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视域下反腐剧的受众解读<br/>——以《人民的名义》为例

框架理论视域下反腐剧的受众解读
——以《人民的名义》为例

2020-02-24夏颖

视听 2020年12期

□夏颖

一、引言

框架的概念起源于1955年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游戏与幻觉理论》。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借用贝特森的框架概念，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创立了框架理论。他指出，框架是人们用以解释外在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模，是人们了解、指认以及界定行为经验的基础。1990年后，传播学的框架理论逐步形成。“框架”往往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传播框架（或称为媒介框架），传者所使用的角度、逻辑、方法和风格都会影响信息的传递；二是思维框架或者受众框架，它涉及的是受众对事件情况的认知性理解。

“受众框架”指的是受众在接触和处理媒介信息时的一种诠释规则、认知结构。这种规则和结构往往体现在受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累积经验、行为态度、价值选择等方面，也会对受众个人处理信息产生一定的影响。受众框架决定了受众接受媒介框架的方式与方法，甚至影响其对媒介现实和客观现实的理解与认知。然而，受众在解读媒介信息时也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状态，媒介信息的丰富性以及受众个人背景的多样性，都使得受众对媒介信息产生了多样化的理解。

二、受众框架的多角度解读

受众多样化的解读过程中存在着三种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相博弈。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主流文化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精英文化则是知识分子们在不背离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批判和反思的文化；大众文化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这三种形态各异的文化取向，形成了受众框架的多样解读。

（一）主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一直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实现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规律。主流媒体对《人民的名义》的报道就很好地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报道中，“国家反腐”“人民利益”“阶层化分”等成为关键词。《人民日报》2017年4月4日的《<人民的名义>揭示权力畸态官场霉变》这篇报道站在家国立场上，由贪腐事件探析政治生态现状，发觉痼疾所在，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新华社刊文《为人民服务重在观其行》则指出，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干部无须将“人民利益至上”天天挂在嘴上，重在观其行而非听其言，强调党员干部行动力的重要性。《中国青年报》在《人民不欠出身贫寒的祁同伟一个副省长》中指出，祁同伟和陈海、侯亮平关于阶级背景的表现差异，体现出现实世界的一种规则：上流社会的一切总来得理所应当，而底层的挣扎与不堪却总要被赤裸地呈现和围观。但纵然阶层划分不可避免，也不能成为个人腐败堕落的原因。权威媒体下的受众框架，遵循着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历史规律，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话语性。值得注意的是，主流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有一点不容置疑：无论主流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变化，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形式与其并行不悖，并同处于文化多元的环境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便是在这种多元环境中不断壮大与发展的。

（二）精英媒介话语的独立性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①。精英阶层的独特身份，使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比更具独立性。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那么精英阶层更加注重文化的多样性，他们以专业学术刊物以及少数大众媒体为话语平台，表达出对文化固有的批判精神。知网论文《<人民的名义>的叙事症候分析——以侯亮平形象为例》就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侯亮平人物形象的扁平化问题。作者从叙事症候角度出发，指出编剧有意淡化其背景，留下叙述缝隙与意义空白。叙事空白留下的症候又为不同受众所解构，形成叙事症候性解读。侯亮平的反腐实则是一种权力制衡另一种权力的反腐。作者之所以如此讳莫如深地将这一话语隐藏起来，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官位的权力本是个敏感的话题。权力是一个中性词，主体的使用将界定它的好坏。之所以有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是因为腐败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此以往，腐败对国家发展与建设有害无益。除了对侯亮平的人物解读，在另一篇论文《夹缝中的“李达康”：<人民的名义>如何缝合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中，作者则站在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分析达康书记受到热捧的原因。作为男主的侯亮平和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大风厂工人都没能与受众产生文化共识，完成审美接受。究其原因是因为侯亮平的形象太扁平，不接地气，呈现给观众的仅仅是一个为了工作大公无私的铁面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相去甚远，很难让观众产生共鸣；剧中的大风厂工人与现实世界的“工人”（受众）产生了一种身份错位，现实世界的“工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产阶层或是即将成为中产阶层，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剧中的受害者，而是施救者。这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敏感性，亦是对自尊心的自我守护。就像剧中的郑胜利其实是亿万观众的形象缩影，但观众不愿承认，也不愿接受。因为对身份认同的敏感性让他们很难去接受一个“小市民”形象。观众对达康书记的喜爱，来源于他自身不断努力，但又被现实拍回原地的渺小和无力感，这与现代大都市青年一代的宅人文化暗中契合。李达康既渴望政绩，又不想与他人同流合污，所以他通过隔断亲情、友情、爱情以自我保护。这种过分保护自我所引发的悲情之感，成为人们认同这一角色的关键。除此之外，精英阶层下还有不少对剧中人物整体的刻画，对剧作表达的正义伦理进行深入解读，对反腐斗争的艺术再现，以及运用如现象学、传播学、叙事学、现实主义美学等多种理论解读《人民的名义》带来的社会启示。

（三）大众文化的自我意识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欣赏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媒传播、模式化、易复制、按市场需要批量生产，注重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②。大众框架下的剧作解读，充满后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指代着亿万网民的文化载体。达康书记的表情包便是网民运用现代图片拼贴技术，使用现阶段被广泛应用的叙事手法对达康书记的动态画面进行相应的解构和重构，将新的元素又进行再次编码，完成一次具有全新意义的大众作品的最佳案例。除了达康书记的表情包，细节也成为网民们的一大解读热点。侯亮平查处的赵德汉堆着两亿的豪宅里，厅里的那幅画是法国画家阿道夫·威廉·布格罗的《收获归来》，收获归来的人们载歌载舞，营造了一个欢快、祥和、幸福的世界。赵德汉带着大笔现金的“收获归来”与侯亮平的“满载而归”形成对比，一语双关，极尽讽刺。丁义珍潜逃的旅店里，墙上挂着《无题》的两幅画，是绘画艺术家凯斯·哈林对集权、种族歧视、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痛恶。丁义珍的政治身份与这两幅画以及角标“人民的名义”几个字“交相辉映”，充满政治隐喻③。在剧情分析上，网友们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剧情过半时，侯亮平和陆亦可围绕着民间讨债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蔡成功这类民营企业家借贷还不起时，会被追债人关进狗笼子，或者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有的网友拿剧中的情节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于欢案做对比，认为民间讨债存在着巨大的弊端。有人看到了民营企业的艰难，对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贷款的小企业者表示极大的同情；有的则指出是因为借贷者失信在前，才导致追债人采取极端行为。民间讨债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债务体制，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大众框架话语下的受众解读，是大众文化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意识体现。它崇尚平民文化，在戏谑中对抗和规避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他们的身份也从被动接受转换成主动阐释意义的“生产性受众”，成为希冀以自己理解对媒介文本进行“解读”的“解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