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昌寿

20世纪40年代后期，父亲在高雄港务局任专员。我家住在市区一幢两层楼的员工宿舍里。这是日本侵占台湾时期的老建筑，位于如今高雄五福四路与鼓山一路交叉口。

我家和另几家港务局的员工都住在楼上，楼下无墙无门无人居住，所有金属构件都被日本人拆卸一空，下水管道渗水，阴暗潮湿，散发着腐臭。孩子们都不敢去那儿玩耍。“二战”结束台湾已光复三年了，高雄市政建设仍毫无起色。

在周边有路无市的这幢楼里，因有我们这几户人家居住，才平添了几分生气，与我们住同一楼道的其中三户人是福州老乡，一户姓陈，生有一个女儿和我同龄。因为还想生男孩，就按福州习惯给她取乳名抱弟。抱弟长得肥胖，因家长管束严，我们都不喜欢和她玩。住在中间一户是个单身女子，独来独往，不善与邻居交流，若不是有位音乐老师来找她，扯上福州话，我们还不知道她也是福州老乡。倒是那位音乐老师很健谈，他是日本投降后才到台湾来谋生的。他曾和父亲一同啍唱他们当学生时的福州学堂乐歌。我们很快也学会了，记得歌词是：“春天来了，春雨潇潇，春风飘飘，春花开放了。红的红来白的白，矮的矮来高的高，有的一瓣一瓣开放了，有的半开半放正含苞。花儿好，花儿娇，春花开放人人爱，爱她的颜色俏俏，模样儿妖娆。大姐姐、大姐姐，你爱哪种花？哪种花儿妙？告诉我们知道。”父亲说这首学堂乐歌，只要那个年代在福州念书的学生，几乎人人会唱。而那位独居的时尚姨姨却从来不唱，她经常唱的是当时流行的时代歌曲，如《夜来香》《花样年华》《五月的风》和《三轮车上的的小姐》之类的。到了夜晚，她便浓妆艳抹地出去过夜生活了。

这座楼房与我家隔壁的高姓人家，虽也是福州人，但因为不在同一楼梯，所以极少往来，倒是高家兄妹时常下楼上楼地找我们兄妹玩耍。哥哥名依秋，妹妹名依美。粤港澳民间习惯称呼“阿”字，如：阿叔、阿婶、阿明、阿标等，闽南亦然。福州一带则喜欢称呼“依”，如依伯、依姆、依弟、依妹，或是依明、依标等。高家兄妹都说福州方言，从不说普通话，当时叫“国语”。依秋年龄比我大，他教会我玩“贱骨头”，即陀螺。这是古代传统玩具，木制圆锥形，尖端插一铁钉，倒竖地上，用一根绳鞭不断地抽打，使其不停地旋转，否则就会倒下，于是便有福州大人责打孩子时说“你真是‘贱骨头’，不打不‘嘎闹’（滚动）”。春节前北平税务部门退休的祖父带着祖母老两口来到高雄，投靠独生子——我的父亲。他俩虽在外多年但乡音未改，不久家住福州仓山的堂叔也来我家，托父亲给找个事做。抱弟一家人更是不时茶余饭后过来串门。一位从淮海战场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是父亲少时英华斋的老同学，老福州人称学校为“斋”。他常来找父亲发牢骚，他们说的都是家乡话。我的算术（数学）老师是用闽南话教学，我听不懂，故成绩极差。父亲就延请一位老乡端木先生来给我补课。我才知道福州人称老师、医师为“先生”。端木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福州腔极重的普通话教我。几年以后我回到福州，读到鲁迅的《藤野先生》，就会联想起我的端木先生。

这座楼堆积太多的福州元素，无异成了福州人的世界。我耳濡目染逐渐听懂了家乡方言，知晓了福州特产。最引起嘴馋的是赛园橄榄，最好奇的是大人们爱喝民天酒厂的“の半酒”，起初我以为这是日本酒，因为那“の”字分明是日文，其实是草书的“四”字，这也许是商家的广告艺术。在高雄，福州的特色工艺品是当时的稀罕物，我们这几户人家因是福州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诸如脱胎漆器、油纸伞、牛角梳等。而父亲常用的是洪塘篦梳。现在的人基本不用篦梳了，而我儿时常看到人们用非常细密的篦梳把头皮屑篦出来，头发愈显得油光滑亮。

福州洪塘不仅产篦梳，还盛产“不求人”。这是一种挠痒痒的竹耙子，一尺多长，人们背后痒痒自己挠不到时就用它而不必求人帮忙，取名“不求人”真是福州人生动贴切的创意。它另外还有一个妙用，就是以此当作竹批来责打读书不努力的孩子手心或屁股，方言称：食“毛笋干炒肉”。但祖母的“不求人”只是她的专用物，我从来没有动过。还有一种自己捶背用的竹柄布槌子，也叫“不求人”。

赛园橄榄

洪塘篦梳

内九彩巷

祖母出生于福州城内蔡氏家族，虽是大家闺秀，却无甚文化；但是她会说许多福州掌故，我和高家兄妹还有抱弟都爱听，她说的福州急避巷（吉庇巷）的由来是我最旱听到关于三坊七巷的故事，她还津津乐道地和老乡们谈起福州许多老地名的俗称：韭菜巷、豆芽菜巷、鲎耶巷、酸枣营、笤篱巷、篦梳巷……不一而足。

若干年后，我回到福州，才看到这些街巷的土名俗称已有了正式的雅称，一一对应的是：九彩巷、大门彩巷、孝义巷、孙老营、早题巷、秘书巷等。现在号称美食一条街的达明路，20世纪5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弹棉河沿”。那时从双抛桥向北经元帅庙，水流湾有一条内河（今已填平），河沿经营着一排弹棉花的店铺，成天有节奏地传出“嘭嘭”的弹棉声。福州话“弹棉”与“达明”谐音，谁先谁后，无从考证。

孝义巷

话说这些福州老乡，离乡背井到台湾谋生，大家都很关切故乡。那年闻讯福州“做溪水”，洪灾严重，父亲主动牵头，发起了一个向福州同乡募捐的赈灾活动。整座楼不但户户踊跃捐款，还分头出去向全市的福州同乡募捐。我亲眼见过那枚印证收款的木质临时印章。据说那笔义款后来捐给了福州受灾较重的某私立学校。

春节临近，那时福州人都称“做年”。“年瞑兜到了”，准备灶糖灶饼“谢灶”是福州的习俗。高雄那时没有搭配齐全的现货，老乡们就分别零散地采购了“老鼠仔”（一种油炸淀粉条，小手指般粗细，甜的）、金钱饼、芝麻糖、花生咖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纸包成麻将牌似的杏仁酥，五颜六色地盛满一个大盘子，彰显浓浓的年味。

福州灶糖灶饼

除夕前，这座楼的老乡还相约一同带上自家的孩子到新落成的市中心“五层楼”商场去给老人、小孩购置新衣服。那是台湾光复后新落成的高雄市区最高的建筑。此前高雄的建筑可能因防台风、防地震、防轰炸或是技术原因，从未超过四层。在那个年代，“五层楼”就和广州珠江边的爱群大厦一样，鹤立鸡群于全市之上。各家吃过年夜饭后，都按照福州习俗在家“守岁”，孩子们都拿了压岁钱到街上买“枝仔冰”（闽南语：冰棒）吃，而福州人冬天是不许孩子吃“冰箸”的，说吃了会“病泻”（拉肚子）。

大年初一之夜，各家都按习俗早早地入睡，父亲用福州话说这是“斗夜灯”，我听不明白，只知规矩如此。初二一早各家都带着孩子外出到亲朋好友家拜年，当然都是福州老乡，我去的好几家也都在案头上摆满红红的福橘，拜过年临走时，主人总要抓几粒塞给我“做意利”（图吉祥）。回到家里我分给邻居几个小伙伴，大人们都说“这是我们福州螺洲的特产，又有福又有吉”。于是祖母又给我们讲了田螺姑娘的民间故事，孩子只听得有趣，大人听着不禁勾起思乡之情。抱弟的爸是个闽剧戏迷，还会咿咿呀呀地哼上几句，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都爱听他讲戏文，他讲的“贻顺哥烛蒂”“荔枝换绛桃”等掺杂着“半咸淡”的普通话和福州方言，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讲到甘国宝在台湾当总兵的故事时，大人们还为了甘国宝是屏南人还是福州人争得面红耳赤。

不久，父亲调出了港务局，我家也就搬出了那幢宿舍楼，告别了那些福州老乡。那时战事吃紧，海峡两岸已不通航，父亲通过港务局老关系，率全家搭乘一艘油轮，绕道返回了大陆。我和抱弟还有高家兄妹等从此中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