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 野

2019年10月22日，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英雄广场里人潮涌动，共同见证吴石、何遂两位将军的铜像落成。吴、何两家的二十几位亲友后代从海内外齐聚福州，为铜像揭幕。分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两位生死至交以这种方式重聚故乡，曾经潜伏在暗夜里的英雄，名字不再只隐于档案之中，他们和无数为人民解放做出牺牲的烈士一起，站到了阳光下，接受后世子孙的怀念与敬仰。

一

缘于前几年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吴石将军为原型的余则成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共密使、谍报英雄。但是吴石先生的好友、革命之路的引领人何遂却鲜有人知。即便在立有“辛亥元老何遂故里”之碑的福清港头镇，问起何遂将军，也很少有人对其生平事迹诉说一二。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英雄广场吴石、何遂两位将军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也难怪故乡人不识，何遂待在故乡的时间不长，因为父亲在江西南昌做官，何遂从小跟着父亲到了江西。何遂出生于1888年，正是清朝帝国行将覆灭的时候，各地反清的声音不断。10岁那年，父亲带回一本书，那是在泸州做县官的祖父所写的《余蛮子事略》。余蛮子原名余栋臣，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原是背炭为生的贫苦农民，后加入哥老会，勇猛侠义，成为大足龙水镇哥老会龙头老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法国传教士授意官府禁止百姓举行一年一度的迎神赛会，余蛮子率众捣毁教堂，被官军诱捕收押。为了救出余蛮子，当地民众及哥老会发动劫狱。在此事件中，余蛮子的孩子和两个弟弟都被杀害。官府和民间的矛盾由此激化，数千煤窑、纸厂工人拥戴余蛮子为起义领袖，几个月时间，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波及全川30多个州县。起义持续了一年多，才被清军剿灭。

何 遂

《余蛮子事略》一书记录的正是起义的原因和经过。何遂祖父身为朝廷命官，却为一民间反清斗士写传，可见彼时的社会民心对于革命者充满了期待与同情。这本背着父亲偷偷看的手抄书，成为何遂此后一生革命生涯的启蒙。

第二年，何遂的祖父去世，正值中年的父亲也在奔丧中哀劳过度死去。11岁的何遂和母亲弟妹一起到泸州投奔二叔，一路上所见瘟疫横行，饿殍遍地。他还见到，二叔家里买了许多丫头，任意摧残打骂。寄人篱下的何遂，对旧时社会这种对人的剥削与不平等所产生的厌恶与不满与日俱增。

1900年，清廷下诏变法，准许各地办新学。何遂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盛世危言》《新民丛报》，魏源《海国图志》，尤其同乡侯官严复所译《天演论》，成为当时寻求中国出路的一剂良药，无人不受其影响。正值年少而精神苦闷的何遂也从“天演论”适者生存的思想中窥见了一个窗口。面对灾难深重的晚清末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似乎都显得比今天的青年早熟，血液里澎湃着救国救民之理想，何遂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至1903年，15岁的何遂与母亲家人离开四川返回福州时，已经长成了一个初具民主革命意识的新青年了。

二

回到福州的何遂通过一位当翻译的远亲介绍，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第二期预科班学习。武备学堂是1902年由闽浙总督许应骙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位于今天的津泰路鼓楼区政府所在地。校内请日本人担任教官，所学均为军事学。何遂家住三坊七巷附近的灵响路。彼时，林觉民、方声洞、林之渊等人就读于福建省立高等学堂（今福一中旧址），陈与燊、陈更新等人就读于侯官小学，这些同样充满了革命思想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革命热情在他们心中激荡。他们交换革命书报，尤其读到《扬州十日记》中百姓遭屠杀的惨景，何遂伏案恸哭，悲愤难抑，发誓此生拼尽全力也要推翻封建王朝统治。

在福州仓前山的望北台，何遂和年轻的革命同志们举行聚会演说，痛陈清朝统治之腐败、列强对中国之侵略，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痛彻心扉，台下听者莫不深受感染。

这些激进行为虽然不容于校方，但毕竟是学生课余为之。而在课堂上，何遂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就让老师坐不住了。在一堂汉文课上，老师要求学生读诸葛亮《出师表》后作文，本意想要宣扬诸葛亮之忠君精神，何遂却在作文中讽刺其愚忠于一家一姓。学校终于找到了开除这个“刺头”的由头，但同学们却纷纷声援何遂。校方和学生的对抗一直闹到闽浙总督衙门。何遂这个反抗者的形象算是坐实了，不仅武备学堂不敢再留，官方甚至通电福建省内各国公使、各省督抚，都不能收留何遂。年轻的何遂不得不离开福建，寻找出路，这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始。自此以后，他将在革命的路上经历无数次的辗转逃离和追求寻找。

此时的中国，改革之声已经成为潮流。立宪派，改良派，革命派，各方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当时，日本为了笼络中国的革命青年，对中国的留学生开放自由，何遂一度也想要东渡日本，但考虑到家人的负累，经济上的拮据，他听从了同乡林森的建议，在林森介绍下到南京林述庆的新军队伍当中，当了一名军人。何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去不了几天，剪下了辫子，穿上了军装，从此在狮子山麓石头城下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军旅生活。”

进入军队的何遂因其激进好学，如鱼得水，只一年时间就从三等参谋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学堂，同时又与北方的革命党人孙岳、王法勤以及同在保定就读的革命党人方声涛、吕公望、林知渊等人建立了联系。

1909年，21岁的何遂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大学。时逢同为福州乡亲的王孝缜（清末状元王仁堪之侄）受广西巡抚张鸣岐的委托，到北方延揽新军人才，何遂和一班年轻的革命党人满怀热情到了广西。1910年，何遂会同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兵营等几个部门的同志20多人聚在一起，组建了广西同盟会支部，这是广西同盟会的初始机构，他们在一起办报纸，写文章，鼓吹革命，并与香港的同盟会总部建立起了联系。何遂除担任干部学堂的参谋处筹略科科长以外，还兼任干部学堂的教官，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干部学堂的师生也倾向革命，纷纷加入革命的队伍。

广西桂林福棠街2号,如今是桂林地税局所在地。1910年，何遂和同志们聚集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商议筹划起义之事。在这里，他们曾经接待了外省来的同盟会同志。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方声涛的姐姐方君瑛、弟弟方声洞、嫂子曾醒从广州来到桂林共商起义。他们计划化装成送葬的队伍偷运军火至广州。但因为消息走漏，原定的起义计划被迫提前。3月30日，广州黄花岗事败，尚未来得及赴港增援的何遂看到失去弟弟的方声涛接到电报后悲恸欲绝，狂饮大醉。此次起义中牺牲的福建籍烈士达23人，其中陈更新与何遂最为熟悉。在福棠街2号的寓所里，两人曾兴奋地谈论革命到半夜，有时候困了就和衣挤在一张床上睡去。何遂还曾调侃身材瘦弱的陈更新，看似文弱书生，如何敢上战场，引得陈更新大怒，要与他决斗。倏忽之间，斯人已去，令何遂及留下来的革命者悲愤不已。这可能是何遂第一次亲身经历革命失败、战友离去之痛，但也让他认识到，革命的残酷与牺牲之必然。

哀恸过后，何遂离开桂林，北上与革命者会合，准备伺机而行反清之举。就在此时，武昌传来起义之炮声，新一轮席卷清王朝的战斗打响了。此时湖北的新军领袖吴禄贞正担任清军第六镇统制，驻军河北，受朝廷之命赴武昌镇压革命军。吴禄贞欣赏何遂身上的革命精神，他将何遂收编入军，作为自己的参谋。行军途中，何遂设计扣押了清军运往武昌的军饷、物资，给山西的革命党人营造时间。当时吴禄贞已经联络了山西的阎锡山组成燕晋联军，反攻北京。时至今日，仍有人在设想，如果这次起义成功，中国的历史将如何走向。但令所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吴禄贞身边最亲近的副官被袁世凯收买，在起义的前夜割下了执火者的头颅。何遂亲历了那个混乱恐怖的夜晚，他听到枪声，赶到吴禄贞身旁时，吴已躺倒在门槛边。“南吴北袁”并称的吴禄贞之死为此后袁世凯势力崛起让出了道路，中国在向民主自由进步的路上又往复周折。

吴禄贞被害之后，燕晋联军推何遂为燕军都督，继承其遗志，反攻北京。但几轮对抗过后，队伍溃散，何遂和战友为了躲避清军的追剿，化装成和尚躲进五台山，风声鹤唳，九死一生逃到南京，与革命大本营会合。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但南北割据，孙中山不得不同意袁世凯窃位之举。原以为革命成功之后，国人能享受太平，将所有的精力致力于富民强国之路，但接连不断的割据纷争与没完没了的政治倾轧，令置身其中的何遂和一帮当初怀着热血想要救国救民的同志深感前途渺茫。革命是一时之勇，而管理和重建一个国家则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何遂又重温去日本学习政治经济的念头。

1913年，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依然混乱不堪，因宋教仁遇刺，孙中山领导发起的二次革命失败。何遂经日本人须藤军医的帮助，和王孝缜等人流亡到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

“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刹那间，真是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在这时许多人灰心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没有灰心。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还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

但是在日本，似乎也没有找到他们理想中的救国之路。当时何遂的妻子陈坤立无法忍受日本教育中所宣扬的对女性权力的打压和漠视，两人在一年之后又放弃学习回到国内。

此时袁世凯正策划着重建帝制，全国上下对他的倒行逆施已经怨声入云。云南护国军打响讨袁第一枪，何遂也游走山西、浙江、安徽等地，联络各地军阀力量共同讨袁。川湘两省的讨袁通电一出，袁世凯在惊惧与暴怒中死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何遂因为在反袁中出力颇多，被黎元洪派往欧洲观战。何遂便借此机会，暂别乌烟瘴气的国内，赴欧走了一圈。

从1916年底到1918年7月回国，两年多的时间里何遂游历了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诸国。目睹了“一战”中的欧洲各国的成败得失之后，何遂对于理想中国家的设想更具有了一种文明的高度，并形成了《参观欧洲大战记》的报告，大力推崇瑞士之自由平等精神。对西方各国的观察，让他对于战争与政治的思考也更加深刻而具有现实性。

在何遂之子何达的回忆当中，还多了一个细节：何遂此行是以空军负责人之资格赴欧观战，一路上目睹了战场上的职业军人，有白发苍苍、伤痕遍体而勋章满襟者，不过上尉少校之阶。何遂内心大惭，整个过程自动改佩中校肩章。据说以何遂此举始，后以代表身份出国考察军事者，多在肩章上自动降级。

三

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到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原，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军阀混战。1926年，何遂所在的国民军失败后，杭州涌金门外91号西湖边上的一栋小楼里，对于长年的混战感到疲惫的何遂把精力转向了考古和书画。他搜集了数千计的瓦当，200多枚铜鉴，一一拓印成册，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仍保存着他的四册瓦当拓片和两册铜鉴拓片本。其间蒋介石派陈铭枢与何遂见面，请他出面斡旋，让原有的直系军阀归顺北伐军。事成之后，何遂谢绝了蒋总司令的酬谢，仍旧回到涌金门外91号的小楼里，继续醉心于考古。

彼时国内连年内战，民不聊生，老百姓企盼和平统一，而此时的蒋介石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结束内战的最佳人选，故何遂以蒋为友，在蒋忙于中原战事，无暇兼顾黄埔军校事务的时候，何遂还曾以代校务的身份管理黄埔军校。现在立于黄埔军校旧址中的孙中山纪念碑即为何遂在校时主持修建，碑身上所书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几个大字即为何遂以帚代笔所书。但随着蒋介石在清党运动中对共产党采取残忍手段，对待抗日又是消极态度，何遂与蒋介石渐行渐远。1929年，何遂辞去黄埔军校代校务之职，闲居北京。

黄埔军校旧址孙中山纪念碑上的“和平，奋斗、救中国”

何遂向来主张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何遂随朱庆澜将军一起组建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何遂任常务副会长、55军军长，坚持在热河抗战，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义勇军抗战之歌。为了筹集抗日军费，1931年，何遂将家中收藏之古物字画悉数拍卖，首批运至上海展览的2000多件文物，吸引了叶恭超、傅斯年前来观赏。为了不让这些文物流失国外，在叶、傅二人的撮合下，大部分展品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何遂所获的奖金4万银圆捐给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用于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何遂对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党争、团结抗日的共产党心怀敬仰。尤其在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接触中，何遂更加倾心共产党。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送枪送药，争取军饷，还把自己的好友、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缪秋杰等人介绍给共产党。正是在他的介绍下，吴石将军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

四

从少年时期武备学堂那一节作文课开始，何遂就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展开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其子何达说他不爱钱不爱权，唯爱名。他所崇拜的战国时期的鲁仲连，纵横捭阖，以不战之姿力挽狂澜。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民国的历史旋涡当中，何遂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却没有自立山头当军阀的野心，仅以“参谋”“幕僚”之身份甘居幕后，如他所崇拜的鲁仲连一般，不在风口浪尖，却时时左右潮向。

他一生反清政府，反袁世凯，反军阀割据，反日军侵略，反国民党之腐败，反蒋介石之独裁，但是在儿女和孙辈们眼中，他又是一个温和与宽厚的长辈。作为国民政府要员，他默许甚至鼓励孩子们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三番五次为困难时期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以辛亥元老之身份，出任司法部部长，又担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但因身患心脏病，1952年以后何遂就退居幕后，潜心于书画及考古。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前行执杖者）、何遂（其右执杖者）等考察敦煌莫高窟情景。左一为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

何遂书画作品集

虽退居一隅，但他名士之性格却未改。在直系军中之时，就因看不得冯玉祥亲信王铁珊之有名无实，故意以福州口音将“铁珊”呼为“铁栅”，友人私下问之，何遂说其人如栅，远看威严近看则满是漏洞；又讽刺直系军中善于趋炎附势者，如自行车骑手“伏低身子，双膝猛蹬”；而最常为身边人提起的是蒋介石某日派副官邀请他会面，因为不屑副官假委员长之命令语气，何遂竟闭门谢之；后来在“文革”当中，何遂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到政协礼堂参加批判同为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的集会。正当大家群情激愤围攻黄绍竑的时候，他独自离席到小卖部买了一盒冰激凌，送到满头大汗的黄绍竑面前。

留德学医的日本籍名医矢原谦吉民国时期在北平开医馆，由于医术精湛，许多达官贵人及其亲眷求诊，因此得以接触众多军政界人士，留下许多不同于正史的秘闻，辑为《谦庐随笔》一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当中对张学良、冯玉祥、宋哲元等民国时期朝野名流颇多臧否，唯独对何遂称誉有加，说他“豪放有才又旷达，真文士也”；闽侯同乡林庚白在《何遂旧体词集序》中评其“天分甚高，不屑以兵家自限，旁通六艺，兼能敏捷。其词于平易之中存真，以性情之人，宜有性情之词，此其所以迥殊凡响欤”。

“英雄各有文章在，圣义应教性命轻”，这是晚年何遂对逝去的革命旧友的追怀之词，也是一个“反抗者”戎马一生、南北驱驰，为革命、为理想至死不悔的心迹自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