴中国瓷器的造型与装饰，成功烧造了欧洲版的陶瓷，如荷兰德尔费特（Delft）陶、德国迈森（Meissen）的硬质瓷等。外销瓷刮起的“中国风”（Chinoiserie）还对西方文化艺术产生了影响，推动西方艺术史从巴洛克艺术风格向洛可可艺术的转变。外销瓷成为西方文艺绘画、园林建筑、文学作品等中的常见元素。借用著名海上瓷路研究学者叶文程的话，外销瓷“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其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刻的”[9]。

外销瓷不仅影响“海丝”诸国，也反作用于中国。瓷器生产加工、转口贸易等都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景德镇与瓷器关系不用赘言，泉州、广州的兴盛还分别与德化瓷器、广彩瓷密切相关。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最大出口商品便是德化瓷。《马可波罗行纪》载：“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unguy）（指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10]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说：“中国瓷器，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城（指广州）制造……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11]德化白瓷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雪瓷”等。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Blanc de Chine）直呼德化窑白瓷。在长年累月的发展中，德化白瓷形成了“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的美誉，至今还促进泉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彩瓷指广州烧制的织金彩瓷，其白瓷来自于景德镇，在广州仿造西洋画法或按来样绘图加彩二次烧成。它是专门为外销而生的，成为清代三大出口外销瓷之一。广彩瓷的生产、外销不仅促进了广州制瓷业的发展，而且繁荣了广州市场，利国富民。其它著名港口如扬州、杭州、宁波、福州等也长期受惠于外销瓷的转口贸易。海丝诸国也有陶瓷及其原料流入中国，中国并不排斥域外优秀产品的输入。中国不少地区出土了它国陶瓷，如“广西合浦出土的汉代青绿釉带把陶壶、江苏扬州发现的唐代双耳绿釉陶壶、福建福州刘华墓出土的三件唐代孔雀蓝釉陶壶，经研究都是从西亚地区输入，与中国陶瓷器相映成辉”[12]，生动阐释了丝路精神开放包容的特质。元代及明初青花瓷关键原料——钴料就是从中东进口而来，汉译名称为“苏麻离青”。这段时期烧制的青花瓷色青浓艳，富有特色，不可复制，价值高昂。

同为“海丝”的大宗货物，丝绸、茶叶都是从中国走向海外，属于单向旅程，而瓷器却是你来我往，不断互动。外销瓷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正如日本著名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Mikami Tsugio）所言：“海上陶瓷之路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3]外销瓷不仅让中外陶瓷抑或是其它产品甚至其它领域，不断谱写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和谐篇章。

1.3 器物维度：文化融合古今中外，极具媒介性

常言道：百代消亡，惟瓷永存。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经过高温烧造，变得坚固耐磨，存载或附带的信息就不易失去。按照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瓷器是兼具时空偏向的一种较为平衡的媒介。中国出口的大宗货物丝绸、茶叶和中国进口的大宗货物香料，都属消耗品，且不易保存，缺乏时间偏向。铜铁器虽可运输、可保存，然而不像瓷器具有较大的图画观赏性。正如学者甘雪莉（Shirley Ganse）所言：“累世以来，茶和丝绸虽然是东西贸易的主体，但谈到推动跨文化对话，促进意念、纹饰、设计和技术创新的交流，则非瓷器贸易莫属。”[14]学者芬雷（Robert Finlay）甚至说“在中国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之间，瓷器扮演了极为独特的交流角色，这是其他任何货物在内涵或本质上都无法达成的任务。”[15]瓷器静默，但非无言，不管是形式各异的造型，还是丰富多彩的纹饰，抑或是精致唯美的釉色纹理，无不透露着各种信息。尤其是瓷器具有一定的表面，不管是平面还是曲面，皆可充当符号的载体[16]。许多外销瓷在这些表面上打造了丰富的图文装饰，传达了中外风土人情等信息，因此外销瓷具有较强的信息传递功能。例如，近代欧洲人“通过瓷器上所描绘的图案而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穿中国服装、坐中国轿子、建中国园林等等”[17]。

3)直流侧单极故障时高接地阻值有利于故障穿越及系统恢复，直流电压不平衡保护作为该类故障的主保护并动作于报警，系统可带故障运行；由故障选线定位策略实现该故障类型的隔离。

外销瓷融合古今中外文化，成为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证。在唐代，长沙窑作为中华第一彩瓷，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而兼收并蓄，形成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受到海外市场的广泛喜爱，外销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亚非13 个国家、73 个地区都曾出土长沙窑瓷器，器身还出现了胡人、椰枣、棕榈纹饰及阿拉伯文字。[18]在宋代，创烧的一系列长颈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9-11 世纪伊斯兰玻璃器的启发。[19]在明清，外销瓷大户福建德化窑不仅融合了各个窑口的长处，还吸收了其它工艺品和外来文化的元素。它吸收了宋代定窑和耀州窑的刻印之法，吸收了哥窑的“开片釉”装饰工艺，采用开片釉使器物表面富于变化，易于观赏。德化白瓷生产吸收了泥塑、木雕和石刻等民间工艺美术的技艺，综合形成了由瓷塑工匠主导的瓷塑生产工艺，并逐步发展成德化窑以生产、经营佛教文化产品为主。产品中的陈设供器就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式样；雕塑人物就有不少外来宗教中人物的角色（如佛教的如来、观音、弥勒、罗汉、达摩等）。明朝科学家宋应星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20]其中著名工匠何朝宗就吸收了中国泥塑、木雕、石刻等佛像技艺风格，融汇于瓷雕。[21]他所制作的白瓷瓷塑，例如“达摩渡江”“渡海观音”等作品融百工之长，汇中外文化，以致线条深秀洗练，人物形神兼备。佛教文化为白瓷生产提供了文化素材，而白瓷瓷雕生产之多、销售之广又让白瓷成为佛教传播的一大媒介。正如新华社报道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电讯所言：

历代德化瓷制造都特别重视研究海外文化，结合销区民众生活习惯、传统民俗、宗教信仰、审美偏好等，德化瓷工匠们代代相传，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对产品的造型、瓷色、釉色、图案、工艺、装饰等加以设计，不仅推动了德化陶瓷的蓬勃发展，也形成了融汇中外的特有艺术风格，创造了新的中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22]

瓷都景德镇四大瓷器之一的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23]元末明初，青花瓷大量融入域外文化元素，造型、装饰等尽显外销瓷风采。清代广彩瓷，其所用素白瓷主要来自景德镇，与内销瓷相比，造型更丰富，装饰方面更华丽，题材有西方的风景、人物、城堡、帆船等。除了德化、景德镇等著名窑口，其它小窑口也吸收外来元素。即使到了近代外销瓷衰弱时期，也是不忘美美与共的传统。如1904 年在台湾金门创办的“华宝制瓷公司，改进式样，仿照西洋款式，使用机器生产”。[24]该公司聘请了国内江西和国外日本工匠等前来制造，各施所长，谋求发展。

与现代社会相比，古代通讯技术并不发达，大部分中国人与大部分外国人的交流往往通过商品来传递信息，获取对域外的印象。明朝外销瓷对于欧洲人而言，不仅仅是物体，还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镜像。[25]器以载道，物以传情，器物具有一定的媒介功能。外销瓷搭载了不少文化信息，成为重要媒介。学者王炳文曾说：“瓷器是古典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物质交流媒介，它甚至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一种固有印象。”[26]2017 年6 月学者王鲁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设《瓷行天下》讲座，谢小铨副馆长开幕辞中说道：“肯定地说，世界上可能找不出哪样东西，能够像中国外销瓷一样，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多文化共同参与创造的载体。”[27]

中国外销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遗产，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遗产。它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元素，因材质坚硬长期保存，器物本身有力地展现和传播了“海丝”文化，成为“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

2 现实启示：中国外销瓷何以可为

由上可见，外销瓷与“海丝”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生动传达了“海丝”文化，可谓是其传播中的极佳媒介。今时并非往日，外销瓷是否还可以继续发挥传播“海丝”文化的效用？答案是创造条件，依然可以。一是外销瓷本身凝结了千年“海丝”文化的精髓，历史地位不可撼动，传统影响继续发挥作用；二是在媒介日益丰富的今天，外销瓷因兼具实用功能和艺术功能，市场广阔，依旧是世界上传播文化的重要使者；三是外销瓷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创造条件，为其增添新的传播力。那如何创造条件，以何可为？笔者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即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内容与传播。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大关系并非彼此独立，互不相干，只是看待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角度。

2.1 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在商代就有了原始瓷器，在东汉发展成熟，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外销瓷亦有上千年的历史，曾经拥有令人骄傲的辉煌，也有近代一段衰败的时光。对待过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辩证统一，树立信心。以史为鉴，扬长避短，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与时俱进，推动外销瓷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首先，要不忘本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加以传承，如外销瓷蕴含的思想观念（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崇德向善等）、传统制作技艺（好料好工、手工制作、传统柴烧等）、产销方式（市场定位、中西合璧等）、传统优秀产品（青花瓷、釉下五彩瓷等）。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外销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8]丰厚的历史本就是一笔丰厚的资源，不能弃而不用，而要继续利用。

其次，创新是文化发展和进步的灵魂与动力。纵观人类文明史，无论东方或者西方，文化创新对于文化的历久弥新和繁荣昌盛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历史上的外销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富有时代性，不断吸收各种元素，逐渐走向明清之巅峰。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要复古到古代丝绸之路，而是要复兴。正如其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下的“海丝”有着21 世纪的时代使命与特征，是对古代“海丝”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上的外销瓷技术先进、独有，价格高昂，“一箱金银一箱瓷”，而如今的外销瓷出口价格较低，有待创新发展，打造独特风格，方能在新的外贸形势中占据优势。

今非昔比，海外市场对外销瓷的消费需求，逐渐从实用功能转向实用与艺术相结合。在这注意力稀缺时代，中外之间的交流多样化，外销瓷要在众多媒介中再起明显的传播作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保持外销瓷的媒介性，不变的是魅力，变的是魅力的表现形式。因此，目前发展外销瓷必须走文化艺术产业之路，“产业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产业化”，加深全球分工与国内主要产区合作，实行品牌化、规模化经营。另外，除了日用陶瓷、陈列陶瓷，建筑陶瓷、工业陶瓷和卫生陶瓷等瓷器产品出口的增加，亦不可忽视。中国陶瓷企业要在技术和产品方面转型升级，推动非艺术陶瓷的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加深文化内涵。瞄准未来，才有未来。高技术陶瓷和特种陶瓷是未来陶瓷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必须加强研发高新产品。重视技术并不排斥文化，技术与文化好比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海丝”文化是历史的珍贵遗产，在现实中依然富有魅力。因此，外销瓷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运用“海丝”文化元素加强设计，促进外销瓷整体的升级换代，再造辉煌。

2.2 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中国虽然是瓷器的故乡，长期以来一枝独秀，独立风骚，但如今并非特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是趋势。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悖逆全球化浪潮。回顾历史，外销瓷就是向海而生，交流互鉴，如同植物生长一样，吸收阳光雨露才能生生不息。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作用于中国，彼此互联互通互动。美国传播学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网络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基本生活模式。”[29]如果说“海丝”是网络中的通道的话，那么外销瓷便是网络中的流动物，人们借此与远方发生联系。因此，中国发展外销瓷，传播“海丝”文化，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还要着重吸收外来，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如今“海丝”国家和地区比以往要更多，影响范围更广，外销瓷更要吸收外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0]中华民族历来尚和合、求大同，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价值追求。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在与其它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逐渐丰富、成熟、壮大的文明。吸收外来，不仅要善于融通国外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为外销瓷提供养料和活力，而且还要瞄准海外市场，有的放矢，进行供给侧改革，继续提供适销对路的优美瓷器。当然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也会迷失自我和失去方向。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以开放的精神，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吸纳各民族之优长，采百家之智慧，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与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吸收外来只是一种手段，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最终目标。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主题，但形势风云变幻，“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最大的世界性问题。国际关系的冲突与矛盾根本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器物是构建交流桥梁的良好媒介。作为全球化第一商品，外销瓷本来就是中外合璧，是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典范。在新时代下，外销瓷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契机走出有形或无形的围墙，通过这一器物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国陶瓷坚持提升开放水平，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及商贸物流型境外陶瓷产业园区，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不管是“中国设计+联合制造”，还是“外国设计+中国制造”，抑或是“联合设计+联合制造”，都将有利于外销瓷的复兴。发挥好外销瓷的双重功能，即经济和文化功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必将有利于“海丝”文化的传播。

2.3 正确处理好内容与传播的关系

内容与传播的关系在这里首先要理清传播什么内容。外销瓷在千年的发展之中，内容丰富多样，绝大部分是优秀的，但也有些许糟粕。必须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彩绘装饰方面，不再使用如“满大人”“一夫多妻”等落后题材，坚决拒绝使用殖民、淫秽色情、邪教等腐朽的题材。外销瓷虽然是迎合海外市场，但在中国生产，必须坚守中国正能量的底色。同时，兼顾“海丝”沿线国家的陶瓷文化，吸纳其中的优秀文化，从而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符号距离，提高受众的认可度。

其次是怎么传播的问题。传播“海丝”文化是目的，如何实现传播是手段。要想有效传播“海丝”文化，需要手段的高效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外销瓷作为“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首先要注重外销瓷本身的发展。不管是在造型还是装饰，抑或是烧造技术、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都要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满足市场需求。就属性而言，外销瓷首先是海外贸易产品，其次是文化载体。文化交流通过商业手段其传播效果更为成功、更为持久，也就是人们常言的“卖出去”强于“送出去”。“海丝”文化因“海丝”贸易而生，那么通过贸易手段更能发展。文化通过器物间接隐性传播，“可见可听可触，对人更有直接可感性，受众更容易认知”[31]。瓷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器物，通过它可以把抽象的“海丝”文化具体化、落地化，跨越文化传播障碍，造就受众对“海丝”文化的认同。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社会媒介化已成明显趋势。[32]在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的今天，围绕外销瓷直接讨论如何传播“海丝”文化也是一大重要课题。这就需要有关各方加强合作，构建协同机制，共同传播。例如，政府要注重政策引导，搭建交流平台，如陶瓷国际博览会、“海丝”学术研讨会、大型政治会议的“瓷器国礼”展等。各级政府加强对外销瓷的保护开发，打造相关线下线上场所，提供展示外销瓷的实体和虚拟空间。对于“海丝”文化的传播，沿线诸国出于国情在认知上或有差异，这就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外交斡旋。“文化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文化，经济与文化彼此在对方的领域实现自己。”[33]“海丝”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政府重在引导，市场主体才是主角。陶瓷企业也要有文化自觉，要有传播“海丝”文化的主体意识。生产外销瓷，不仅仅是制造加工一件普通商品，而是打造一件文化艺术品。把中外文化元素有机融为一体，互利共赢，“海丝”文化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陶瓷企业要力推外销瓷的复兴，重新焕发昔日的勃勃生机，展现“海丝”文化的新风采。传播机构要不断更新传播理念，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利用VR、AR、区块链、5G、超高清等最新技术围绕外销瓷做文章，打造融媒体产品体系，提高信息在场率，加强对“海丝”文化的传播。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发挥好自媒体的作用，合理运用传播影响力，为“海丝”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如果说传统媒体具有授权性，是官方大使的话，那么自媒体就具有草根性，是民间大使。在传播渠道与受众需求日渐多元化的今天，再小的自媒体都有它的传播空间与粉丝，民间大使的作用不可小觑。自媒体要有责任感，上微博、发朋友圈等都要以正能量为导向，响应主旋律。爱好外销瓷的用户，不局限于做欣赏者，要做参与者，甚至可以UGC（用户生产内容），合力传播“海丝”文化。

一言以蔽之，内容为王，传播为要。

3 余论

外销瓷是“海丝”的宝贵遗产，可谓是丝路上最重要的活化石，浓缩了“海丝”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成为体现和传播“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在新的时代下，外销瓷能否发挥如同昔日的传播作用，有待以史为鉴，创造条件，再创辉煌。因此，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推动外销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要重视、把握传播之道，发挥传播之长，共同构建和传播“海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