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视域下新技术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中的应用研究

2020-02-24严夏菲

视听 2020年12期

□ 严夏菲

互联网成为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空间”，无数的声音在此汇集、碰撞。重大突发事件无疑是情感、信息的聚集地，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极易产生“蝴蝶效应”，阻碍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新闻媒介的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功能使其在反映、引导舆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数据、5G等新技术的应用建构了全新的媒介环境，革新了传统的舆论引导形式，提高了舆论引导的时效度。

一、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与传播学经验学派注重效果研究不同，媒介环境学派关注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探索技术与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看来，传播是一个符号交换过程，媒介拥有自身的符号系统，由相应的语法和编码规则决定。人们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媒介符号环境的暗示与牵引，无形中以媒介符号系统定义的规则感知环境，做出决策。媒介环境学的第三代学者林文刚将媒介环境进一步细化为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认为人们在使用媒介理解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媒介所建构的符号环境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符号环境也就是媒介环境本身。

随着网络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外部媒介环境正逐渐发生着变化，受众感知到的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更替。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延伸了人们的感官，使用者也会对感官的范围做出进一步调整。因此，每一种媒介都在以各自的特点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在探索世界时的感官轮廓①。随着大数据、5G等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媒介传统的符号系统正在发生转换，进而促进公众感知、思考、实践方式的改变。新媒介通过吸收旧媒介的内容为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动力，网络时代下的新媒介正是通过吸收旧媒介的内容，并创新其媒介形态，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符号表意结构和传播方式。

二、新技术赋能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

（一）监测：看见数据的力量

拉斯韦尔在《传播与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指出大众媒介具有“环境监视”的功能。疫情期间，各大媒体借助大数据技术，建构高效的信息整合、分发体系，为处于疫情恐慌中的公众解决了信息获取不充分不及时的问题。《人民日报》联合自媒体“丁香医生”平台，根据各地公开的疫情数据，推出微信“看一看精选”置顶文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公众可查看实时疫情地图、疾病知识等相关信息。以板块疫情地图为例，根据大数据综合计算后形成直观的折线图，用户可以在这里了解全国疫情的新增情况和死亡/治愈病例情况，及时准确地掌握相关信息，适当安排个人的日常生活，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忧虑。这种以数据为直接内容的新闻展现形式，既提升了新闻传播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又降低了公众的阅读门槛，提升了新闻传播的效率，彰显了大数据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

除了宏观层面的“大”数据展示，场景化、个性化的个体微观“小”数据也得到了极大的观照。借助基于地理位置（LBS）的大数据定位技术，公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及时保障，公众诉求得到了回应。DT财经视化实验室出品《了解你附近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查找距离自己最近的定点医院、附近地区的疫情状况以及相关的防护建议。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更具人文关怀，以科学、直观的表达形式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也为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将大数据引入新闻生产也为社会管理者的精准施策提供了借鉴。《第一财经》推出《离开武汉的500多万人去了哪里？大数据告诉你》，结合百度地图慧眼的迁徙数据以及航班管家的运力数据，展示了离开武汉500多万人的去向。同时，智能分析及预测技术也为政府决策、预测疫情趋势提供了权威的借鉴，帮助决策者基于关键数据及动态变化迅速掌握发展状况及态势，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协调：击破谣言的困局

相关数据显示，从2020年1月25日至2月24日，有824万篇与疫情相关的微信文章发布，总阅读量高达254亿②。舆论场中真实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不对等是滋生谣言的原因。而每次突发公共事件暴发后，由于缺乏及时、专业的把关，大量碎片化的信息涌入舆论场，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紧张、恐慌等情绪，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次生伤害发生。如若不及时、妥善地澄清与引导，将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破坏社会正常运作的秩序。疫情暴发初期，大量诸如“双黄连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等假信息涌入舆论场，一度引起物资抢购。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与技术巨头共同搭建辟谣机制，第一时间澄清谣言，封闭舆论场中的谣言空间，努力为公众提供真实的信息环境。“全国互联网辟谣平台”设立疫情专区，包括谣言线索提交、疫情实时动态等，从多方面为公众规避谣言。与“全国互联网辟谣平台”不同，腾讯推出的“较真”辟谣平台不仅有政府发布、权威媒体、腾讯较真团队的参与，还有大量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辟谣。

（三）凝聚：共享“云”上的场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公众必须减少流动，当现实中的相聚成为奢求，满足孤立个体的情感需求成为媒体面临的一大挑战。借助5G移动通信技术原力，主流媒体实现了“直播伴随”常态化，打造共享的“云”上场景。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互动的基础是获得情感能量，这是人类交流互动的核心要素。央视新闻频道推出24小时移动新闻直播——《战疫情特别报道》，与大屏《战疫情特别报道》衔接，形成“流量长尾”，用户在移动端观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与同时段观看直播的用户进行互动交流。

以“5G+4K/8K+AI”为依托的“慢直播”成为吸引公众的另一大场景。无论是疫情初期关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试水慢直播，还是后期央视频推出的系列“云”上观景慢直播，新的技术符号通过释放自身能量，建构着全新的新闻场域，为公众创造了新闻现场中的“遥在”体验。这种以情感陪伴、凝聚共识为目的的直播形式通过画面的自我呈现，为用户创造了一种与临场世界相连接的方式，营造出一种“身体在场”的体验。分享、弹幕功能使直播成为罗兰·巴特笔下的可写性文本，用户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增强；“慢直播”也带来了新的关系建构形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场景的实时移动交互直播，依托场景建构的互动模式和互动关系以及特殊时期普通人共同的情感追求，建构起“云端”的“场景共同体”，以线上相聚弥合现实的空间阻隔，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特殊时期的社会整合，使孤独分散的社会成员在共通的话语空间下交流沟通，分享情感与认同，消解不安与恐惧。

值得注意的是，“慢直播”也为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与追求新闻的“冲突”“负面”的传统不同，建设性新闻着眼于新闻的“理性”“建设性”，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包容多元的声音，通过激发公众参与的主动性整合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矛盾。此外，建设性新闻也更具面向未来的视野，疫情期间开展的慢直播无疑是符合建设性新闻本质的。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为例，央视频对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的施工现场进行直播，以原生态的画面形式吸引亿数网友化身“云监工”，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对新闻本身而言，这是一种新的舆论监督形式，使潜在的冲突和可能的问题在全民参与监督中得以消释，有效避免了舆论空间中不必要的情感消耗，激发普通人参与公共事件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闻报道的传播力、引导力。

三、关于新技术的“冷”思考

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学者过分夸大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不同，第二代学者表现出悲观态度。尼尔·波茨曼认为，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童年的消逝”，麻醉了公众的精神。无论是绝对乐观还是绝对悲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受众地位的提升，技术始终是无法绕开的元素，今天的媒介技术革新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感官技术外拓，而是对传统媒介技术主导下的时空观的颠覆与重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技术的合理运用使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如何在技术热潮下规避工具理性异化，发挥技术在舆论引导中最大化的正向价值，是势在必行的“冷”思考。

（一）优化议程设置，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升新闻舆论引导力

舆论的产生源于外部信息的推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5G赋能的传播环境中，偶发议题频现，由此引发的“话题漂移”“反转新闻”等媒介伦理失范现象不仅破坏了新闻的真实客观性，也使舆论走向变得更加不明确。此外，5G高速率、大容量的传播特性给主流媒体的专业把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算法的应用虽然为普通个体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稳妥的信息获取路径，但也使受众就此形成路径依赖，成为“算法囚徒”，并且算法机制背后的数据权力约束，以及数据采集中的个人权利保护等数据伦理问题依旧是难以根治的“顽疾”。

因此，主流媒体要理性认识技术工具的利弊，不仅要使技术成为高效舆论引导的助推剂，更要与新闻专业主义结合，将新闻的公共性、社会性逻辑赋予其中，如将大数据和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用于舆情监测，优化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及时有效地进行引导与监督，缓解现有的把关压力；以“主流价值观”赋能算法分发机制，为公众提供更有价值、更具深度的内容，促进个性化满足与公众整合需求的兼容。2019年，人民日报成立智慧媒体研究院，旨在以技术推动建设智能化、专业化媒体，以主流价值观纠正算法的偏差。作为“社会瞭望者”的主流媒体要在不断的技术尝试与使用中提高工具的使用水平和能力，以技术进步优化议程设置能力，以正确导向引领技术发展，传递真实、客观、健康、理性的声音，培育良好的舆论生态，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二）平衡内容与形式，以优质内容增强新闻舆论引导公信力

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展示的形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多样化的新闻表达形式，新闻六要素中的“趣味性”被无限放大，甚至一度超越了内容本身。对新闻而言，由于对新奇形式的过度追求，加之新闻材料有限，表现形式同质化，形式与内容不匹配的现象时有发生，新闻的严肃性被弱化消解，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媒介公信力，难以形成强大的媒介忠诚度。受众群体过度关注形式的炫奇，忽视内容的挖掘，其阅读习惯更趋向于碎片化、浅层化。表面上看，是受众从新闻中获取个体所需信息的门槛逐渐降低，实质上受众深度思考的能力被侵蚀，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尼尔·波茨曼笔下“童年”与“成年”巨大分野的决定因素。

主流媒体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可靠，接受度、信任度高的信息产品，决定了其能否塑造强大的媒体公信力和良好的媒介形象。因此，在坚持新闻真实客观性的前提下，媒体应该选择合适的新闻表现形式，使新闻的内容和形式相辅相成。疫情期间，无论是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借助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的5G+4K技术开展的移动新闻直播和系列慢直播，抑或是以“回形针”为代表的科普类自媒体借助计算机仿真程序推出《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计算机仿真程序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到出门的时候》以直观、科学的方式解密新冠肺炎，都是新技术以合适的形式赋能传播内容的成功尝试。只有平衡好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使有意义的主题得到有意思的表达，才能提升新闻舆论引导的公信力。

（三）对话凝聚共识，以仪式参与扩大新闻舆论影响力

新的舆论生态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传受关系中受众地位的提升，受众从“魔弹论”时期一击即倒的靶子一跃成为技术赋权下拥有主动性的符号创造主体。然而，技术发展虽然为普通个体提供了数字化的虚拟身份，但网络中的群体狂欢难掩真实的数字化孤独，尤其是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恐惧、焦虑、渴求情感陪伴等各种情绪交织，各种信息泥沙俱下，汇聚于舆论场，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普通个体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人们渴望摆脱孤独。这也预示着传统的以“说服”为目的的舆论引导方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

构建以对话、交流为核心的舆论引导新机制，畅通信息、情感的双向流动新路径，是未来舆论引导的主要方式。聚集虚拟空间中散落的个体，打造共通的话语空间，促成政府与公众、公众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沟通，在交流中共享意义，弥合鸿沟，凝聚社会发展所需的向心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展开的系列直播无疑证明了以对话为核心的舆论引导方式的成功。由此来看，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借助技术发展的红利，构建仪式参与的空间，让每一个个体参与舆论引导的过程，在交流中共享意义，凝聚共识，无疑将扩大新闻舆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