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杨志华

摘要：绿色发展是时代潮流。2008年联合国开始倡导世界各国推行“绿色新政”，其后欧美许多国家都把“绿色新政”作为重要国家发展战略。“绿色新政”以促进经济增长、环境改善和减贫脱贫为综合目标，是欧美国家摆脱危机、重振经济、绿色转型、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普遍选择。欧美“绿色新政”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各国绿色转型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比如重视政府推动、政策导向、技术支撑、发挥优势、国际合作等，但总体上欧美“绿色新政”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存在不足。“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绿色转型既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必然选择。我国当下的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欧美国家“绿色新政”中汲取有益经验，同时要充分利用新能源发展及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升级等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后发优势和转型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规模优势，努力探索出一条新型的绿色转型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绿色新政”;绿色转型;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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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因信贷过度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西方国家，全球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还面临着气候变暖以及能源价格飙升等危机。为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石油价格飙升叠加形成的多重冲击，美国奥巴马政府率先推出了一系列“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举措。全球层面的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GGND），则是2008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波兰举办的联合国年度气候变化大会上首次提出。一般认为，全球版的“绿色新政”包括重振世界经济、经济增长与碳脱钩即“经济去高碳化”（ De-carbonization）以及推进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O。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全球“绿色新政”，旨在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全球能源可持续利用三者协调起来，进而达到“一石三鸟”的目标，而不是局限于全球经济的绿化（ Greening Global Economy）②。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潘基文呼吁世界各国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投资规模，创造更多的绿领工作大军（Green Collar Workers），藉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其后，欧美国家纷纷响应并迅速结合本国国情推出了不同版本的“绿色新政”，兴起了“绿色新政”潮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振经济复苏信心，也有利于保护环境。

一、欧美国家“绿色新政”的系列举措及面临的挑战

美国是“绿色新政”的倡导者。以2008年出台《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为起点和标志，美国实施了系列“绿色新政”，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美国“绿色新政”的重点领域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等方面。美国政府2009年共计划拨近70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交通等。美国还加大绿色建筑开发，鼓励建筑商研发节能建筑，对节能产品提供优惠政策，为低收人家庭提供节能补贴。特别令全球普遍关注和效仿的是其制定的智能电网（ SmartCrid）计划，有助于降低电力运输损耗，提高能效。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新能源列为“绿色新政”的首选领域。新能源领域则重点投资太阳能、核能、地热等绿色能源，计划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新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此外美国大举投资于混合动力汽车、纯家用电动汽车研发，目标是为了2025年实现混合动力汽车销量150万辆。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旨在减少美国碳排放、降低进口能源依存度，设定的减排目标为2020年较2005年实现碳减排17%，至2050年实现碳减排83%[1]，这标志着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欧盟成员国也采取了各具特色的“绿色新政”举措。2008年初，欧盟出台了《气候变化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承诺到2020年将新能源在能源消費结构中占比提高至20%，传统石化能源占比降低20%，并承诺至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20%。2009年初，欧盟委员会宣布，未来5年内投资超过1000亿欧元用来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就业和绿色增长。近期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是在2019年12月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即《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该新政提出了欧盟一项宏大目标，即到2050年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要求各成员国加快减排进程。预计未来30年碳中和目标将贯穿欧盟地区所有领域，尤其是工业、能源、建筑业等高碳排放行业，这有助于推动欧盟政策创新与发展。[2]

然而，欧美国家的“绿色新政”实施十多年以后，仍然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

首先是传统利益集团与新兴利益集团之间存在激烈斗争。例如，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必然动了石油集团的利益“奶酪”，势必遭到后者的反对和阻挠，注定其发展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波折。

其次，西方民众根深蒂固的高碳舒适生活方式难以放弃。以美国为例，大车子、大房子、高碳高热量饮食早已成为很多居民生活方式的标配，要求他们短期内转变生活方式，政府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绿色新政”存在悖论。“绿色新政”发端于2008年西方多重危机的挑战。危机倒逼西方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加大投资力度，政府开支锐增，带来了新的投资和就业机会，短期内确实使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但是，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绿色投资需求和投资意愿都下降，特别是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对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低碳经济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最后，各国纷纷实施“绿色新政”导致绿色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绿色产品的国际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可能会出现绿色壁垒的新形式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特别是某些国家实施碳关税等做法，对其他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一、欧美国家“绿色新政”评价

发展至今，欧美国家“绿色新政”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对推动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仍要看到欧美国家“绿色新政”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欧美国家“绿色新政”对绿色转型的启示

具体而言，欧美国家“绿色新政”对绿色转型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力量是实施“绿色新政”的第一推动力。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政府都是推动“绿色新政”实施的关键力量，这与之前的环保运动是由民间力量或者草根社会团体推动有所不同。在疫情暴发以后，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各国之间经济竞争也日趋激烈，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已上升到很多国家的战略高度，反映国家意志，成为政府行为，加之市场化手段和措施存在诸多“失灵”现象，因此必须由政府整合并协同国家各方面力量，才能有力推动绿色转型。

第二，实施“绿色新政”需制定完备的金融、财税、产业政策体系以提供制度保障，并制定清晰的发展路线图，明确各方预期。欧美国家制定的相关金融财税制度，对于实施“绿色新政”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完备、系统的绿色发展制度可以降低绿色转型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绿色转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从而指导和鼓励企业、公众、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投入。

第三，发掘本国优势，确立发展重点，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是撬动绿色经济杠杆的“阿基米德”支点。实行“绿色新政”的欧美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均高度重视核能、太阳能光伏发电、（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CSS）等关键绿色技术，并力图保持领先优势，从而为绿色经济发展打下牢固基础，进而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第四，参与全球绿色治理和加强国际气候合作是促进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在人类面临的全球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这些共同挑战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各国，都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都是利益攸关方，都有义务加强彼此间有效合作，采取集体行动，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治理，从而提升绿色治理的合法性、参与度和有效性，真正走上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搞贸易保护主义、制造绿色壁垒则不利于全球各国的绿色转型。

（二）欧美国家“绿色新政”的不足之处

欧美国家“绿色新政”不仅存在理论基础上的缺陷，还因为囿于资本利益立场，对资本主义绿色转型只能起到治标而不治本的作用，无法走出经济、生态和气候变化危机的多重困境，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未来命运。

1.欧美“绿色新政”理论基础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绿色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3]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的。“绿色新政”指导思想可以视作凯恩斯主义在21世纪的绿色版本，并非所谓的“新经济”（New Economy），该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通过加大政府公共支出来拉动需求和就业，进而解决可持续发展困境，却罔顾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增长的极限”。资本主义企业不断追逐利润最大化，资本成为“自然的敌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也日趋紧张甚至不可调和。在欧美“绿色新政”一系列措施的刺激下，如果任由企业和投资者借助金融杠杆不断加大所谓“绿色投资”，势必会放大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风险，最终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绿色梦想”和“绿色泡沫”一并破灭。

其次，“绿色新政”的拥趸信奉市场万能论而忽视市场失灵。“绿色新政”的拥趸，特别是西方右翼学者，试图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一切生态环境问题。他们认为，市场税收补贴激励手段和排放交易机制（总量控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就能够解决生态环境危机。为构建其市场化减排理论框架，他们提出了所谓“自然资本”（ NaturalCapital）概念[4]，认为自然界中的资源环境都可视作自然资本，通过建立新的企业生产经营会计制度和统计方法，将自然资本计人生产成本，就会迫使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考虑自然资本的价值和价格，以此来促使人们节约自然资源，达到拯救生态环境的目的。但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生产动机不变，消费者享受型甚至奢侈型高碳消费不变，市场机制必然出现“失灵”现象，降低能源消耗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此外，碳税和碳关税本身就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缺陷和不足，因此无法完全消除市场的外部性。

最后，“綠色新政”建立在虚妄的技术决定论基础上。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或者气候变化挑战实质上是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因此解决之道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且他们对此抱乐观态度。然而，他们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新能源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某些“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本身可能并不真正节能，并非真正的环境友好型产品，例如自新能源汽车研发问世以来，围绕汽车电池对环境的长期影响就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第二，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杰文斯”技术悖论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即新技术采用后个体能效提高反而倾向于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增加能源的消费，从而可能使得能源消耗总量不降反升，这与技术创新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必须破除盲目甚至有害的技术决定论。

2.欧美国家“绿色新政”仍体现其资本主义实质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对立和对抗为特征。当代西方社会试图通过发展绿色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化解生态危机。“绿色新政”一系列举措，不但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结构性、制度性的根本问题，反而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生态环境危机的全球化传播与扩散，趋势日益显著，甚至走上了“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道路。[5]这充分表明其“绿色新政”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自私行径表明，资本利益集团并不会真心实意地将绿色转型摆在最高位置，资本主义“绿色新政”必然难以为继。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绿色转型目前陷入困境，这充分表明在不触及社会基本制度变革的前提下，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态环境危机，更无法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6]

三、我国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和对策建议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转型，既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对于欧美国家“绿色新政”而言，我国绿色转型具有一些有利条件和相对优势。

（一）中国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和相对优势

中国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供给端形成了新能源发展这块绿色转型“长板”。虽然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但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已经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发展基础，积累了绿色转型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一块“长板”。“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新能源特别是（海上）风能、太阳能光伏发电、页岩气以及沼气能源领域发展方面成效显著，预计“十四五”期间仍将保持强劲势头，这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对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的依存度，有利于改善我国能源结构，走上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在需求端积聚了人民对绿色美好生活的强劲需求，为绿色转型带来新动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人新时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期待值和参与程度均在提升。[7]为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公众对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这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已由过去的污染治理、园林绿化等方面，逐步向绿色食品、康体休闲、生物质能源等新领域、高层次延伸，这为中国绿色转型带来了强劲新动能。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和转型成本相对低的比较优势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规模优势。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推动绿色转型的显著优势。从战略思想上看，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当今世界上典型的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真正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战略。中国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价值理念，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路线图。就国内而言，中国政府强调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必将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8]就国际而言，中国政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建立“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中国具有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和转型成本相对低的比较优势。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水平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仍是发展中大国。这一方面是一种劣势，另一方面则蕴含着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和转型成本相对低的比较优势。中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快，势头好。“十四五”期间，预期我国城镇化可能超过70%，将有约1.5亿人口进入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绿色城市基础设施，避免工业化城市化的“锁定效应”，降低转型成本，这势必为我国走绿色城镇化道路、加快绿色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三，中国具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超大规模优势。[9]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7%，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元大关①，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万美元，步人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具有超大经济体量，加之人口红利仍具一定释放潜力，这些都可为研发绿色技术、打造绿色产业链提供强大支撑。

新暴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增长，然而中國经济无惧疫情冲击，今年第三季度GDP仍保持了4.9%的增速，位居全球首位，大大增强了后疫情时期经济全面复苏的信心。同时战“疫”也为中国绿色转型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契机。中国在抗击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体验了一次生动的绿色发展全民案例教学，全社会进一步达成了绿色发展的共识，并积极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线经济、非接触经济等新产业形态的异军突起，都为推进绿色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十四五”时期绿色转型展望和对策建议

绿色转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以绿色经济为基础，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平衡，达到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绿色转型的核心是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模式转变，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转变。“十四五”时期是推动我国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绿色转型。在充分发挥中国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和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借鉴欧美国家“绿色新政”的经验，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推动绿色转型。政府力量是当今推动绿色转型的第一推动力，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体系作为绿色转型的制度保障作用。“十四五”时期，建议以城市群、大江大河流域和区域为单位，对其中各行政区域的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互补情况进行科学评估，提出优化措施;防止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建设;继续加强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严守生态红线，大力建设绿色矿山和绿色社区，把一些自然资源和荒野留给后代。

第二，健全绿色经济体系和规制体系。健全绿色经济、绿色消费、绿色治理及绿色责任体系，并加快绿色转型立法，使转型具备法律的强制性。对于敷衍转型的形式主义和“一刀切”的行为，要健全追责机制。鼓励上级政府寓管理和服务于一体，与下级政府签订转型合作协议，将强制性法律要求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促进各地结合自身条件和能力自觉转型、尽早转型。此外，可在各地实施生态文明公约，提高民众的生态素养，促进对生态伦理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

第三，打造完备的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经济新业态，发展节能环保和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工业及生态循环农业等绿色产①具体参见：新华社刊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20-10-29。业，鼓励绿色生产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构建绿色产业发展体系。实施“绿色就业”计划，加快“绿领工人”队伍建设，为绿色经济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第四，建设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绿色技术产业化，加强绿色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绿色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在绿色科技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

第五，加快改进和发展绿色生产方式，加强绿色生产技术革新，完善绿色生产流程。制定相应政策和加大资金投入以鼓励和引导资源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减缓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生产过程中要尽量做到无害化处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降低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危害。流通环节要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来降低流通成本，避免产品过度包装，减少不必要浪费。

第六，大力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鼓励使用节能型产品。更新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摈弃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加快城乡垃圾分类制度建设步伐，推广先行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垃圾分类成为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

“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绿色转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初见成效。“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绿色转型的关键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目标。[12]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按照党中央作出的“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一系列部署，我们要继续发挥既有优势，坚定绿色发展道路，推动绿色转型，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早日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同时，我国绿色转型的探索，必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模式的参考，也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庄贵阳，谢倩漪.低碳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与发展趋势[M]//应对气候变化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25-241.

[2]张敏，欧洲绿色新政推动欧盟政策创新和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5-25（ 007）.

[3]维克多·沃里斯.超越绿色资本主义[J].巩茹敏，译.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1）：176-191.

[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7.

[5]张云飞，晚期资本主义的绿色焦虑及其根源[J].学术前沿，2020（5）：64-69.

[6]程同顺，薛乃亢，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评析[J].教学与研究，2017 （11）：89-93.

[7]徐艳梅，于国丽.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59.

[8]常纪文，“十四五”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转型的建议[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20（9）：38-41.

[9]王一鸣.中国的绿色转型：进程与展望[J].中國经济报告，2019（6）：18-25.

（责任编辑张月红）

作者简介：张宁，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杨志华，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