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雪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20世纪80年代，余华以“先锋作家”的身份出场，此后，三十余年来，写作了包括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和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之一。他有着文学创作的异禀天赋，更有生活经验的智慧灵悟。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到《在细雨中呼喊》再到《兄弟》《第七天》，一个作家的使命始终驱动他求新求变地探寻。余华的生活经验与体悟以及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的积淀，启示着并孕育了他的创作激情，而音乐尤其是古典交响乐的光照和影响，更加激发了余华的小说创作灵感，丰富了他的创作技巧，使得他寻找到新的情感抒发的出口和艺术表现路径。音乐这个“元素”成为余华小说中某种结构性力量。

一、文学与音乐的“交响”

一部精悍的文学作品，一部经典的音乐作品，都是一条条生生不息的江河，终极目标都是与人类精神合和共生，成为更宽广的海洋。

《礼记》第十九篇《乐记·乐象》中有言：“诗, 言其志也；歌, 咏其声也。”(1)梁鸿.乐记·乐象：第十九篇[M]∥礼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77.文学和音乐作品都以各自的语言符号与叙述形式提醒着我们什么是力量、脆弱、喜悦、痛苦、爱、悲悯和敬畏。一部小说作品如同一部交响乐作品都具有广袤的规模和宏大的结构，无论是有声语言还是付诸文字符号的表达，都能呈现出音色独特、音域宽广、音响丰满、色彩绚美的视听之感，都有广阔的发展，饱满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生活体验、社会矛盾、行为冲突等。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写作抒情戏剧性交响曲的巨匠，他的交响曲常常刻画复杂的心理状态，既有热情的幸福向往，又有忧思断肠，能够在沉重压迫的阴郁里透射出警觉与振作之光。所以，文学与音乐，可以在精神与文本的细读上“比翼双飞”。音乐表达中强与弱的对比就好像文学叙述中浓与淡之分；音乐作品里的和声就像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对话；音乐作品里的华彩乐章如同小说文本中精巧排设的结构。它们付诸并表现人类复杂微妙、细腻深刻的思想感情。理解文学的语言与音乐的语言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余华小说在审美上的经典品质。

“看似安静的阅读实质动荡澎湃，每一个读者都会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阅读，共鸣也好，反驳也好，都是缤纷时刻的来临。”(2)余华.文学或者音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4.余华曾这样理解：语言叙述作品的开放品质决定了阅读的方式是和声。这样的阅读“和声”让人充满想象：读者与读者所理解的文本人物的和声，读者在不同时期的阅读与作者思想的和声，小说人物不经意地张口说话与阅读者内心吟吟的和声，阅读者与情节行进的踢踏，故事发展的呢喃喘息，人物命运的呐喊的和声，由此，作者叙述的文字“乐谱”的延续，在不同状态的比翼和声中生成，旋律似乎也会因为理解和感受的不同而千弦万谱。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都是有生命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鲜活生动的生命景观。无论什么形式、如何结构、何种风格，它们的内容都在节奏下颤动、呼吸、跳跃、活动。当我们打通文学与音乐之门，穿梭在音乐与文学叙述的流动与绵长中，体悟文学与音乐的联觉之美，从经典出发，洞烛幽微，触摸和撼动游走在文学与音乐的生命唱与和中，便能在经典文本中听见更美的生命旋律，看见异美绝伦的逆光和彩虹。那么，我们在余华的小说里，能够感受到怎样的音乐的交响和共生呢？

二、交响乐对余华文本创作的影响

余华与音乐的接触，用他的话说，刚开始也只是“附庸风雅”的兴致和“发烧友”的冲动。它是从一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音响”进驻余华的生活开始的。准确地说，是激发影响他的文学创作的开始。“这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音响是由美国的音响和英国的功放以及飞利浦的CD机组织起来的，卡座是日本的。”(3)余华.文学或者音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11.我想，不能忽略的是，还有属于余华自己的听觉和心灵的呼应，也许，这段偶然的音乐之旅，美妙的邂逅恰恰是他成就的开端，是否也可以让人联想起无数历史的偶然都是其必然的回声。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激发文学创作的偶然，影响文学创作的偶然，正如他和音乐相遇的偶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也必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余华从巴赫的《英国组曲》出发开始了这趟音乐之旅，在路过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海顿、马勒之后，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人——布鲁克纳。当他遇到史诗般叙述巨大的弦乐《第七交响曲》时，“尤其是第二乐章——使用了瓦格纳大号乐句的那个乐章，我听到了庄严缓慢的内心的力量，听到了一个时代倒下去的声音”(4)余华.文学或者音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13.。余华不仅听到了这些，更听见了瓦格纳，透过声音而洞悉事物本身，是入耳更入心的印记，更是穿越形式而达真理的境界。

瓦格纳的“奇怪和弦”可谓是音乐历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所有的和弦都有明显的标记，在某一个调内人们能够清晰地理解乐句的表达目的，能直观地判断和弦的发展方向，而瓦格纳所拒绝标记的和弦创造出的模棱两可的和声，让人常常找不着调。高度的情绪概括和集中的矛盾表现，也让人们从那漂浮的调性中艰难生涩地领悟奇诡的魅力。由此而孕育出现代音乐之父勋伯格的“刺耳”现代音乐以及“先锋音乐”所推崇的不断探索听觉感官新体验。余华从1986年底开始“井喷”式地创作了极具“先锋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和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作品在叙述错位中混杂、厮搅着让人难堪的荒诞意味。这不仅仅是叙事形式的试验、文字游戏的新实验、感官知觉的新体验，也是先锋精神的本质表现和审美策略选择。那些对人性的再思考与独特的展示，对道德伦理的消解，对既定游戏规则的拆移和颠覆，随着从音响中散出的瓦格纳的先锋音乐，如同种子埋进余华文学创作的土壤，音乐与文学的通感，孕育浇灌生长着。

当余华发现巴托克时，匈牙利民歌在巴托克的作品中“跳跃的出现”又“跳跃的消失”，在欲言又止中让人激动万分。《偶然事件》中峡谷咖啡馆发生的杀人案，在往来信件中质疑、讨论、否定和妥协，让动机和杀人缘由在充满着猜测、纠缠和悬疑中不断跳跃地出现又消失。通过时间与节奏变化的无序游戏来表现人性欲望的深渊，让小说、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在“无限的游戏”中轮回发展、扑朔迷离，让真相悬而不决。余华在时间和现实常理的维度之外，奇妙地展现对命运看似偶然的必然性思考。接着余华遇见了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时间终结四重奏》是他在战俘营里完成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超越了时间的维度，对节拍规律的破坏、无序的节拍滥用，表达对世界大战及密集长期的各国军事抗争的厌恶。当时很多作品都是以“一、二、一、二”进行节拍来表现军队进攻而走向毁灭的场景。梅西安听厌了这种战争的“常规”节拍，他打破并试图返回音乐本源本质，作品中节拍突然地延长、重叠，又突然地停滞、收缩，看似来去无由，伸卷无意地创造了具有先锋性的现代性艺术作品。由此我们再看余华于198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他用文字打破时间的格局，在时间的游戏里剥离联结三层故事：我的故事、外乡人和杨柳的故事、炸弹的故事。把物理时间转换成心理时间，用5月8号这个时间点把看似无关联的事件连到一起，以重点情节反复叙述或改动，比如外乡人被前置了10年的记忆，几个不同时期的少女杨柳存在于同一个维度的世界，由外乡人转述沈良讲述过的关于谭良和炸弹的故事，等等，都将现实、幻想、梦境的虚实混淆在一起，时间被消解，维度被穿越，让我们在寻找意义之路上走向无边。可以说，余华写出了一个无边的、超越维度的“感觉结构”，以文字沙砾的消散与重组来完成一个时代的叙述，体现出“重构”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余华的一次次“文字的嘉年华”。或许这是由音乐开启的探讨人伦边界和窥探人性的式法。王德威曾经特别指出余华写作中贯穿其中的一条不易被觉察的主线，即曲折的抵达叙述品质的脉络和气息。它不仅直指死亡、暴力和残酷，更有悲悯、同情和宽容。这是具有某种暧昧的创作主体的内在纠结。这种纠结，体现为余华对生命乌托邦和生命的率性臆想和大胆凸显。余华在文本中透射出的批判力量隐遁于对现实的期待之后。而且，余华的叙述，常常令我们感到阴郁苍凉的无奈，我们的内心和灵魂被这强大的叙述力量激荡而鼓胀，因此，从存在世相的角度看，余华的叙述直指灵魂，这与音乐的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交响乐作品不断地拉长了余华的创作激情。《圣母悼歌》这部作品是由波兰作曲家希曼诺夫斯基创作的，他的音乐风格独具异国情调的华美，同时他对色彩联觉的高度感知力以及音乐语言张力都在作品中以视听语言的通感来展现。除音乐家之外，与余华同时代的小说作家苏童、莫言在作品中也都善用色彩，苏童写“苍苍莽莽的红波浪”“罂粟的猩红”“被猩红色大肆入侵的河两岸”“刺目的红色生命之花”都弥散着腐败颓废的优美气息；莫言写《红高粱》浸透着孕养生命的酒神意蕴和独特的生命精神。余华的文本“色彩”也有跨越物境抵达神境的表现，这种联觉的溢美如清秀艳丽的花朵在余华的小说叙述中盛开、预示、呼应、追寻。《偶然事件》开篇的描写：“峡谷咖啡馆的颜色如同悬崖的阴影，拒绝户外的阳光进入。”(5)余华.战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这悬崖的阴影在一开始便预示着小说情节发展到后面那陷入人性嫉恶的深渊的必然；接着：“一只高脚杯由一只指甲血红的手安排到玻璃柜上，一只圆形的酒瓶开始倾斜，于是暗红色的液体浸入酒杯。”(6)余华.战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所以，当我们读到突然发生在峡谷咖啡馆无情冷静的杀人情节，这血腥的暗示，早已在小说一开始笼罩在这些“血红”与“暗红色”的细部光晕之下，拨开这层层红晕迷雾，便有了若人性在“峡谷”深渊处而不能自赎，那么“血光之灾”在起心动念之初便“昭告天下”的揭示。还有短篇小说作品《鲜血梅花》里，所有的武林人物都以颜色为姓：青云道长、黑针大侠、白雨潇、胭脂女，而主角父子阮进武和阮海阔却没有，他们并非以武林人物名字惯有的颜色来命名，这似乎在暗示着父子二人虽然身处武林之中却非武林之辈，主角甚至丝毫不会武功，这一家三口也非一人独处。阮海阔的一生一直在混沌中茫然地寻求杀父仇人，在复仇的路上他不断地遗忘，又不停地被复仇的“使命”驱使着上路，最终，复仇目标的完成也是因缘际会的巧合而已，如文末所写“后来他那漫无目标的漫游，竟迅速地将他带到了黑针大侠和胭脂女的花草旁。”看似为了人生目标在刻意追寻，其实这一生的“漫游”暗合命运纹格。武林之中血雨腥风，爱恨交织，如斑斓人生，余华巧妙地以人物姓名的色彩对比，隐喻昭示着人生何必执着七彩诱惑，放下执念才会获得内心的宁静。在《黄昏里的男孩》中，余华竭力表现人性的残酷、无耻、凶悍和晦暗，并由此衍生出生存的艰涩的世相。在作家余华的笔端，仿佛汩汩地流淌出来的是另一种“色彩”，像西去的晚霞，伴随着夕阳逐渐暗化。许多音乐家常把音乐与颜色比拟：弦乐、人声可作黑色，木管或长笛可比蓝色，单簧管如玫瑰色，铜管和鼓的振奋雄壮犹如红色。我们在欣赏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二乐章时，按照音乐与色彩的联觉不妨这样想象：明朗悠远的长笛声部吹出了蓝色的晴朗天空，独奏的单簧管音色纯净优美，好像在天空之下争相盛开着朵朵玫瑰花。或许这些说法过于笼统，可是以此理解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在欣赏音乐与文学作品时感受更丰富，视角更开阔，知觉更愉悦。余华对色彩的运用与把握，正是融入了他对旋律的理解和对节奏的谙熟。

余华的音乐之旅悠长而漫漫，他继续行走在音乐与文学之路，终于，来到了巴赫面前。德国音乐家、巴赫研究者施威策尔曾评价巴赫的小提琴曲《恰空》是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一个世界。这位巴洛克时代游吟诗人般的管风琴大师还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马太受难曲》。这样一部大的作品仅用不到三个小时和不超两首歌的旋律，却唱出了一个关于耶稣如何受难的故事，那么宏大而精妙的作曲给了余华创作小说很大的启发，它不断大幅度跳跃的音程、不稳定的调性、在沉重铿锵的情调中烘托出一种强烈的无皈依感，预示着更大的场景即将来临。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道的场景是全曲的高潮也是核心，作品里没有强烈冲动的表现，相反这高潮是在寂静中回归，一切情感的跌宕似乎都消融在一种平静和清朗之中……人性挣扎的苦楚和神性救赎的恩宠相互交织。《马太受难曲》叙述的丰富在走向极致以后变得无比单纯，一如“巴赫”之德文译意：如小河涓涓细流，永无止境。《许三观卖血记》正是用一个短篇小说的结构表现了绵延不绝的主题意蕴。文末缓收的结尾，蔓延开来的是无比深刻的力量，虽然没有澎湃激昂，没有浪卷千堆雪的狂潮激荡，许三观苦难的一生，在一次又一次的黑暗与绝望中听见命运如潺潺溪水在流淌，瞥见精神之地无边的原野，青草正茂盛，野花溢芬芳，暖暖生气，氤氲袅袅。《活着》的福贵，面对苦难，正视命运，敬畏生命，活着的意义在绝哀与希望中消融，平静无比，寻径无终，余华的叙述让“活着”本身走向极致、走向丰盈、走向单纯。文字所产生的视觉、心理和灵魂的冲击力，其冰冷和窒息的程度，似乎接通了音乐的“休止符”，它充斥了我们依然柔软和脆弱的内心。文字对现实的穿透力，对读者心理、灵魂的撼动，对于人、历史、社会、命运乃至哲学等诸多方面，都生成独特的表达意境。

“同时我还研究过音乐里面的高潮和文学作品里面的高潮的关系。音乐里面的高潮一目了然，文学里面的高潮还有一些延伸，因为它是语言作品。我听过许多，无论是交响乐也好，还是其他的。当它最后把它那个管弦乐推到最高潮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它如何来结束。”(7)余华.小说的世界[J].天涯,2002(1)：33.“当他的工作发展到大腿时，他捏捏山岗腿上粗鲁的肌肉对山岗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8)余华.现实一种[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3.这段《现实一种》的结尾，在前文大篇幅的描述没有人性的残酷冷血的割杀、残忍的对仇人的肢体解剖、种种无声却尖锐刺耳的喊叫，诸如此类不忍直视的场景却这样“弱不禁风”地结束。这样的“轻”毫无疑问地要比“重”更有深刻而不退的力量。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也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特点，乐章以一个尖锐的抒情小调结束巨大可怕的恐怖与绝望，还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第一乐章，也是由两个对立的结构因素组成：一个是紧张焦促的不安音调，它象征着无望的黑暗现实，体现了人物内心的焦灼和惶恐；而另一个结构因素是恬谧静美的抒情旋律，隐现人物在无望中回忆美好时光，渴望再遇光明。这两个对立的因素相携发展，矛盾着前行，以这种抗力或“不和谐”的组合形式告诉我们即便坠落现实的深渊仍有希望与光明显现。不由得让我想起《世事如烟》的结尾“当瞎子被彻底淹没时，他再次听到了几颗水珠的跳动，那似乎是4微笑时发出的声音。瞎子消失在江水之中，江水依旧在迷茫地流动，有几片树叶从瞎子淹没的地方漂了过去，此后江面上出现了几条船。三日以后，在一个没有雨没有阳光的上午，4与瞎子的尸首双双浮出了江面。那时候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9)余华.世事如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51.。像“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的描述，这样“格格不入”地结束和映衬着尸首浮面，让人慎觉在这粉红色的鲜艳之下，诡秘地涌动着残酷绞杀的暗流，不寒而栗犹如一株桃树生长在溃烂的尸体上。这样的叙述就仿佛一首惆怅凄切的旋律在耳边诉说人物内心对现实矛盾的无力呐喊。当然，如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巨匠的经典，那些可以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巧妙地出现了更加震撼的经典，缔造出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些“轻”的重，是对整个叙述的酬谢，是对命运的含蓄抚摸，是对生命意义的无限延续。

三、文学与音乐和合共生

余华发表在《收获》的“专栏”文章《高潮》《否定》《色彩》《灵感》《音乐的叙述》，其中的音乐感悟与领会都深深使其陶醉，这些专栏文章汇聚了余华的音乐观、美学观、生命感、伦理感和艺术理想。“我曾经羡慕音乐叙述里的和声，至今仍然羡慕，不同高度的声音在不同乐器演奏里同时发出，如此美妙，如此高不可攀，而且在作曲家那里各不相同，在舒伯特的和声里，不同高度的声音是在互相欣赏，而在梅西安的和声里，这些声音似乎是在互相争论，无论是欣赏还是争论，它们都是抱成一团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10)余华.文学或者音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4.余华对文学的理解和对音乐的认知，如春雨绵绵滋润着他小说文本的沃土，亦如强大连续的和弦时而让人热血沸腾，时而慢流缓喘，时而血凝神竭，时而回流窒息。《鲜血梅花》《死亡叙述》彰显的暴力美学，带有丰富装饰音段落如《第七天》的告别和讽刺，急速音流音速的中止停休就像《兄弟》中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断裂，也有无力摆桨的顺流而下，就像《活着》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穿梭畅游于文学与音乐的无尽河流，无关乎类型，字里行间的叙述纷至沓来，灵感织成的旋律此起彼伏，无论形式上是愉悦的互相欣赏，还是充斥矛盾的内在张力，或者是打破所有既有形式的束缚，不经意地、无目的地把小说人物引领向远方，让我们沉浸在超越规约与逻辑的、不可名状的氛围和妙美心境之中。每一次的激动、跨越和尝试，都透射着余华的内心真实。这种在“虚伪”作品中的“真实”内核让每一次的叙述都有了生命体征，让小说的人物有了血性，这种“真实”创造了作品生命的血管和神经，也如精神能量注射进文本的骨骼和肌肉，它让人物自己去说话，让肢体自如去行动，让目光自然地流淌，余华以敬畏之心与敏锐的感知复归到笔触，这独属于余华的叙述，有准确的、邃远的力量而直抵读者的心灵，这种感觉如同一部部经典的乐章，作品的内在力量完全地释放，弥散不绝，悠长深远，它能掀起巨大的情感狂澜，蕴积爆发持久的内在力量。因为，真正决定余华写作的重要理由，就是源于他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看法，他的同情之爱与怜悯之心，这是余华写作最坚实的理由。所以，即使那些叙述基调苍冷、沉郁压抑的小说作品，终归是无法掩抑埋藏在文学场景与文本图像背后的坚实且伟大的同情心。

梳理余华的写作旅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断地用文字的音符给读者呈现一个个极具“余华符号”的生命场景，他仿佛一位自由发挥的指挥家，荒诞的转弯，偶然的敲击，尖锐的穿透，多声部聚集，不同音色的器乐合奏的声音不觉舒展而来，你在音符的跳跃中喘息，蓦地想跳出来看这些个不同音符搭凑的场景，有斜躺着的，有直立着的，有扭着歪着倚着窝着的，音符的表情是丰富的、变化的，遂一部部被指挥的作品在人物和角色的关系中、在细部的叙述中、在文本雕塑的节奏中，困惑又惊喜、迷茫又笃定地找到了不同的情绪落点，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不得已让人紧张的等待看似可控的局面，深吸一口气，却在指挥棒的点顿指落中，在音符跳跃之间不知不觉地给听觉穿上了一层美妙的、清透的纱，音符串成的旋律在回弹中时而顺势而上，时而顺流而下，不绝回响…… 余华的文字，用勇气和谋略，带着君临天下的威风，指挥着自由的文字交响乐团，丝竹管弦，琴瑟箫笛，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让人耳目中清新激动，思意中感怀神伤，神志中感悟观照。

一部作品，它表达的是什么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读到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并获得什么，记住它在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回响。或许，在弦外之音处，偶然地又恰好地“和声”便可以让人愉悦地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呼唤，叙述的力量、存在的意义。沉潜于余华的文本乐章，可以看得出在余华的文字中，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是余华本人的意象世界，或小说构成和推进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也是作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小说家用来铺垫故事情境、渲染故事背景、推动情节发展、架构文本结构、升华主题内涵的重要策略和手段。音乐的邂逅同行、前行者的召唤、经典的引领和影响，就像阳光对植物的关照，植物对阳光的需要并不是一定要成为阳光，而是按照植物自己的方式依势生长。木心先生说，巴尔扎克是文学的舅舅，我们不一定都要遗传舅舅的基因和性格，但作为舅舅的教导、提醒或开导，教会我们的是怎样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更好地看待这个世界，接纳与自己相遇的一切。所以，在余华看来，不必重弹旧调，真正的先锋，有癫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潇洒。文学与音乐，都是有关灵魂的叙述，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崇高和神圣的解读，在于对生命、精神和爱的升华，在于对事物本质的准确把握乃至万物归一。余华在音乐里发掘出了文学的元素，在文学里渗透了旋律的精要，两者一起交响，繁荣共生。也许，余华的文学叙述应该被视为音乐叙述的延伸，它为作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的方向。在以探究真理为圭臬的背景之下，文学与音乐的“交响”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