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伦理问题是东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古老话题，经全球化进程和共同体话语的日益强化而不断被放大，成为影响当代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命题。作为21世纪法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对于世界复杂性和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使得其代表性系列巨著《方法》成为20世纪以来人类方法变革与理论创新的又一大胆尝试和重要成果。莫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欧洲，同时在美国等英语世界以及中国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关注，有关其思想的学术研究亦越发广泛而深入。其中，莫兰的伦理思想因香港理工大学于硕教授历经多年翻译完成的中文版《伦理》而得以更加全面而系统地呈现给中国读者。埃德加·莫兰创造精神强盛，现实情怀浓烈。虽已九十多岁高龄，却依然坚持理论与方法创新，其关于伦理的创造性思考便是最好的例证。

一、“非如此不可？”

埃德加·莫兰著作等身，其理论和方法别具一格、闪烁夺目。在《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人本政治导言》《复杂性思想导论》《希望之路：公民伦理的创建》《伦理》等作品中，莫兰将复杂性、伦理和共同体等概念融合起来探讨，并由此提出复杂性伦理和共同体伦理等“宏大”概念。一言概之，莫兰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复杂性基础之上的关于共同体的伦理。由于莫兰在2004年才完成其《方法》系列著作的第6部即《伦理》，所以《伦理》公认地被赋予特殊的定位和重要的使命，它承担着莫兰“方法”研究终极目标的重任，也即一切方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伦理问题。莫兰通过其伦理思想“关注人的生命及其历史遭遇，试图引导生活于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现代人，一再地审慎反思自身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生活环境的恶化和危机，彻底走出现代性的精神桎梏，以人性的自然本质享受生活自由之美，创建一个适应于复杂性环境，并发挥具有复杂性思想的现代人的新社会。”[1]复杂性问题本质上还应归结为伦理问题，它着眼于人类的自然生命和理想未来，复杂性的社会必然需要复杂性的伦理为之建立符合全球化需求的新秩序。基于此，伦理在埃德加·莫兰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

伦理旨在实现人与人的互助共生，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面临着重建与复兴伦理的重任。西方对莫兰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其复杂性思想，而且更多地局限于由法语完成，同时引起英语世界的兴趣。美国的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对莫兰的复杂性思想较为关注，来自该研究所的Alfonso Monruori 和Sean M.Kelly分别从作为解决现实危机方法的复杂性、复杂性的心理基础等角度介绍、探讨复杂性思想的方法论意义。美国印第安大学布卢明顿分校人类学系的约翰·霍根博士认为，莫兰的复杂性范式是对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简单性范式的反叛与决裂，必将在多个领域内引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这些均为推动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上明显缺乏对复杂性及其与伦理密切关系的深度理解与系统剖析，严格来说并未真正触及处于核心深处的伦理。然而，莫兰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复杂性伦理，他希望“把复杂性研究落实到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亦即人类的行为规范的问题上”[2]，因为伦理本身就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简单性范式绝对无法通过选择“一”或“多”来讲清楚复杂的伦理问题。

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中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伦理变革，但共性的全球性问题同时相伴而来。这也是莫兰在21世纪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因为伦理是一个“非如此不可”的现实命题。国内学者对莫兰的关注同样表现在对其复杂性思想的介绍、阐释与应用等方面，当然这也或多或少地引起复杂性范式影响力的增强。在诸如陈一壮、冯青来、黄厚明和乐黛云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陈一壮教授对莫兰著作的译介和对莫兰思想的考察最具代表性，他在《论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想》《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方法”思想及其在教育领域的体现》《论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的三个理论基石》《论埃德加·莫兰人本政治学的复杂性视角》等论文中重点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阈对莫兰的复杂性思想做出较为详实、客观的解释和评价，并进而在《论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伦理学》一文中首次提出“复杂性伦理学”的观点，从而开启莫兰伦理思想研究之先河，并将伦理学与复杂性之间的连结性关系推向深入，同时将之与团结、互助和共生的人类命运相提并论。

目前对埃德加·莫兰的关注基本上聚焦于其复杂性思想，尽管并未过多过深地触及伦理问题，但却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更准确地把握、理解莫兰的伦理思想，尤其是陈一壮对复杂性伦理学的诠释更是为伦理新生态的营构带来极大的启迪与期待。只可惜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受到西方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等思潮的影响，对埃德加·莫兰的关注在热度上有所下降、深度上有所停滞，其重要性并没有持续被挖掘，特别是莫兰关于伦理的颠覆性认知与创新性思考仍然存在很大的研究空白。这显然与顺应全球化和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与伦理需求不同步不相符。基于此，莫兰的共同体伦理思想对于人类及其美好未来而言，具有“非如此不可”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当今，由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和变革正冲击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其中道德缺失、伦理困境等全球性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高宣扬指出，埃德加·莫兰所期待的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伦理问题”[1]，这是莫兰向全人类同时发出的“伦理之问”和“共同体之问”。“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同属于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3]，全球化在带来机遇和前景的同时也带来了困境和灾难，所以全人类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推动建构一个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而伦理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创建“地球祖国”的元视角与共选项。伦理不仅是方法与范式问题，而且更是道路与理想问题；共同体不仅是经济与社会问题，而且更是道德与伦理问题。所以，我们应当“采取另一种思维，在所有领域实行另一种政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3]，莫兰所说的另一种思维即是共同体伦理思维，抑或是复杂性思维。莫兰称之为探索解决全球危机和创建人类伦理的希望之路，并因而倡导重构一种面向未来、覆盖寰球的共同体伦理，创建一个适应人类复杂性现实环境的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曾经对西方社会伦理精神的失落做出过全面的透析，他将伦理学的目光从神性和理性转回到现实世界，这本身就开启了对传统伦理路径和精神的颠覆。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对人类伦理生活方式的崭新谋划，这种谋划的具体理论形态凝聚于共产主义思想中”[4]。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在此绝不能将之局限于消灭阶级差异、实现全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想社会形态，它同时蕴含着对人类可能的共同体存在道路的伦理性设计。所以，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关于伦理性论述的最高表达与顶层设计，是对全人类未来文明新形态和伦理新模式的整体性预设。

作为马克思的后继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莫兰对共同体伦理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和“类”概念的深化与拓宽，为全球化背景下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找到更多的理论根基。所以，莫兰关于伦理的创新性与颠覆性认知，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挑战与反叛，也是对伦理学哲学性和时代性的重振与提升，同时为全球范围内新伦理、新时代和新社会的建构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地球大难临头，会徒然唤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回归到生命之初的天然连结”[1]。且不论莫兰针对地球危机的论断是否过激，但其对人类理想未来的期盼非常值得肯定。莫兰极为乐观地将人类及其伦理置于整个社会的中心，所以人类自身不得不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集体疯狂”做出恰当的伦理反应，也不得不为伦理重建与再生担负起应有的生命责任。莫兰对伦理的思考因而呈现出坚实的现实基础，作为与我们分享相同伦理、审美与生命经历的哲学家，他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要明显超前于我们生活的当下时代。

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和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人类的存在空间与交往模式已经发生颠覆想象的巨变，并成为导致伦理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人类存在被普遍地异化、物化和原子化，伦理精神正一步步陷入价值塌陷的困境。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已经预见并揭露现代道德与伦理生态的病态，实际上马克思比其更早地发现了西方伦理的现代病症。“我们不应当，也不能建立一个孤芳自赏的伦理”，我们更不能“忽视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循环关系”[1]。伦理是复杂的，也是连结的。在科技进步远大于思想进步和物质进步远快于精神进步的全球化时代里，莫兰提升了人类对伦理道德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在伦理精神衰落和缺失的现实社会中，莫兰助推了团结互助共存新型人与人、群与群关系的建构；在伦理影响力式微的背景下，莫兰极大地改变了伦理学作为陈词滥调代言人的旧形象，也提升了伦理指引人类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把握共同体机遇的能力。从莫兰的伦理思想中，我们可以凝练出寰球意识和共同体精神，并以此为基点，看到其试图营构一种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伦理和伦理生态共同体图式的努力，这一努力从架构个体、社会和未来“三位一体”的伦理开始。

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进程持续加快和深入，与之相伴而来的全球性问题亦危机四伏。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并没有让人类感到更加幸福，也没有让未来变得更加清晰而确定。文化枯萎、信仰迷失、道德缺失和消费过度使得人的存在失衡，并产生诸多道德冷漠与伦理失范问题，精神危机造成人类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面前黯然神伤，进而致使人类陷入伦理困境。陈一壮在翻译《人本政治导言》的序言中指出，“人们应该开始认识到，仅仅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发展不能唯经济主义的，还需要解决人本身的发展问题。”[5]莫兰认为，发展问题就是道路问题，而道路问题本质上就是伦理问题，伦理在解决个人、自然、社会和未来等重大问题上本就应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重振伦理。但是，莫兰关于伦理的论述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人倡导的传统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再是过去僵化的规训式教条与说教，相反其目标是帮助处于伦理危机与道德沦丧漩涡的当代人彻底走出现实的沉沦和精神的桎梏，创建一个适应新时代、新社会要求的伦理新体系。这是莫兰为全人类带来的伦理新希望，也是其为全球设计的伦理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莫兰已经发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威胁，深感科技、经济对人类同生共存意识的削弱，因而一直探索运用一种全球性思维来重新建构伦理和定义地球共同生活，并视“地球祖国”为承载全球未来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大家都应感到自己与这个星球的休戚与共，它的生命决定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挽救人类的地球祖国。”[3]我们该如何拯救我们赖以生存于其中的地球呢？莫兰指出，全球化、伦理与地球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并不相互矛盾，关键在于人类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如何巩固和深化全球化的积极推动作用。这即是莫兰希冀为“不断遭到破坏的地球”创建的新伦理，他称之为由伦理支撑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基于此，莫兰相信伦理既可以维护全球与地方的团结共生，又可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共同体与伦理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连结、互文、互助与共存的统一体。

三、希望之路：共同体伦理

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伦理经由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等人的每一次深入思考，都会带来一场有关伦理观念的广泛讨论甚至浩荡运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缺少影响整个时代的伦理学家，那么这个时代必将遭遇沉沦，随之回答和应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也会降低甚至丧失。在所有推动时代发展、塑造社会生态的力量中，伦理当之无愧地成为最重要最原始的推动力之一。搞清楚伦理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纳莫兰伦理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全球化的的确确为伦理出了一个大难题，要么濒临死亡，要么脱胎换骨。想要实现脱胎换骨，恐怕还得借由全球化建构一种承载人类根源和品性的伦理共同体，这样看来全球化依然是最好的选择与未来。所以，莫兰作为当今时代有着全球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其具有全球意识和共同体精神的伦理思想理应获得更全面的解读、更广泛的传播和更深入的应用。

想要理解莫兰的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首先要搞清楚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根基和指南的复杂性范式。莫兰于1973年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复杂性范式”的概念，由此开始倡导思维和方法上的变革。“复杂性思想关系到使用一种能够与现实商谈、对话和谈判的思想方法”[6]，它是莫兰心中理想的迎接未来人类各种挑战的思维路径。复杂性范式的价值在于呼吁通过多视角、多观点、多原理的认知方式看待事物的多样性、多维度、多中心，旨在批判化简与割裂的多与一统一体。这样的统一体是一种考虑人类整体利益和伦理精神的命运共同体。

与之相对，简单性范式是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它看到的是世界的一或者多，却无法同时看到一和多，所以这是一种分离和割裂的眼光。具体到伦理而言，就会出现不同空间中伦理的相互隔离甚至彼此排斥，要么只承认一种普世的伦理观念，要么坚信伦理多样性的互不相干。从简单性到复杂性，莫兰解决了我们思维与方法的贫乏，同时修补了简单性和复杂性间的裂痕。“复杂性，这不仅是复杂性和非复杂性（亦即简单化）的联合，复杂性还处于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关系的核心，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6]简单性和复杂性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复杂性的表现，它们都是人类自身的特质，只是简单性陷入排挤、否定复杂性的传统泥沼，无法分清彼此孰轻孰重。

世界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就是伦理的复杂性，所以复杂性伦理可以成为迎接甚至战胜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挑战的有效工具，亦是呼唤和乐共生寰球未来的可行性范式。莫兰将伦理分解为个体伦理、社会伦理和人类伦理，但这三部分之间并非是彼此分离、割裂甚至对立的关系，相反却是相互关联、融合和共存的“三位一体”复杂性关系。伦理为人类建立起共同体的归属感，它指向由所有个体、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组成的混合体。“共同体伦理拥有所有个体，每个个体也拥有共同体伦理。”[1]然而，21世纪全球化遍地开花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正是伦理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的欠缺。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越是复杂，对伦理和共同体的需求越是强烈。所以，莫兰眼中的伦理不仅是作为个体的“我”的生存条件，也是我们思考整个社会的方法和元视角，更是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它是全球人类同舟共济的命运掌舵者和团结共生的连结者。通过汲取蒙田、韦伯和马克思等人的伦理精神与共同体意识，莫兰试图建构起一种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复杂性范式，并进而形成寰球伦理思想的共同体。

关于社会和人类的认知与解读，均可以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换句话说，人类及其社会在历史上是以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康德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的“类”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尼采的审美共同体和滕尼斯的精神共同体，无不体现人类对共同体想象与向往。不论中西，不论古今，人类始终同生共存，处于不同的命运共同体之中。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家园，它蕴含着并蕴含于全球各伦理思想体系当中，自古以来均体现出全人类彼此命运休戚与共、生活乐生共存的伦理追求与理想世界。在西方，黑格尔视人类文明的目标为理性精神，而理性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伦理。在中国，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基因延续至今。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基础内涵至少包括两条，一是道德性，二是共同性，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完善的统一体，因此，道德是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石”。[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基于中国人的伦理担当而得以形成，它是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的精神财富与未来方案，这样的宏大命题同样需要西方世界的伦理支撑与支持。

进入21世纪，整个人类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危机频繁化和个体原子化。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伦理备受冷落、遭遇危机，道德范式危机、道德地位边缘化、道德信仰危机和道德态度冷漠等伦理现象随处可见。传统伦理观念早已出现动摇甚至被消解，新伦理尚未形成，处于夹缝中所谓的伦理呈现出异化、形式化的倾向。各讲各的好，各说各的善，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共同期待的现实伦理与美好未来。实际上，我们所身处的“地球村”像一张伦理巨网一样将全人类连结成一个利益统一体，而“这个世界只有共同利益，没有了局部利益，局部利益这个概念几乎就要失效。”[8]全人类已经开启唇齿相依的模式，不同个体、不同空间都将无法逃避由全球化带来的共同体浪潮，这将是一个跨越种族、跨越空间和跨越文化的伦理化大家庭。在此背景下，莫兰的共同体伦理为我们更好地解决伦理问题、走出伦理困境，以及营构伦理新生态，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理所当然离不开伦理共同体的支撑与推动。

四、结语

历史上，黑格尔、康德和涂尔干等人都曾论及伦理共同体。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是理性精神的外在直观，康德的伦理共同体是目的王国的发展结果，而涂尔干的伦理共同体是理想社会的存在支撑。黑格尔沉溺于理性精神的游戏而难以挣脱，康德却陷于上帝的力量而无法自拔。值得肯定的是，涂尔干则认为理想社会是一种道德存在，而且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伦理思想重要继承者与创新者，莫兰不仅赋予共同体伦理以道德实践的时代价值，而且赋予其历史变革的地位，为伦理与共同体关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从共同体伦理到伦理共同体的嬗变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用莫兰自己的话说就是伦理“非如此不可”。在个人层面上，莫兰开辟伦理思考的复杂性方法；在社会层面上，莫兰创建与传统相异的伦理价值世界；在未来层面上，莫兰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识。所以，莫兰的伦理思想以其深厚的共同体情怀成为人类全球化进程中一面独特而厚重的精神旗帜。这一切，对于亟需伦理重构和向往理想未来的当代社会而言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