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霞

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齐泽克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对比后提出了“后意识形态理论”，认为目前我们正处在“犬儒主义的后意识形态”阶段。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从想象出发，按照统治阶级理想化的观念包装世界。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传统的意识形态经过几个世纪的铺陈已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随着时代文化的演进，现实社会与意识形态的依存关系有了转变，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的附庸，而演变成现实生活真实存在的一部分。“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并非与现实相对立的虚假意识或幻觉再现，而是被人们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是被虚假意识所支撑的社会存在本身。”①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文艺作品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就更值得我们关注。

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中国机长》（以下简称《机长》）以29.12亿元的票房成绩闯入中国电影市场影史票房前十，创下了献礼片创作的新高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献礼与“9550工程规划的背景”下上映的电影《紧急迫降》（以下简称《迫降》），在类型化、创作来源、叙事模式上均与《机长》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理所应当地具有可比性。《机长》与《迫降》通过对灾难性事件的解决彰显国家形象，通过毁灭性的、奇观性的灾难景观引发大众对生命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反思，主流观念与商业因素融合紧密。通过对两部电影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献礼片在特定文化背景之下有意识地在叙事结构中弱化意识形态的可视性，通过加深人物主体性使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形态更为温和。

一、建构从家庭到集体的文化载体——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掩蔽

对观众来说，电影首先是一种消费品和娱乐机制。影院黑暗封闭的观影环境使他们沉浸在观影体验之中，进而与片中故事产生共情，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所有的电影文本都是通过建构人物间的情感线索进而与观众产生互动，通过事件发展表达主题思想。正如上文所说，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方式已经取得成效，在当下犬儒式的后意识形态背景下若想使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至最大，就必须尽可能地让电影文本的内部结构遮掩意识形态教化的目标，将政治功能附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之中，通过生活化和平民化的叙事拉近大众与电影叙事的距离，建构符合大众审美的理想世界。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国产电影的创作。“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②家国情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家”“国”的观念，不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历史使命，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从古至今，家国一体化都是每个有志之士所心心向往之境，是统治者所大力推行的思想品德，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演进和沉淀后，已然成为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迫降》与《机长》的叙事分别建立在以家庭和集体为单位的载体之上，两部电影分别以家人或队员之间的矛盾为叙事根基，最终通过家人与队员的和解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戏剧冲突是构成戏剧情境的基础，是塑造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现象、揭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在戏剧结构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物自身内心的冲突和人与环境的冲突，每种冲突都具备独立的叙事功能，其组合安排由电影叙事结构与主旨共同决定。《机长》与《迫降》在类型上均属于灾难片，故而其基本的叙事冲突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迫降》的戏剧冲突整体向内，在保持基本外部矛盾的前提下，重点放大了人物之间的内部矛盾。它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空间，一为MD-11民航客机机舱，一为指挥中心，这两个叙事空间共存在四组主体戏剧冲突：机长李嘉棠与乘务长之间的夫妻矛盾，乘务员舒骏与其他乘务员之间的矛盾，舒骏与乘客之间的矛盾，机长李嘉棠与刘远之间的矛盾。如果说两个空间的交叉叙事共同构成了关于“营救”的话语表达，那么几组矛盾相互递进则共同建构了关于集体、关于家庭的概念。李嘉棠夫妻在整场事件中经历了从争吵到惺惺相惜的转变，乘客与舒骏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而逐步缓和，导演有意识地将人物之间的内部矛盾作为电影的叙事线索，用人物和解的经典话语代替飞机迫降的外在危机，引导观众通过人物的和解达到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机长》同样选择“集体”为基本单位展开叙事，试图通过机组这个小集体建构具有宏观能指的大集体。这首先表现在《机长》中对内部矛盾的回避。《机长》对队员的个人问题以及队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沉默”，大面积地使用青春化叙事掩盖戏剧矛盾内部的空白，用队员之间的青春性话语表达掩盖内部矛盾发生的可能，将矛盾的症结单一地归为男女之间的暧昧、队员之间的误解。电影对队员的个人问题也进行了全面规避，将队员在工作之外的矛盾架空。在乘务长毕男第一次出场的镜头序列中，导演暗示观众她的感情可能存在问题。当飞机遭遇释压时，电影通过其抚摸戒指的特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予其游离在工作之外的婚姻生活状态以正面回应。而对于机长刘长健的家庭的表述，电影更是进行了空泛性表达，在叙事框架中并不具备真正的叙事价值，将其完全化身为意识形态叙事的背景。

除此之外，《机长》还通过机组成员与乘客以及“群众”的联动表现“集体”的力量。与《迫降》相比，《机长》中的乘客群体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叙事功更强。在整个抗险过程中，他们也是真实存在的一部分，电影多次表现乘客与乘务员之间的互动，无论是乘客共同推着梁栋艰难地走向驾驶舱（40′14″），还是乘客呼叫昏迷的周雅雯（47′41″），都在展示着乘客与机组成员的统一性。此外，与《迫降》相比，《机长》增加了大量的“群众戏”。所谓“群众”是指电影中在航班乘客与机组人员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之外的群众代表，他们处在主体叙事的外围，指向了所有的公民，例如影片中的航天爱好者，站在街头向上天祈祷的藏民。综上所述，《机长》试图建构一个宏大的集体象征，其叙事策略在于将一切与“自救”无关的矛盾弱化，演化为电影中存在却沉默的部分，将所有力量集中在集体与自然/灾难/外部力量的对抗之中，进而通过最终的“自救”成功达到最大程度的意识形态书写效果。

二、从政治性到主体性——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去弊

创作背景和内容决定了观众对献礼片的期待不同于一般的剧情片，大众对电影的主体事件及其创作目的了如指掌，电影文本彻底成为对先验主体的一次“再现”。在整体的社会语境关系中，文艺作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社会文化发展呈现为一种相互关涉、彼此相通而又存在张力的框架，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的产生和发展都以社会文化为依托，这也就决定了其形式与内容都被烙上了时代与文化的烙印，作品属性无法脱离其阶级立场和社会关系属性。电影文本中关于政治性的表述无可避免，随着文化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表达方式发生了转变，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被大大减弱，英雄人物的主体性塑造被加强。

面对相似的灾难情景，《迫降》与《机长》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截然不同，而这恰恰反映了电影政治性话语表达的重要改变。面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时，《迫降》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场“营救”的话语体系，把政治的真实性以想象的方式投射到象征性的“营救”体系之中。《迫降》中的机长以及乘务人员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均丧失主体性，成为被支配的个体。飞机的起落架发生问题，机长李嘉棠迅速向塔台反映，所有的工作全部由塔台统一调度，机长的一举一动都需要以刘远为代表的“体系”发出指令后才可开展，而刘远本身也处在监察之下，其一言一行均被记录在册，这一组组镜头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完善的、严谨的工作制度。此外，电影中出现了市长、书记等具有明确政治身份的人物形象，在他们到达指挥室后，所有的工作需要向他们进行汇报，各个部门的领导纷纷到场，亲历现场参与救援，众人在纷杂的环境中齐力拼着一事，为电影营造紧张氛围的同时也表现了政府力量。文本中承担着“营救”价值的对象是以“部门”为叙事单位，电影中所有参与营救的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具备叙事功能，他们只是听从安排的一分子，电影竭力营造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的景象最终均归结于一种始终游弋在电影文本中的秘而不宣的特殊权力。

与《迫降》相比，《机长》对灾难的处理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自救”。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机长自行采取措施，机组成员各司其职，与《迫降》相比个人主体能动性大大加强，塑造了以刘长健为代表的、拥有话语权的“英雄职员”形象，实现了以英雄形象遮蔽政治性话语的效果。如果说《迫降》的意识形态策略是用政治性话语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叙事的话，那么《机长》的书写方式则是用一批超脱出个人价值的英雄职员形象表现制度的合理性与重要性。首先，机组成员在“自救”中拥有自主权，面对危机，他们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力挽狂澜，通力合作，最终克服灾难获得胜利，体现了崇高的英雄特性。“英雄性是一种特殊状况的人性，是与政治、道德相联系，体现为个人能力及其价值实现的形象彰显。”③电影通过塑造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英雄形象，使关于个人的力比多驱力的英雄话题以民族寓言的方式展开，从而获得了电影文本中的政治性话语的合理性。导演没有将所有传达信念感的使命付诸一人之身，整个机组成员都是传达价值观念的有力载体，以刘长健最为典型。他是缓解危机的重要人物，是典型的英雄形象，从机组成员到塔台的工作人员均将生的希望寄托于他。而他也不负所托，克服困难，最终完成自救。对职业的崇高信念已经嵌入他的人物性格，而后被主流价值召唤，导演在他的身上嵌入了具有崇高性、普遍性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国家理念，是整部电影中最能体现思想力量的人物形象。其次，《机长》以宣扬规章制度与生命至上代替意识形态教化目标。不论是机长还是乘务人员，在危机面前都表现出了超强的专业水准。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一般，他们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种超脱了个人利益的职业和责任，他们面对危机时所做的一切均展现了他们对工作和制度的敬意。整个电影文本多次出现空乘人员说出“请相信我们，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这句话，在影片的最后更是借两位机长仰望天空的俯拍镜头象征性地升华他们对职责、制度的敬畏，并借刘长建之口喊出了电影主题：“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每个个体的职员身份掩盖了其身份中的政治主体意味，以最能被大众接受的方式完成他或她对历史的投射，拥有主体性的英雄集体以高度的职业使命感消解了政治性带来的隔阂与距离，使意识形态具有亲民性，更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宣扬。

三、结语

从《迫降》和《机长》意识形态书写策略的对比分析可知，在“后犬儒意识形态阶段”，电影文本在宣扬意识形态时依旧遵循了家国一体化的传统文化基石，竭力在电影中塑造“家”与“集体”的文化形态，并以此作为电影叙事时的主要载体，在矛盾的逐渐缓和中达到观众与电影文本的共情。同时，随着电影体系的不断发展，电影开始有意识地减弱政治性，以人物形象的主体性取代政治性，达到意识形态的自然化、隐蔽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之下的意识形态表达虽然较之前有了些许改观，但仍旧存在较大的文化漏洞，例如《机长》中对英雄人物的“人性”与“英雄性”两个方面的平衡仍显得刻板，不够灵活，仍需要在接下来的电影创作中予以关注。

注释：

①王庆卫.“主旋律”文艺的意识形态策略与后意识形态遭遇[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58.

②贾磊磊.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论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J].当代电影,2007(03):24-28.

③虞吉,张钰.“英雄性”与“英雄性审美”——论“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演变与重塑[J].当代电影,20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