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

摘 要：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开展环境外交的国家，参与环境外交的行为体包括由政府和官僚机构组成的决策层、由企业界和科学家群体组成的中间层、以及由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组成的草根层。无论是在双边、地区甚至全球性的环境合作领域，都能发现日本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的特征。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虽然有难以克服的弊端，但会帮助日本实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道义等多重功能，且在客观上对全球环境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日本; 环境外交; 多元主体; 动因;效果

中图分类号：D83/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6-0001-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6001

环境外交是指在国际社会防治全球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条件下产生的新兴的、独立的外交领域，它是环境外交主体通过外交方式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的总称。执行环境外交的主体，是指环境外交活动的承担者或实施者[1]。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仍然是执行环境外交的核心行为体，国际环境关系主要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公民社会的崛起，主权国家不再是唯一执行环境外交的行为体，越来越多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在环境外交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也最早将环境外交纳入国家对外政策的范畴。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日本认为“地球环境问题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构筑新的和平与繁荣框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2]。因此，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开始提出各种构想倡导环境保护、实施环境外交，不仅在国内加强环保措施，还不断推动地区性和国际性的环境合作。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地区性的环境合作中，都能发现日本有多元行为体在共同参与和推进。

已有零星的研究在关注日本环境外交的行为体。Midori关注日本国家层面的行为体，认为日本国内环境政策的三角行为体由环境省、产业省和最大的企业联合即经济团体连合会（简称经团联）组成;而国际环境政策的行为体则是由环境省、外务省和产业省及其密切关联的企业组织和团体组成[3]113。Asuka在研究日本环境援助时，在关注上述行为体的基础上，谈到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4]。在中国，林晓光在其研究中提及日本环境外交“行为主体层次较多”，但主要考察日本政府的環境外交，未充分介绍各行为体在环境外交中的职能和作用[5]。宫笠俐以批准《京都协定书》为案例探讨了日本环境外交的决策模式，比较全面的提及各行为体及其各自考量如何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包括官僚机构（环境省和产业省）、企业界，以及NGO和公众[6]。该研究的缺陷是将这些行为体的作用和职能局限在具体案例上，而忽略了这些行为体在环境外交中发挥作用的其他方面。既有研究基本呈现了日本环境外交的相关行为体，但侧重点是其参与环境外交的目标、具体内容和作用这些研究包括：Hedenori Nakamura. The surprising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Japanese collabo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011（3）： 219-250; Qinghua Zhu and Yong Geng.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leading manufacturers： case studies in Japanese large companies[J].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2010（4）： 380-392; Kenneth E. Wilkening. Culture and Japanese citizen influence on th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ssue in Northeast Asia[J].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9（4）： 701-723; 林家彬：环境NGO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对日本环境NGO的案例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2）：39-43;任斌.日本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实施中的作用[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12）： 72-78.。由于日本环境外交行为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现有研究尚未对其一一介绍。本文旨在对日本环境外交主体进行分门别类和系统的层次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的动因、效果，并总结其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环境外交的主体层次

按照行为体地位、作用的不同，本文将执行和参与日本环境外交的多元行为体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中间层和草根层。决策层由环境省、外务省、产业省等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组成，直接参与环境外交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间层由日本企业界、科学家群体和学术界组成，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 日本非营利组织（NPO）表现为各种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形式，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环境、扶贫及慈善等方面为社会公益提供服务。NPO与NGO差别不大，本文将二者一概而论，NGO更强调非政府性。和日本公众组成了环境外交主体的草根层。各层次行为体在环境外交中的职能、表现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因环境议题的不同而不同。

（一）决策层：制定决策并主导外交

环境省是决策层中与环境事务最直接的一个官僚机构，是日本环境政策的发起者和环境外交的决策者。1971年2月16日，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建立环境厅，旨在解决国内的污染问题，以控制公害和保护自然环境。环境厅成立之初在日本内阁等级结构中的存在感较弱，仅关注国内的环境问题并发布年度《环境白皮书》。随着“环境”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环境厅在1990年7月设立全球环境部，关注的议题从国内转向国际，并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现状提出一些加强国际合作的计划与政策建议。同时，环境省预算少、地位低的境况得到改善，权力逐渐增大。2001年，日本参议院外交与安全调查会将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其职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地位的提升和强化促使其责任得以拓展，环境省官员也成为日本内阁的主要成员，人员编制也有所扩充。较之其他官僚机构，环境省更支持环境保护，因为它不涉及商业利益，但是环境省因资金有限不能参与更多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其主要活动是管理国际会议项目、国际环境谈判、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研究和联合评估、参与联合国环境问题相关组织机构的活动、培养人才等。

外务省是拓展日本环境外交的中心。1988年，外务省首次宣称全球环境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议程[7]。从1989年开始，外务省在每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有大幅介绍环境议题的内容。外务省与环境省在环境外交上有工作领域交叉，但是外务省更强调日本对全球环境的国际贡献和国际环境合作。外务省主要负责政府开发援助（其中环境援助）纲要的制定和实施，推进技术合作，与国际环境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充当其他官僚机构之间的“协调人”。外务省在实施环境外交的过程中还有相关的支持机构，包括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株式会社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驻外使馆等，配合并协助外务省开展国际环境外交活动。

经济产业省主导日本的产业与经济政策，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确保日本经济和产业顺利发展。就环境政策而言，产业省的影响不可小觑。环境厅成立之初从产业省借调人员，这些借调人员在预算、规划和协调等部门承担要职，使得产业省能够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远大于环境利益。产业省的环境哲学是“技术解决环境病”[3]139。在环境外交上，产业省不仅是决策团队中的重要一员，还是环境省和日本产业界之间的交涉者和协调人。产业省环境外交的主要内容涉及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宗旨是要将环境与日本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日本其他省厅如气象厅、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等也在相关问题领域参与环境外交。各官僚机构地位平等，在各自的职权和专业范围内分散进行，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在决策层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显著，在日本的47个省和800多个城市中，有43个省、23个城市参与了各种形式的环境外交[8]，地方政府参与环境外交的形式多样，如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专家、接受实习生和外派专家、与国际组织合作、组织联合研究等等。且日本地方政府的环境外交可以不受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各自决策、自行开展，如日本地方政府自发倡议了各种“城市间环境合作项目”，与其他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形成姐妹城市，一方面传播日本地方的环境治理经验，同时也帮助其他国家改善环境。

（二）中间层：科学研判和提出建议

由日本企业和科学家群体组成的中间层在环境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各国登记在册的致力于环境治理的企业共有129 000所，日本占169%，高居世界第一。有环境外交项目的日本企业包括日产、本田、永旺集团、住友化学、佳能、丰田、陆奥银行等，这些企业大多制定了海外经营过程中的相关环保方针，且参与环境外交的形式多样，如将环境标准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参与国际环境组织的生态项目、参与国际环境会议、与当地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开展联合项目等。在督促企业参与环境外交上，日本经团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团联是一个为了企业、以企业为会员的经济团体，在日本产业界与政府之间发挥着核心的连接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团联认识到保护环境是企业存在和開展活动的必要条件，因此，从消极应对国内公害问题转向积极参与环境外交，理事会还在1991年通过《地球环境宪章》，呼吁企业要做世界的“优秀企业公民”[9]。中间层中的科学家群体是由日本一些主流的环境研究所、环境教育专家和学术界人士组成，这些科研机构或隶属于日本省厅或为独立机构。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研究所包括环境省下的国立环境研究所、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所、电力中央研究所、农林水产省下的林业产品研究所和产业省下的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这些科学家群体与官僚机构之间的互动频繁，因为官僚机构会资助科学家的研究活动，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也给政府提供政策参考和解决方案。例如，日本的环境科学家在认识到黄沙问题是一个地区性甚至国际性问题上提供了科学依据，不仅揭示了相应问题的存在从而为地区环境合作奠定基础，还帮助提升了地区国家进行环境合作的意识。日本环境外交主体的中间层不仅与决策层之间保持紧密联系，提供政策建议，而且能够直接影响日本公众，普及环境知识，引导科学地保护环境。

（三）草根层：施加压力也影响决策

在草根层，日本环境NGO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迅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国际化趋势。现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NGO总数达4 378个，NPO有9 743个，占日本全部法人团体的275%，主要分布在47个都道府县，覆盖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如环境教育、自然保护、城市建设、森林保护及绿化、美化和清扫、全球变暖等[10]，比较活跃的有“日本热带行动网络”“绿色地球网络”和“日本环境财团”。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日本政府看到了NGO的作用，开始对其进行一些财政和技术支持，帮助NGO参与保护全球环境。环境NGO的活动经费还来自民间资助、会员会费、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自治体提供等[11]。NGO参与环境外交的形式多样，普及知识和启蒙宣传的诸多，但也参与设定环境谈判议程，有些NGO会通过提供某一环境问题的科学信息，宣传危害性，加深认识，使其被列入国际谈判的议题，从而对国际环境机制的形成做出贡献，有些环境NGO还直接开展国际合作活动等。

草根层中还包括日本的市民团体和公众。关于日本公众的环保意识，在1990年到1992年的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应发挥的作用时，475%的公众认为是“为全球环境事务做贡献”[12]。日本内阁府2016年对公众环境意识的舆论调查显示，关心地球环境问题的人高达872%[13]207。尽管NGO和公众处在草根层，但在环境外交中的存在感并没有被弱化，这与NGO的活动趋势特点有一定关系，在环境NGO的最初发展阶段，其活动方式大多是“问题告发型”，举行与政府对立的市民活动，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NGO的活动逐渐转向“建议型”“游说型”，新世纪之后NGO开始开展“协作型活动”，与企业、行政机构积极对话、交流[13]209。NGO和NPO还发挥了中介组织的作用，给市民提供支援中心等工作场所，开展咨询活动，举办研修会、研讨会支持市民活动。这就使得草根层在环境外交中不仅是施加压力的群体，而是能够直接参与到政府的环境外交活动。例如，一些环境NGO和市民代表多次参加“东亚酸沉降网络”在日本新泻县举行的政府间会议，直接或间接的表达诉求，影响政府的环境外交行为。

战后日本的政策决策过程，总体上为官僚主导，但也包揽多元主义，这一特点打破了政府包办环境外交的传统思维，允许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众多行为体参与环境外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环境外交形成了以政府官僚机构（环境省、外务省、产业省）为中心，其他省厅协同推进，相关法人机构为支持机构，科学家群体助力，企业与商团配合参与，NGO与社会广泛支持的特征。多元主体所处层次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决策层在环境外交中发挥主要作用，制定决策，主导环境外交进程并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活动，中间层能通过一定渠道与决策层保持联系，影响政府决策，又能直接影响草根层。然而决策层的作用并非自上而下，因为许多环境问题是由科学家群体经过论证发现或由草根层推动提上政策议程，各层次的关系也并非单向，正如图1箭头所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

二、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的动因

日本之所以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首先，日本的环境立法中有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各界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1993年日本颁布的《环境基本法》和1994年的《环境基本计划》中明确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共团体、企业和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这就从法律上把各个行为体都纳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列。其次，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深受环境公害之苦，整个社会已经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且养成一些环保习惯，如垃圾分类、日常空气监测、家庭二氧化碳排放计算等等，加上日本政府一直重视环境教育，使得这种环保意识与习惯深得人心[14]。最后，对日本各层主体而言，生态诉求绝非开展环境外交的唯一根源，环境外交较之能源、贸易、投资等领域，具有一些鲜明特点，它具有“全球性、长期性、滞后性、不确定性、公益性、科学技术性”[15]，这些特征会给实施环境外交的各层主体实现多元化利益诉求。日本参与环境外交的动因总体而言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道义、公益等各个方面。各层次主体在对参与环境外交的诉求上有重叠之处，但因地位、角色、价值追求的不同，对这些诉求也表现出不同的轻重缓急。

对决策层而言，政府行为体参与环境外交与其战略意图密不可分，在国内层面，参与环境外交对官僚机构而言预示着新的力量和资源;而在国际层面，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密不可分。冷战之后，环境问题被公认为是一个影响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在日本政府看来，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课题，也是一个“人的安全”的课题[16]。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范畴，希望通过有效的环境外交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之后，地球环境问题如酸雨、海洋污染、气候变化等也成为日本政府应对“人的安全”的首要课题[17]。其次，日本在战后政治、军事力量发展受限，日本政府转而将重点移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环境等功能性合作领域积极参与，以树立“国际环境领导”的地位，为其“入常”和政治大国的目标铺路。在日本政府看来 ，“地球环保事业迄今为止尚无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不管是哪一国，只要在这一事业中作出最大贡献，就理所当然的居于领导地位”[18]。再次，对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来说，环境也是一个蕴含巨大商机的领域。日本政府与企业界都认识到国际环保事业的发展会对环保技术和设备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日本已经积累一定的经验且拥有先进的技术，因此对发展环保产业、拉动经济、促进就业寄予厚望。决策层的战略意图突出体现在其环境外交的具体实践中，在地缘上立足东亚，拓展至亚太，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对象;在内容上积极参与创建地区性、全球性的环境制度，环保外援也主要是用于帮助日本企业出口产品、开发新技术，实质是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最后，决策层的环境外交也不乏承担国际责任与担当国际道义的考虑。日本自战后很长时间内追求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过度采伐，对当今全球的环境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日本前首相宫泽喜曾表示：“创造一个对地球温柔的日本是日本的国际责任。”[19]且就环境政策而言，日本是唯一一个包含对环境受害者有补偿体制的国家。

对于中间层而言，企业是一个能从环境外交中获取利润的群体。首先，重视环境外交意味着日本企业可以通过环境外交盈利，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界与产业省的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当然，对有些企业而言，参与环境外交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例如，丰田公司在其制定的《地球环境宪章》中提出了行动方针，即在汽车的开发和生产活动中要最大限度的控制排放，作为社会的一员开展环境保护合作。住友化学也较早提出“责任关怀”活动，即从产品的开发、制造到使用后丢弃的整个过程都要考虑环境和安全[13]191。在中间层，科学家群体专注科学研究以强化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并改善地球环境，更重视参与环境外交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分享价值。他们通过成果汇报、信息分享、国际会议等参与环境外交，更希望在环境议题上形成“认知共同体”，从而促成各国之间形成共同的理念、信念、合法性標准和政策规划，推进在环境议题上的合作。

对于草根层而言，参与环境外交更多是追求一种公益与道义的效应，通过参与环境外交传播日本文化、扩大民间交流并增强自身的政治参与。“绿色地球网络”所设定的活动目的是“协力在自然中生活的人们一起保护森林”;“沙漠绿化实践协会”在中国的设立经纬是“防止黄河现象以及阻止沙漠化”，旨在通过开发绿色项目来面向世界和平。为了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问题，受到联合国认定的NGO组织“日本地球之友”从保护自然以及保护在自然中的生活这两个视点来参与环境外交[20]。日本公众浓厚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对环境外交的关注和参与，且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保护环境的文化，公众希望通过参与环境外交分享日本公害的经验以及教训，传播日本文化，达到与世界各国交流的目的。当然，对于草根层而言，参与环境外交也是参政议政、增强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在日本各级政府环境治理的相关立法和审议程序中都不乏NGO和公众的作用。

三、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的效果

日本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不仅有助于实现日本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还对地区甚至全球的环境治理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推动了地区性、国际性环境机制的生成。在全球层面，多元行为体尤其是日本决策层活跃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种环境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气候变化谈判系列会议等都是日本阐发环境外交、提出全球环境倡议、在环境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场所，日本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形成。日本政府也曾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其中《京都议定书》的生成与日本全方位推动环境外交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地区层面，由于日本在环境治理上有显著优势，又是地区内发达国家的代表，因此在地区环境合作议题上也发挥了中心的作用[21]。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倡议主办“亚太环境会议”之后，日本将亚太地区作为环境外交的核心区域，不仅倡导和推动了各种地区性环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等等，而且也是东亚所有环境多边机制中的核心一员，提升了在地区环境合作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促进国家间合作，改善国际关系。日本多元行为体参与环境外交促成了日本与其他国家在功能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改善了日本与邻国的关系。领土、安全、历史认知等始终是日本促进与中、韩合作的负面议题，而三国政府在环境领域更容易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日本各层次主体对中国的环境外交与环境合作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同时，日本地方政府推广的城市项目，已经在很多地区很多国家形成了城市合作网络，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日本促进了与各国的环保部门与城市的对接关系。以科学家群体和NGO为代表的中间层和草根层在东盟创建了大量的论坛和信息分享平台，有助于各国在环境议题上形成共识，采取相似的环境合作方法[22]。更重要的是，多层次主体参与环境外交对国际关系的互补性作用明显，当政府层次的关系失灵时，中间层、草根层的角色与作用能够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新突破口。例如，在日中关系、日韩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甚至“政冷经冷”的困难时期，日本中间层与草根层通过环境合作建立的关系网络起到了融合国家民众感情 、强化联系的纽带作用。

最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赢得国际美誉。日本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有助于环境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落实，能给解决环境问题带来切实好处。环境属公共产品，保护地球环境是一项惠及千秋万代的公益性事业，各国人民都能从中获得惠益。日本通过环境外交提供公共产品的努力受到普遍认可，无论是新闻媒体报道还是国际机构的舆论调查，日本的国家形象都位列前茅。外务省近些年在美洲、欧洲、东亚等国家频繁开展舆论调查，结果都显示各国对日本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有显著提升，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印尼、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认为日本是最值得信赖的国家，在谈及信赖日本的原因时，37%的受访者论及是日本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23]。且各层次行为体在环境外交上均享有一些国际美誉，日本曾赢得“世界环保超级大国”的美誉，联合国环发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曾在大会中赞扬日本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并呼吁各国学习[24]。早在1993年，日本松下电气公司就曾荣获美国环境保护局授予的“绿色公司”美名，而日本国民的环保意识以及生活中的环保理念和行为也是各国的佳话。

结 语

对抗环境问题的经验教训、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形成的环保意识使得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环保的国家。上至国家首相下至普通市民，环境保护都深得人心，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关心、关注且参与国内外的环境事务。由日本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决策层、科学家群体和企业界组成的中间层，以及NGO和民众组成的草根层，利用各自可行的方式和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环境外交，发挥特定的作用，从而也实现各自对参与环境外交的多元化诉求。

环境政策的公共参与对环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外交的模式不仅取得了国内环境治理上的成效，同时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声誉，但是，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也存在弊端。首先，各层次主体内部由于行为体的多样性会存在分歧。决策层中的各官僚机构在不同环境议题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如在实施政府发展援助时，外务省发挥主要作用，而在涉及能源、产业等经济领域时，产业省会成为主导，因此在环境外交的政策制定上有不同的诉求，环境省关注环境外交的生态功能，外务省关注政治、安全功能，产业省则强调经济功能，从而导致相互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在决策层中，产业省的资源和权力巨大，在环境政策上会压制代表更多公共利益的环境省，从而使得日本环境外交呈现明显的商业利益导向。这也是日本官僚机构的特点之一，“决策特征是以本部门的利益和业务为中心，因此各官僚机构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很少考虑国家整体利益”[25]。其次，各层次主体之间對环境外交的诉求虽有相互重叠，但也不乏利益冲突。决策层、中间层和草根层的意见趋同才能促使环境外交政策有效率的形成和实施。由于所处地位、利益与价值观的不同，各层次主体之间更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多元行为体意味着多元的价值和利益取向，要消除分歧，就需要更多的劝说和共同讨论，消耗更多的讨价还价时间和成本。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各层次主体就因各自诉求不同展开艰难的博弈，日本政府尾随美国政策，在签订与不签订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产业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对减排持保守态度，始终用经济代价劝说政府。草根层则更关注人类环境问题的有效改善，为此积极发声，与政府持续博弈。无论如何，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重要行为体势必会将自身利益置于首要位置，掌握资源的日本政府都会基于自身地位和作用，忽视NGO和民众对环境外交的诉求，追求更多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环境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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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雅坤]

An Analysis of the Agents， Motivations and Effects of Japa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ZHOU Y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Japa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in which there are a variety of agents involved， including government agencies， local governments， corporations， academic communities， NGOs/NPO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multilevel agents can be observed in bilateral， multilater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limit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helps Japan achieve diverse national goals and improv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Key words：Japa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pluralistic actors; motivation;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