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

摘 要：语言规划是一种人为性干预调节语言的行为，彰显国家战略发展趋向。明治时期不仅为日本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红利，还整合了原有非均质化的多元语言形式，构筑统一国家语言，为日本社会快速前进提供了坚实的语言保障。日本《宪法》中，并未规定标准语的国家地位，但在社会语言实践中，标准语行使着国语、官方语言的具体职能，实际享有着国语、官方语言的地位，与国旗、国徽、国歌一同构成日本国家的四大象征要素。考察日本标准语规划的时代驱动，从思想战略需求、经济战略需求、殖民战略需求三个维度，揭示出标准语规划实为日本国家战略需求发展的产物，对理解日本国家战略与语言规划间的深刻互联大有裨益。

关键词：国家战略;国家需求;标准语;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6-0072-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6009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670年—674年）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1]4。4世纪左右，大和朝廷统一了日本，至8世纪，公家政权统治达至顶峰，建立形成古代天皇体制。8世纪末，公家政权开始出现衰败，经摄关时期（858年—1086年）和院政时期（1086年—1185年），天皇朝廷的大权旁落幕府将军一侧，公家政权转向武家政权。1192年，开设镰仓幕府后，天皇仅作为既无政治权利亦无经济权利的精神權威的象征，受控于幕府①。1603年，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建幕府于江户（今东京），开启了日本最后一个长达265年的封建统治时代。1868年，明治维新改革，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率先实现独立发展的国民国家。

19世纪中期仍处于闭关锁国中的日本，在没落的封建社会制度与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力状态中，不断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危害。明治维新使原本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日本社会，成功摆脱了闭关落后的困境，走上近代化资本主义国家建设之路。日本为寻求进一步快速发展，效仿西方强国，开始实施对外殖民掠夺的国际战略。在此特殊时代背景下，语言便成为一件必要工具，维护并执行着国家现实发展要求。此语言并非任意形式的语言，而是一种需要经过洗礼的“人

造物”，即对原有语言加以规范变体，建设成符合现实发展需求的标准语。本文着眼于思想、经济、殖民三个维度，对日本国家战略需求下的标准语规划问题展开讨论。

一 、标准语规划的思想战略需求

（一）内忧外患中日本国家意识的觉醒

1.国内矛盾丛生。

封建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被划分为200余藩国藩国数目因时而异，约250-300个之间。。为了维护封建权力，幕府在各藩境设置了关卡，藩国间禁止自由流动。福泽谕吉表示，“好像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行。”[2]这种束缚人身自由的封建体制，形成了“藩即国，日本即天下”的封团独立的政治体意识。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作用下，人们的活动半径十分有限，不同藩国使用不同语言，语言间的接触与融合现象十分不明显。

17世纪末，日本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城市消费开支增大，靠微薄俸禄为生的中下层武士们生活日渐贫苦。18世纪初期，幕藩体制出现动摇，加之西方兰学的影响，国家体制改良意识形成并发展。19世纪中期，商品资本进一步发展，经济阶级分化严重，封建统治的重压和禁锢下，农民起义频发，社会改革日趋迫切与成熟。风雨飘摇中的日本，先后经过公武合体“公”为朝廷，“武”为幕府。、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等运动，于1868年，推翻了幕府统治，进入明治时代。

明治元年（1868年），为力求改变藩邦林立的封建格局，明治政府废除了既有的藩国关卡，允许国民作为自由人迁徙移动。1871年，明治政府宣布“废藩置县”，撤销封建割据的261藩，设置3府302县[3]。统一规划全国行政区域，建立起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

2.国外列强入侵。

封建统治时期的江户幕府，为防止葡萄牙、西班牙等教徒在日本实施布教活动，引发社会混乱，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1633年第1次锁国令;1634年第2次锁国令;1635年第3次锁国令;1636年第4次锁国令;1639年第5次锁国令。。至1853年美国人佩里将军敲开日本国门为止的220年间，幕府只保持着与中国和荷兰等国的往来关系。

锁国期间，西方帝国掀起了全球势力范围的殖民扩张，俄、英、美、法等国不断扣关日本。18世纪初，沙俄作为首个试图殖民日本的国家，从“千岛探险”开始不断南下。至1854年，日俄、日英、日美均展开了十数次的接触、交涉。这些列强国家不约而同地向日本提出开港通商的要求，但均遭拒绝。

由于俄、英、法列强忙于克里米亚战争以及鸦片战争，无暇顾及向日本的扩张活动。1853年，佩里将军率先抵达浦贺湾，以武力敲开日本国门，威逼日本开港通商。翌年，复率军舰至江户湾，与日方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其后，法国、英国、荷兰、俄国都与日本签订了类似不平等条约，横滨、长崎、下田、函馆等通商港口被迫开放。

面对国外列强，日本民众表现出极大的“国家关心”，对于“佩里来航”后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江户等行政部门动向，就连偏远村庄的首领文书中，都进行了相关记载[4]。这种“国家关心”的自觉只有在强烈感受到来自外国的不对等势力压迫时才常会出现，且不对等势力压迫作用越大，“国家关心”自觉度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关心”多转化为“国家意识”，其后易表现为民族自觉的国家独立改革运动。

3.国家意识逐渐觉醒。

早期的国家意识主要表现在上层精英阶层群体中，当遭受外来势力频繁威胁时，便刺激产生出近代国家意识的萌芽。“国学”“海防论”等观念的出现，便是寻找国家精神根源和国域统一的思想转变的表现。贺茂真渊认为，“唐文化未输入前，日本仁义满天下，输入后则恶人产生”[5]。通过否定他者，以自觉的优越性伴随着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审视，探求国家存在的“真正精神”。林子平强调，“不可从幕府和各藩独自立场出发，需将日本国民作为整体，以加强国家外敌防御”[6]。受西洋强敌的震慑冲击，他者异族观念惊醒，藩国独立政治体思想渐变瓦解，国家历史命运共同体意识悄然形成，但这种自觉的国家意识觉醒，直至明治时期才表现为全国规模。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经“荷兰风说书”传至日本，使得自古膜拜中国的日本大为震惊，对于西方外来势力的侵略倍感恐慌。佩里将军的武力扣关，使得深感外压的日本的国家意识愈发觉醒，国民自觉空前高涨。竹越与三郎表示，“外敌入侵前，藩国思想如铁石般坚固，国民思想丝毫不在……美军舰入浦贺港……对外同仇敌忾，诸藩间猜疑、敌对全无，三百列藩皆兄弟，百千万民皆国人。国家意识油然而起。”[7]这一时期，部分有识之士如坂本龙马等，同样为提升各藩国国家整体意识，致力斡旋于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提出雄藩联合治理国家的对策。在与西方殖民势力的角逐危难中，备受集体压迫的日本民众，对国家未来表示出了焦虑和担忧，寄望国内去异求同、一致对外，这种“国家忠诚”替代了旧存的“藩国忠诚”。

（二）标准语与国家思想筑建

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欧洲国家的主权、领土等原则问题，促使欧洲独立主权国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中期，打破幕藩体制藩篱的日本，在对内寻求发展，对外寻求独立的动荡社会中，效仿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着民族意识的养成和自主国家的建设道路。

以大和民族为主体的日本民众，长期生活在共同的政治地缘当中，这些政治地缘具有十分明确的地理边界，成为民族国家内部最为自然关联的基础。在族群共享居所的天然壁障中，集体进行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济生活，拥有着统一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

宋蜀华和白振声认为，“人类不仅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也生活在由语言所构成的观念世界里”[8]。进入近代，日本面临外国压制，在维护国家尊严，争取国家独立的影响下，“日本民族固有血缘团体 ”[9]的共同历史记忆被唤起，亟待在中西方夹缝中，确立自我认同和他我认同，培养均质化的国家国民。在这一过程中，标准语成为国家思想筑建的重要战略手段。

标准语中蕴含的“国语”理念非生来之物，李妍淑认为，“这一理念在明治20年代的精神土壤中诞生，并在甲午战争达至顶点”[10]。标准语作为国家运营的中枢语言，超出语言学概念范畴，与国家建设相结合，成为附和国家意志的战略产物。

1902年，伊泽修二对赴日考察学务的吴汝纶建议，“欲养成国民爱国之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为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名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11]语言统一可以聚力，语言差异可以散力。统一的国家语言在纵向推移和横向蔓延过程中，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影响着全民语言趋同，塑造着国家国民意识的形成，维系着国家国民的情感。统一语言承载的信息将国家事件时空一体化的渗透至全国。民众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获取、认知，形成群体羁绊，产生国家共鸣，建构“集体生成性记忆”[12]，完成国家国民心中联结的精神意象，增强国家国民的集体认同。

1894年，《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缔结，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国内自由居住、旅行，日本社会形成杂居状态。从欧洲留洋回国后的上田万年表示出乱世中的语言担忧，并多次说明国语与国民国家思想建设发展间的密切关联，强调标准语之于日本国家、日本国民的重要作用。“国语状况犹如现今内地杂居乱象……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国语现存。”[13]同年，他在哲学馆进行《国语与国家》的演讲中提出，通过“土地”“人种”“结合一致”“法律”四要素，可预知国家未来的兴亡，“结合一致”中主要涉及历史习惯、政治意识、宗教、语言、教育五项内容。此外，上田万年还强调，“国语与一国名誉、一国秩序、一国命运相伴……培育着国民的思考力和感动力”[14]。

老舍先生指出，“语言统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15]。日本将原属藩国藩民教化为国家国民，标準语发挥了关键效用。语言是一种最易感知和识别的无形屏障，客观地将族群内部与外部割裂开来，成为族群内部最自然的交往媒介、区别特征和符号象征。语言是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族群共享事物的重要载体，是对内认同、对外排斥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描写手段。对标准语的选择与使用，是国家国民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语言统一有益于语言共同体统一，有益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二、标准语规划的经济战略需求

（一）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

明治以前，德川幕府掌控全国1/4的直辖领地，以及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交通要地。剩余3/4的领地作为“藩”，采用分封制形式授予约200余家大名统治。将军和大名将领地分配给家臣作为“封地”，下层武士仅从藩主处领取俸禄用以生活。占人口总量80%的农民，人身依附于所属领主，被牢牢限制在耕作的土地上，禁止自行流动。

伴随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粮食出现了剩余产品。16世纪末，稻谷年产量为1 851万石，1697年，增至2 580万石[16]。自给自足的自然农村经济开始瓦解，商品化农业经济发展显著，从农民中产生出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

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使社会活动发生深刻变化。封建领主们生活奢侈糜烂，收支状况紧迫。诸侯无论大小，皆国用不足[17]。于是，通过或减少家臣俸禄，或向富商借款，或在大阪等地建立粮仓用以贩卖收获的贡赋租米等手段，弥补每况愈下的开支。以靠俸禄为生的下层武士生活十分困苦，部分下层武士被迫从商。部分特权商人为领主代售货品，依凭剥削着小工商业者以及农民，进而获取巨额资本。阶层间主动或被动的商业化行为，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此时的藩主们，虽然在政治上依旧保持着封建割据局势，但在经济上，已逐步呈现规模化商业模式。

商品经济冲击着原有封建经济结构，打破了藩国间主观人为划定的沟壑。地域间、城乡间分工不断扩大，商品流通、商业合作愈发加强，商业间业务种类分工愈发明显。正德年间（1711年—1715年）的批发行达1 800余家，商品的批发、兑换等行业种类数达82种以上[18]。例如，在植棉业中，就出现了巡回包买的“采棉商”、专司剥绒的“去籽行”、中转贩卖的“批发行”、经办运送的“运输商”、各地买主的“买棉商”、弹制原棉的“大铺家”、兜售棉纱的“中间商”、加工棉纱的“织布商”、渲染织布的“染色商”、销售衣料的“布商”。从原产品生成至销售整个过程中，需要有近十四五道分工程序才可完成[19]。此外，由于生产需要，还出现了超出家庭内部生产的雇佣关系形态。

18世纪后期，封建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渗透，生产生活布局演变，经济结构重组，农村中的豪农豪商和城市中的町人阶层，已经表现出资本主义倾向，但由于受制于阶级局限性的影响，这种资本主义倾向具有一定狭隘和软弱。商品生成的家庭式手工业占据主要比重，工厂式手工业至1867年，仅188家[20]。且其中多属各藩国为加强防御而开设的以官营形式为基础的军事工业，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实力也较为薄弱。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十分成熟，明治政府为了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于明治初期便开始有计划实施“殖产兴业”。殖产兴业主要以政府的工部省和内务省为主要负责机构，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治权利和财力，通过政策支持等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要对象，大力扶植资本企业发展壮大。

明治政府第一步大力利用国家力量实力诱导，自上而下培育现代官营企业。政府接收整改原有藩国机器工厂，形成两大陆军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两大陆军工厂即东京炮兵和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即筑地海军兵工厂和横须贺海军兵工厂。。未列入陆海军工厂的原有藩国机器工厂，多数归于工部省管理经营。第二步将这些官营企业廉价处理，将官营企业转让给资本家，扶植近代资本主义成长壮大。

经济市场机制下，为帮助全国性物资快速流通，1870年3月，政府投资建设了首条东京横滨铁路;11月，建设了神户大阪铁路;1973年12月，建设了大阪京都铁路。此外，1882年2月，民间投资建设了东京青森铁路，后私营铁路公司不断增加壮大。1894年，官营铁路总里数为929英里，私营铁路总里数为2 473英里[21]。

在政府支持下，陆运、航运也同样呈现规模性发展，交通干线通达全国主要地域。全国性密集交通网连接着各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密切了全国各地区间联系。交通的畅通发达，激发商业急速前进，经济资本活动更加快捷，范围更加扩大，全国经济市场同一化渐行成熟。

此外，1895年的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重要推手，当时中国的赔款金额相当于日本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在这笔赔款的帮助下，完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百年才可能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也成为日本资本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1890年代，日本基本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工业化工厂由1860年代后期的405所，增长至1880年代后期的3 344所，且其中多为近代性质的工业化工厂。贸易结构由明治初期的以出口原材料、半成品等为主要形式，转变为工业品出口额占据较大比重。公司数量由1894年的约3 000家，激增至1898年的7 000余家[22]。1906年的產业工人数量，较1886年扩大了6倍，达至60万人[23]。

（二）标准语与国家经济发展

鉴于信息传递需要，明治时代之前，社会上层群体在口语层面，常使用“谣曲”日本传统艺术“能乐”的台本，是武士们精通的艺术。作为基本交流手段，如诸大名进行“参勤交代”1635年起法制化，是控制大名的一种制度。各藩大名需在江户执行一段期间的政务，后返回本藩执行一段期间的政务，外样大名为期约一年，关东普代大名约半年。时，西国大名与东国大名使用“谣曲”交谈[24]。书面语层面，由于上层人士一般具有汉文习得经历，因此多采用声音视觉化的汉文训读体作为书面语言实现交流。普通民众受活动半径以及教育程度所限，只得四方之士，各言其声，在其居住地范围内使用本地域方言完成社会交际活动。

明治维新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工业化浪潮中，经济市场蓬勃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加剧了人口集聚，民众大幅度跨地域、跨阶层地集中社会移动。三大都市圈即京滨都市圈、阪神都市圈、名古屋及其附近的传统都市圈中，1920年的人口较1897年增加了约1-2倍（表1）。

人口的移动，国内经济市场的逐步扩大，促使语言间接触融合。经济活动、贸易交往的各个环节，如物资传送周转，商品销售买卖等，都需要语言提供服务。由于没有共享语言形式的存在和使用，开展商品经济活动时，不得不雇佣擅长双语的人在其中担任语言桥梁，这便浪费了人力资本、时间资本、经济资本。影响信息交换的效率和时间外，增大交易开销，也会出现因语言误解而造成经济交往中的误会，降低商品贸易成功率。为规避由于信息传递低效或失败而造成经济效率下降与经济交往不畅，以最小损耗顺利完成经济交际目的，须采用恰当的方式和手段，将原本非同质的语言进行统一标准化。构建适用于各年龄、性别、阶层、职业、地域间交流共享的“超方言”标准语体系，为促进资本经济发展完善的得利举措。

赵世举表示，“语言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26]在低流动性的碎片有限经济市场，非均质化语言其冗余性尚不明显，但在高流动性的整体无限经济市场，均质化语言其效率性便十分凸显。普尔（Pool）认为，“一个在语言方面极其繁杂的国家却总是不发达的，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语言的统一性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条件。没有（或甚至有）语言的同化，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那么语言的统一（首先是通过语言的学习，然后是通过语言转用）也将接踵而至。”[27]

一定情况下，统一的国语，易于实现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分歧的方言，可能在商业活动中形成障碍，对经济发展也许是一种损害，伤害经济市场的蓬勃兴旺。经济发展依赖语言统一，统一语言是统一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统一市场的形成，可以促使国家贸易事业越发强大。经济越进步，统一语言的价值越为凸显（图1）。

语言具有资源属性，是交换工具和信息载体。斯大林指出，“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做为社会而存在下去。”[28]统一语言在分享获取经济信息、实现经济红利、增添经济活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使得经济活动边界扩大化。因为经济触角延展到某地区，语言也自然跟着延伸至该地区。商品外销至异地，必然会与异地商家进行语言交际，采用均质化水平较高的语言，沟通自然顺畅。良好的语言使用环境，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迈向近代工业化道路的日本，财力护航，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改善交通，兴建新式铁路公路，可为共同资本经济的快速形成发展提供硬件基础;均质化的语言，可为共同资本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软件保障。经济接触，常以语言接触为先导，而经济发展，对语言改革提出新要求。摆脱因语言分歧带来的经济制约，革新现有语言形式，通过行政手段，人为规划出较为统一的标准语言形式，自然成为日本国家战略之急。

三、标准语规划的殖民战略需求

（一）殖民主义理论与实践

1.殖民思想表现。

日本很早就有殖民他国的思想意识。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向织田信长谏言，“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29]图谋借朝鲜之势，侵入中国，将中、日、朝三国合并，并计划进一步将殖民范围扩大，意图占领天竺。

18世纪末，本多利明基于“国用不足，天灾之际，饥饿之庶民产生”[30]的可能，提出国家发展战略的四大急务，属地（殖民地）开发便是其中急务之一。向北窥视俄罗斯领地，认为北纬51°～70°之间的堪察加范围不能任由处之，表现出为实现本国利益，不惜采取非正义的战争手段，在异国掠取资源补给本国，为殖民侵略描绘伪善合理性。

19世纪后期，山县有朋首相在呈递天皇的奏折中，提出国家独立自卫的两种途径，一则为捍卫主权线，一则为防护利益线[31]。其中，主权线主要涉及国家疆域问题，利益线主要涉及与主权线关系密切的其他区域。主权线是国家独立发展的基础，利益线是国家快速发展的手段。捍卫主权线是进步的表现，但为了巩固主权而进一步实施攫取利益的军事开发行为，则是退步的表现。

同时期的福泽谕吉表示，将亚细亚东方国家视为恶友，予以谢绝，主张加入侵略者西方国家之列，一起寻求可供殖民的良饵之地。东方主义意识中，将欧洲与欧洲外的他者二分化，欧洲外部事物皆属亚细亚范畴。福泽谕吉膜拜欧洲，无论其行径正义与否，皆为先进文明，而亚细亚诸国则与之相对属野蛮落后，故借口“为使亚细亚诸国同为文明国家”，欺名盗世，借武力“直陷北京，更进而蹂躏四百余州”[32]，对于亚细亚诸国加以伤害。

2.殖民具体实践。为实现“海外雄飞”，日本急于妥善处理两种国际关系，即修改不平等条约，与帝国列强达成平等关系;与帝国列强为伍，实现对外侵略的不平等关系。在处理两种关系时，并非先后进行，而是通过不平等关系的处理，日渐充实国力，与帝国列强不断交涉，辅助完成实现平等关系的目标。1894年，日本着手计划修改系列不平等条约，至1911年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改正案》，系列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真正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

1871年，日本首先通过与清政府缔结《日清修好条约》，恢复两国官方交往，完成与清朝对等位置的更迭。1872年，单方面宣布琉球为日本国内藩，置于鹿儿岛县管辖范围内。1875年，强迫琉球结束自1404年便开始的与中国的正式朝贡册封制度，禁止向清政府朝贡。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1874年，以高山族民杀害琉球船民的“牡丹社事件”为由，在美军帮助下攻打中国台湾，后经英国调停，中日双方签订《台事专约》，日方掠取50万两“抚恤金”。

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署《日朝修好条约》，除釜山外，另开放元山和仁川两个通商口岸。19世纪，中、日、朝三个锁国的东亚国家相继被迫开国，中国和日本是在西方列强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的，朝鲜则是在日本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的。

伴随国力增强与国家发展利益需求，日本逐渐走上殖民化发展道路。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台湾沦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进入20世纪，日本继而向朝鲜、中国、东亚诸国掀起全面殖民侵略，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外战略体系。在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区域内，为更有效获取最大统治利益，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殖民外，还不遗余力地兼顾采用文化殖民手段，通过语言殖民同化，最大限度直接有效地将殖民地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日本化。

（二）标准语与国家殖民同化

语言是社会关系形成和维系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对语言活动的管理和束缚，进而能够实现对社会活动的管理和束缚。帝国的殖民行为，伴随着帝国语言的扩展延伸。强有力的语言殖民同化政策，有效提升殖民政府权力，降低殖民统治成本，迅速加固殖民霸权操控领域，扩展殖民语言传递范围。为加固和增强自身殖民统治服务，日本殖民政策中，充分借助政治力量，施行语言同化。

日本为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寻求独立发展道路上模仿对手。发动战争殖民他国，以掠取资源维护统治。在對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借由军事力量实施语言同化。与文化同化、宗教同化相比，语言同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日本文化深受着充满了中国色彩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色彩的现代文化影响，日本宗教包括佛教、神道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派别，佛教与神道教信奉者数量不相伯仲，一人信奉多教者屡见不鲜。文化、宗教等其他殖民国家可借由进行殖民同化的工具，对于日本而言，都并不具备独特专有性或归一性优势，对殖民、半殖民地区民众而言，也便不具备强势吸引力。

殖民语言同化政策使得标准语的制定从国内问题变为国际问题。政策制定实施中，日本首遇的一大难题便是，侵占中国台湾地区初期，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日语。基本语言形式未有成型，不能满足实施殖民语言同化的基础条件，也就无从谈起殖民语言同化政策的实施工作。面对殖民局势的现实急需和长远前景，探求适宜国家殖民发展作用下的语言形式已迫在眉睫。对此，伊泽修二明确表示，“台湾推行日语，必须要明确日语语调基准，整理统一日语”[33]。上田万年建议，“以一千五百年来使用过的日语为基础，形成新国语，并将其根植普及于支那”[34]。这种新国语，并不等于以往既定持续使用的语言形式，而是需要经过科学总结分析，将这种可塑性的日语精心雕琢，统合成多元复合的标准语。

20世纪初，日本政府依靠国家力量开始促使国内语言标准化改革。1900年，明治政府成立“国语调查会”。1902年，改名扩充为“国语调查委员会”，归属文部省管辖，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制定标准语。经过多年努力，形成《口语法》《口语法别记》等重要成果。《口语法别记》前言指出，“台湾地区和朝鲜纳入我国内，其地区人民同化为我国民，教授我国口语为第一要务。就此，口语须制一定规则，口语法为现世必要之物”[35]。可见，近代日本国语改革，几乎与殖民地的语言同化政策相伴相生、并肩而行。

承载着日本文化、宗教、精神的标准语，成为另一种有别于军事力量的武器，桎梏着殖民地区的人们。将这种语言强制输出殖民、半殖民地区，试行集体殖民催眠，以剥离旧有的国家归属与国家认同，培养无形的新型群体连带感，增强对殖民宗主国的依存和服务观念。

实质上，这是日本为巩固维护国家利益，在殖民、半殖民地区实施的一种浓厚利己主义殖民权利侵略。通过剥夺他者利益，获取更大发展。国语有力塑造殖民意识的深刻感染，促使殖民政策的上令下达，增强殖民政策的社会影响，巩固殖民政策的霸权优势。

结 语

标准语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标准语建设问题。但因国情不同，各个国家标准语确立的时代需求有所差异。日本在客观要求与主观意志双重交织中，较早的统合确立标准语言形式。

内忧外患中的日本，仿效早期西方国民国家寻求构筑标准语。标准语有力促进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养成，其确立是国家思想建设所需。经济发展中的日本，国内统一经济市场的形成需求构筑标准语，标准语高效促进经济快速进步和发展，标准语的确立是国家经济发展所需。殖民统治中的日本，殖民地资源最大利益化要求构筑标准语，标准语不断协助殖民政策实施和殖民权力巩固，标准语的确立是国家殖民同化所需。

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属于标准语确立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而殖民基础的必要性，相对于前两者则更为凸显，可以视为标准语确立的直接因素。在国家战略需求作用下，必须对语言物质外化的规范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合理确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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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Research on Standard Language Planning Issues under Japans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

WANG Lu1，2

（1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Language Standard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100089，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3，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planning is a kind of human intervention and adjustment of language behavior， highlighting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Meiji period， Japan not only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fields. It also integrated the original heterogeneous multilingual language forms to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language， which laid a solid lingu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progress of Japan. In Japans Constitution， there is no clear stipul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us of Standard Language. But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language， Standard Language performs the specific functions and enjoys the specific status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official language. Standard Language，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flag， national emblem and national anthem， constitutes the four symbolic elements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Japanese state.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driving force of Japanese standar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Japans national ideological needs， economic and colonial strategic needs， trying to reveal that standard language planning is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Thi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Japanes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language planning.

Key words： national strategy; national needs; Standard Language; language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