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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家务的男人》中的性别伦理与人文情怀

2020-02-24王帅

视听 2020年12期
关键词:张歆艺袁弘分工

□王帅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家用电器设备的日益革新,女性的家务时间相较以往得到大幅度缩短,为其进入职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众多的中国家庭中依然是女性在承担着较重的家务劳动,两性在家务劳动分工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权力关系。《做家务的男人》是由爱奇艺自制出品、浙江蓝天下传媒联合推出的全国首档以“男人做家务”为独特视角剖析亲密关系的情感观察类真人秀。该节目在外景真人秀的第一现场,通过实景记录三组嘉宾真实的生活日常,为大众全面呈现当下社会家庭中的家务百态,又在演播室的第二现场,由朱丹、李诞与傅首尔三人担任观察员对各组嘉宾的表现进行深度解析与探讨,从而倡导新时代下的新家风,以唤起大众家庭的责任意识。

一、家务劳动与性别分工的勾连

《做家务的男人》邀请的三组不同类型的嘉宾,呈现出具有差异化的相处模式与生活态度。尚未成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魏大勋、已经步入婚姻的新手爸爸袁弘以及独自在外打拼的合租男孩汪苏泷与尤长靖,他们在面对不得不做的家务时,所呈现出的各种反应形成了寓意丰富的故事文本,从而让观众产生对位性的情感投射与多元化的审美体验,“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显性议题。

家务劳动往往与性别分工勾连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矛盾纠葛的状态。在当下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往往默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务分工模式,这也是最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魏大勋家则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魏大勋家里的客厅大气又不失温馨,厨房里柴米油盐的排列井然有序,衣帽间拥挤但不凌乱,这一切都归功于勤劳的魏大勋妈妈。节目组运用分屏的方式展现出魏妈忙于做饭、收拾行李、洗衣服的画面,她如同永动机一样没有半刻休息,而对应的画面则是魏大勋与魏爸父子二人一直躺在沙发上惬意地看电视,对魏妈的忙碌熟视无睹,字幕组给其标出“沙发二子”的字样。魏妈说:“中国的传统女人就是这样,但我希望未来下一代人不要这样。”由此可见,默默包揽了所有家务的魏妈心中也是有委屈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务分工模式并未实现所谓的性别和谐,实则固化了所谓的女性特质,固化了性别角色期望的顽疾。因为很多像魏妈一样在传统性别文化话语体系中成长的中国女性,都会无意识地认同男权话语为她设定的性别角色,自觉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通过养儿育女、侍奉公婆以及操持家务来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这并不是女性个体化的理性选择,而是在历史的积淀中固化的一种权力关系与制度性安排,甚至衍生出性别隔离的不良后果。这在当代社会是行不通的。

袁弘家则不是如此,呈现出性别平等的男女“共同主外,共同主内”的现代化家务分工模式。袁弘与张歆艺都是事业有成的演员,即所谓的“双职业家庭”。从节目中可以看到,袁弘早上六点开始做早餐,对厨具、食材的放置了如指掌,接着哄孩子,给孩子喂饭、换尿布,还放弃观看喜爱的球赛给老婆张歆艺按摩颈椎。袁弘的做法引来节目录制现场魏妈、朱丹、傅首尔等女性的羡慕,朱丹评价道:“这才应该是现在社会的常态。”由此可见,在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工作的现代社会中,“共同主外、共同主内”的家务分工模式成为了更多家庭所追寻的一种模式。

在由汪苏泷与尤长靖两个大男孩组成的临时“合租家庭”中,因两人性别相同,家务劳动分工显现出较为平等的状态。两人共同照顾小狗,成立生活基金,结伴买菜、做饭、写歌,一起坐在帐篷里看星星、聊童年趣事,温馨的友情感动了众多观众。总而言之,如果家庭成员间的性别观念较为传统,那么女性则往往承担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如果家庭成员间的性别观念较为平等,那么则倾向于两性在家务劳动中进行平等分工。

二、代际互惠与家庭和睦的融合

《做家务的男人》以独特且创新的“男人做家务”视角聚焦亲情、爱情、友情等多重情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扣准时代脉搏,直面现实问题,宣扬与促进男女平等的理念,弥合了社会关系,达成代际互惠与家庭和睦的融合,传递给新一代年轻人新型的家庭价值观与生活和谐相处之道,让观众在观点碰撞中产生情感共振。

节目中不仅细节化地展现了魏大勋及其父母之间的亲子互动,同时探讨着代际权力转移以及家庭伦理建构的相关议题。魏大勋成长于典型的中国式“父严母慈”家庭,在节目第三期中,魏大勋讲述起幼时因痴迷网络游戏被魏爸严厉教训的童年阴影,魏爸听完后为曾经专制的“教育方式”反思与自责,眼眶湿润且满脸愧疚。而今随着魏大勋的长大成人以及家庭地位的提高,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也随之产生微妙变化,父子地位得以反转,魏爸(老去的父亲)多次展现出对魏大勋(成年的儿子)的依赖,魏大勋也充分弘扬着传统的孝道观念。在节目第五期中,适值魏妈生日,魏大勋不仅贴心地带父母去拍婚纱照,满足了魏妈一直以来的愿望,还为其精心布置生日会,放映一家人的照片,回顾父母的爱情故事。如字幕所说:“爱的超能力会守恒,父母重回孩提,我们用爱守护。”代际之间的正确相处模式应该是彼此尊重理解与互相关爱呵护,只有建构新型的(亲人—朋友型)家庭伦理观才能有效达成家庭的和睦。

从袁弘与张歆艺温馨有爱的家庭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婆媳关系”以及“岳婿关系”的伦理探讨。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中国家庭中不容忽视又最具敏感性的重要问题。在节目第五期中,婆婆辛苦筹备两天,为张歆艺熬制了她最爱喝的排骨藕汤,袁弘发现锅盖上的胶有融化的迹象,担心进了胶的汤会对哺乳期的张歆艺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坚持让母亲倒掉整锅汤。张歆艺了解事情原委后安抚婆婆,并夸赞说:“妈,不管任何时候,您做的汤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汤。”张歆艺的做法得到演播室观察员的称赞。由此可见,在最难相处的婆媳关系中,只要婆媳之间互相尊重关怀,彼此宽容体谅,具备换位思考的责任意识,同样可以建构婆慈媳孝的婆媳关系。而作为女婿,袁弘也在“岳婿关系”中发挥了积极良好的作用。70岁的岳父误信无良微商的宣传想要治疗白发问题,花2790元购买了“三无产品”的保健品“黑发方丹”口服液,袁弘发现里面的成分并不适宜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岳父服用,用善意的谎言告诉岳父已成功退款,并亲自下厨为岳父做了一碗藜麦饭。

达成代际互惠与家庭和睦的融合,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担负起家庭责任,多进行心灵沟通与情感关怀,这两个家庭的做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代际关系中,儿媳/女婿具备着家庭中介的作用,履行家庭责任,“家庭责任的运作是建立在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他们之间的正面情感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希望继续彼此之间的互动。”①当袁弘与母亲因“藕汤事件”发生争执时,张歆艺便充当调节师与润滑剂,帮助母子重归于好;当张歆艺与父亲因“保健品事件”产生争议时,袁弘便充当粘合剂,用关爱与沟通的方式巧妙地化解家庭危机。

三、情感沟通与人文价值的传递

《做家务的男人》以人物关系与人物互动为核心、忠于记录式呈现并结合演播室观察,具有代表性的观察对象、多重维度的情感景观以及全景式的观察形式,传递着情感沟通的诉求与丰富的人文价值。

首先是爱情世界的“保鲜之道”。袁弘与张歆艺婚姻中的“鼓励文化”为大众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爱情世界“保鲜之道”。比如当张歆艺担心自己因生育会影响事业发展时,袁弘抱住她,坚定地告诉她正在进行一种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做母亲。当袁弘大展身手做了一份虾仁意面,却调错了酱料时,张歆艺则依然满脸宠溺地赞赏他是最棒的。这种“鼓励文化”得到了演播室众人的认可。

其次是感恩亲情的“换位体验”。在节目第三期中,魏大勋与魏爸父子二人由“沙发二子”化身“厨房二子”,一起做饭、晒被子、打扫卫生,开启了感恩亲情的“换位体验”,做起了家务。“男人干更多的家务活,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或者是为了维系更好的夫妻关系,分担家务劳动可以看作是丈夫对妻子的一种情感表达。丈夫做的各种家务劳动,更容易被妻子视为丈夫对她的一种情感支持。”②可见,“换位体验”不仅有助于推翻家庭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让男性认识到家务事不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女性并不应该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还有助于维系家庭关系的和睦,将平凡的日子过得更有幸福的味道。

再次是保持友情的“线下之约”。汪苏泷与尤长靖这对临时室友在相处了一个月的时间内,不仅共同分担家务劳动,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尤长靖不小心被小狗咬伤了腿时,汪苏泷半夜带他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并一直细心地照顾着他;当汪苏泷去彩排演唱会时,尤长靖则偷偷为他录制了祝福视频,而这段友情并没有随着节目录制的结束而终止。两人约定不管以后工作有多忙,他们都要一年之内至少见三次面,线上友情延展至线下,令人感动。

最后是公益活动的“爱之呼唤”。张歆艺开生日派对时,选择将当场筹到的善款捐助给患有胆管闭合的儿童,体现出其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与慈善意识;汪苏泷与尤长靖参加了“饥饿30”的公益活动,连续多个小时不进食,以此引发人们对贫困地区饥饿人群的重视,并模拟展示“垃圾分类”的正确做法,号召观众共同保护环境。他们的“爱之呼唤”有助于通过该节目的热播唤起社会大众对于公益活动的参与意识。总而言之,《做家务的男人》通过对这些具有社会普遍性话题的聚焦,激发了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讨论。

四、结语

可以说,《做家务的男人》立足于当下社会的快捷生活方式,积极开拓着情感观察类综艺节目发展的新领域,以“男人做家务”的创新视角在日常家务中洞悉着不同种类的亲密关系,呈现出家务劳动与性别分工的勾连,推进着代际互惠与家庭和睦的融合,倡导着情感沟通与人文价值的传递,有效地激发社会大众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生态进行审视与思考,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加]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M].彭烟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58.

②刘爱玉,庄家炽,周扬.什么样的男人做家务——情感表达、经济依赖或平等性别观念[J].妇女研究论丛,20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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