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紫薇

传播学家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重新结构化地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在新闻报道传播中我们未意识到新闻生产者、传播者的报道给予我们环境，我们在其中进行思考和行为活动。媒介通过对报道对象的再加工去迎合各类需求，吸引更多受众，有选择性和偏向性地报道女性形象或是特殊男性形象。例如女大学生裸贷被威胁、重庆坠江事件初始时对女司机的报道、女童王凤雅的新闻报道、韩国N号房事件、红谷滩事件、杨丽萍被评论事件等，这些初始报道都未通过受众的认可，受众和媒体在事件的发展中提出了诸多质疑，各媒体后续的评论也是一致性地指出此类报道中的性别差异问题。

一、抵制新闻煽情主义的发展

近年来，新媒体快速发展，新闻生产方式（UGC、PGC、OGC）多样化，致使传播者压力增大，为了引起受众的关注，增加阅读浏览量，新闻煽情现象越来越常见。

首先，煽情是新闻报道中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手段。就此类新闻报道来看，新闻重点渲染的是报道中的“绝对弱者”“能力低”“恐惧”等字眼，只做现象的描述，而不进行定义规范，致使观众看到这些文字时产生共情，会为了她们的行为而感动和心疼，此时观众的阅读方式和思考行为方式会受到影响，从理性的阅读转为感性的理解。不难看出，此类新闻报道没有完全揭示事件真相，未给予受众正确的引导，而是以诉诸强烈的情感为手段，无法让公众对于新闻反映的事件达成理性共识。

其次，媒体过度强调性别中的表现，报道时所用词语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或是歧义，却忽视了她们的主观感受；媒体通过这种煽情手法打动受众，让受众产生对受害者或经历者的怜悯和同情之感，却忽视了这些举动背后的邪恶和管理等问题。女司机是否真的无法和男司机拥有不相上下的驾驶技术，女大学生又是否如同此类文章中那般无知，男性化妆就是娘娘腔的表现？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的问题和社会变化都没有反映出来，而只是对他们进行角色预设。还有诸多的质疑在新闻煽情后回归理性认知时被提出，这些问题和质疑的提出也可以推断出新闻煽情是没有长时间的传播作用的，当人们接受更多的信息元，看到事件的更多真相时，煽情新闻会很容易被推翻，此时共情作用消失，换来的是受众对于媒体或媒介机构的不信任感，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媒体公信力。

从这些报道发布后所造成的传播效果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一个事件发生后，此类煽情性新闻报道会井喷式增加，且字眼和主题强调的还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或是会被误会的词语。这种毫无节制的煽情报道是站在男性视角之下的女性叙事方式的表达或是站在女性视角的男性叙事方式，它们都是对性别价值的扭曲，非但没有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煽情性也会越来越弱。受众在短时间内多次看到此类报道，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近几年，社会文化水平不断进步，受众媒介素养不断提高，媒体更应该反思和克制煽情新闻，用客观和真实来说服受众，才能保证最优的传播效果，达到最理想的宣传效果。

回顾新闻报道，我们不难看出煽情新闻报道愈发增多，并且很多反转新闻在前期报道中也是由于其煽情化的报道导致思考方式受限，而后真相反转。在各类的灾难性报道、社会严重法治新闻报道（犯罪）、明星八卦新闻报道中煽情性新闻占绝大多数。由于共情关系，这些报道可以以最快速度得到受众的关注，媒体也可以更多地进行发布从而产生可观的浏览量、关注度和利益收入，但煽情性新闻漠视社会规则和社会价值观，对明星、受害者、犯罪者等的放大报道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角度和立场，伤害的是更多人的精神世界。媒体追求流量关注的基础应当永远坚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越是流言四起，就越需要专业的新闻媒体始终守住新闻真相，逐步探索真相，不再频频反转。

二、后真相时代，避免群体极化

“后真相”被描述为“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而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几乎等同于“后真相时代”，新闻报道为了追求时效性，事实核查从“事前核查”逐步变为了“事后核查”。例如“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最初的警情通报原文内容为“两车相撞，大巴坠入江中”，但紧接着的新闻报道却看视频说话，主题集中于“女司机的逆行”。在新闻报道爆发增长、大众各方讨论的同时，“平安万州”官方发布调查消息称是公交车越过了道路的中心实线，视频中的小轿车并未逆行，女司机并未违法。在此后的报道中除了真相调查还有对女司机的道歉，公众在非理性的情绪中不顾事实本身先入为主，报道反映的是社会对女司机的角色预设也就是传播中的认知框架，这种在框架下的性别差异报道也是后真相时代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闻报道发布后的受众反馈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表现。不难看出此类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受众的反馈情况和舆论的引导方向。如今是社交媒体时代，意见领袖的作用和地位已与传统媒体不相上下，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中具有了制造议题、引导话题的能力，通过揭露事件、对热点议题评论，获取更多的粉丝关注。他们对这些本就具有一定问题的报道进行部分内容或者字眼的夸大评论，引起自己的粉丝关注，而“回声室效应”和“过滤气泡”的作用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可能会造成群体极化的现象，受众大多成为极端群体，形成极端观点，也易形成沉默的螺旋。

三、解构性别框架，打破刻板印象

我们不可否定的是，在社会发展中，媒体需要通过报道新闻来鼓舞所有受众，帮助发现、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此类报道除了煽情处理以外，最主要的还是给新闻报道添加性别框架的问题。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将性别的弱项和负面弱化，在保证事实真相的同时，将舆论引向正确且积极的方向。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头部媒体主张更应该去关注在抗疫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需求和问题。新京报官微发布“甘肃护士被剃光头引争议，省妇联：应尊重关爱一线女医护”。如开篇所说，媒体通过拟态环境，多数报道给我们设置了一个男性较高的视角，而在此前社会上的女性群体个体意识和自主意识开始觉醒，正确的女权主义也正在逐步争取更好的发展，这种新闻报道的发布无疑会引发众人对媒体的斥责和抨击。

在报道时，媒体所使用的话语符号和话语表达方式需要引起重视，刻板印象是人们对待特定事物所持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比如“女司机”、各高校开学时的“女博士”、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又或者男性标签中的“高富帅”“伪娘行为”，这些都是刻板印象。媒体如果也因为刻板印象进行报道和传播，那么此类行为会带来负面的社会效果。媒体在报道之前应该考虑到性别对立的问题，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媒体所应具有的品质就是解构性别框架，打破刻板印象。在报道时着重叙事，淡化性别和印象标签，记录所发生的新闻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和视角还原新闻事件，引导正确的舆论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