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佩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杨贵妃、貂蝉、王昭君、西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在风韵上等量齐观，不相上下，然而在日本文学中，唐代的杨贵妃却首屈一指，而其他三位则要望其项背。但在角色塑造及人文魅力上，昭君出塞的故事则可与唐代的杨贵妃不相上下。在日本诸多有关昭君出塞的故事中，较具代表性的要属日本平安时代的《唐物语》，在这个文学版本中，许多情节与我国原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大部分情节、角色都做了本土化改造，促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日本文化中发生了演变与发展，从而为后世探寻中日文化差异、文学理念及创作意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昭君出塞情节

汉元帝期间，皇帝拥有大量的嫔妃，其中有个妃嫔容貌姣好，才华出众，深受其它宫女及妃嫔的嫉妒。某日，胡王前来和亲，并请汉元帝赏赐美女，由于后宫佳丽过多，皇帝嫌挑选麻烦，便令画工将宫女妃嫔的相貌画下来，或许昭君在宫中地位卑贱且遭人嫉妒，画工在描摹昭君容貌时，故意将昭君画得奇丑无比，致使昭君被迫下架胡王。然而当昭君阔别故土时，帝王才窥见了昭君的容貌，当即后悔不已。

二、汉元帝立场的差异

在日本平台时代的作品中，最早对昭君出塞的“题咏”要追溯到勅撰三的《经国集》、《文华集》、《凌云集》，是以诗歌创作的形式对昭君出塞的故事进行描述的，然而在“画工曲笔”的情节上，却并未进行细致刻画。直到《宇津物語》问世后，作者才对“画工曲笔”进行细致的刻画，并将其改编成符合日本文学理念及风土人情的故事情节。然而故事所刻画的嫔妃并非王昭君，而是以某一角色作为文化传播载体，从文体架构的层面上体现出“昭君出塞”的精神与思想。在具体的情节叙事中，天皇为犒劳胡人的战功，准许其在八位妃嫔中挑选出合适的新娘。随后便让画工将妃嫔的容貌长相画下来，以供胡人挑选。自此之后，为犒劳胡人，而下嫁妃嫔的情节便成为后世流传文坛的“画工曲笔”雏形，而在之后的《今昔物语集》、《俊赖髓脑》中，便真正地形成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根据二书的创作记录及创作素材能够发现，两者都是围绕胡人或蛮夷入京展开的，而在具体情节上，则都是以群臣共议，选妃下嫁为主体结构。这种情节顺序为之后的《唐物语》与《宇津物语》的创作提供了创作依据，并奠定了昭君出塞在日本演变的创作基调。

简而言之，中日两国的昭君出塞与画工曲笔的根源差异是由于妃嫔与皇帝的关系决定的，根据《西京杂记》可发现，皇帝为挑选妃嫔而令画师将妃嫔及宫女的样貌描绘出来，从而改变了昭君整个命运，使昭君失幸，进而下嫁给胡王。然而在日本，天皇拥有无限的统治地位，拥有较高的声望，为规避天皇的威严受到影响，皇帝所承担的负面责任便被有意地弱化。特别在《今昔物语》与《俊赖髓脑》中，作者有意让群臣介入，从而使皇帝的抉择受到影响，并以此规避这种不利的倾向。三田村曾指出贵族阶级的潜规则，即皇帝的对妃嫔的宠爱程度要根据女性的家庭背景与出身优劣而定。因此在《唐物语》中能够发现，天皇并没有为选妃而令画师画像，是因为天皇并没有选妃的自由。由此可通过昭君出塞的故事，真实地窥见日本贵族阶层的社会写照。与传统日本文学著作相比，《唐物语》对天皇的描绘最为薄弱，从而使胡王的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生动，更能体现天皇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弱势地位。

三、胡王的差异

在日本《俊赖髓脑》内咏唱昭君的俳句，如“世间磨难也离愁，偏偏无常樱花谢，昭君本为帝王妃，为成大业舍身义。”这部分是“懐円歌”撰写的，主要叙述王昭君下嫁之痛及与故土阔别之情。充分提升了王昭君的忠君爱国思想，提升了昭君的角色魅力，使昭君下嫁的情节更加深入人心，也传达出日本文坛对女性角色的重视。小峯指出《俊赖髓脑》的表达方式及叙事形式，是通过歌咏昭君来阐述昭君出塞事迹的。与《俊赖髓脑》相同，《唐物语》杂叙事部分引用了俳句与和歌的形式，利用相同的表达形式体现出和歌与俳句在日本社会的流行。根据《昔日咏》相关记载，天皇在决定下嫁后才使画工为妃嫔作画，这与之前的其它著作相一致。并且“胡王朝圣”、“佳丽三千”“赏赐美人”等情节安排同《唐物语》的主体情节相类似，而这又与《俊赖髓脑》的创作理念及主体思想相同。此类记载与叙述都源于我国《西京杂记》中对“胡王入朝、美人下嫁”的模仿。在《唐物语》中胡王和亲的情节与后文收获爱情的情节遥相呼应，使整个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连贯。在《唐物语》的前半部分，作者并未将胡王对爱情的憧憬进行直接描写，反而从情感刻画、朝圣历程的过程中，将胡王的思想情感及正值的品性描写的淋漓尽致，使读者对王昭君与胡王的爱情故事充满向往。但其浓墨重彩地描写胡王收获爱情时的喜悦之情，而这与我国的《昭君变文》中“藩王笑和、汉女愁吟、恨別聲哀、寧知惆悵”的描绘相异。因为“耻”文化是影响整个“和”文化的重要元素，是日本人民所遵循的文化体系，这种“耻”文化深入地融入到日本的家庭、社会、国家的层面中，并上升到人文的高度上。譬如“有损国家及个人形象”的行为，必须以身体的痛苦来赎罪。

因此根据日本“耻”文化的内涵及象征能够发现，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文化色彩及情感色彩上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悲剧色彩，即昭君出塞给帝王带来耻辱，使帝王的权威性与威严性受到影响的行为。因此在故事整体的结构及色彩上，需要创作者以爱情故事作为核心，并以此歌咏爱情的坚贞与伟大。此外，在我国社会等级及文化差异层面上，妃嫔下嫁藩王代表着耻辱，极易引起“非议”，这点通过《西京杂记》中王昭君思念故土之情、悔恨之情、叹息之情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来，然而将此情节移植到日本文学创作中，却并非是“耻辱”，而是传统爱情的象征，因此在《唐物语》中，作者对结尾部分进行了深刻地改变，使原始文本中所呈现的凄凉色彩转变为欣喜之情。譬如在《唐物语》中并没有皇帝的悔恨、哀叹之情，同时也没有王昭君与帝王相见的阔别与惜别之情。而是将叙事重点置于胡王欣喜之情、与后宫佳丽的嫉妒之情、仇恨之情的层面上，通过三种情感的描写，使《唐物语》的叙事重心发生了深刻地转变，从而彰显了该著作与众不同之处。

四、《唐物语》的思想

从《宇津物语》到后来的《朗咏註》在情节架构上都与《西京杂记》相一致，并把“画工曲笔”的深层原因归为没有向画工行贿。然而在《唐物语》的情节叙事中，却没有对行贿的情节进行深入的描写，而是因为妃嫔嫉妒王昭君相貌而教唆画工故意丑化的行为结果。从而将昭君的悲剧根源集中到后宫争斗的层面上，所以妃嫔的嫉妒与迫害逐渐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与结尾处的“镜中影像之迷离，难以映衬人心之混沌”遥相呼应。纵观《唐物语》的组织架构，真正解读“混沌之心”的篇章共有十六篇，是从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文化形态及思想理念等层面，对人性的丑恶进行批判与揭露的。虽然其中有大量篇幅援引了我国经典的历史故事，但在思想表达、叙事基调的层面上，《唐物语》主要对人性中的贪婪、嫉妒、自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揭示，并将日本贵族阶级所存在的虚伪性、丑恶性全面地呈现出来。所以在思想表达与现实批判的层面上，《唐物语》必须弱化相关的“行贿情节”，以此凸显人性中的嫉妒心理，从而根据全书的主题使作者的思想得以深刻的呈现。根据《唐物语》的成书背景可发现，在日本天皇执政期间，军阀割据、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等现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对此深恶痛绝，并将矛头直指日本贵族。因此当时的文学著作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十分明显，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学运动。导致在文学的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会有意无意地将批判现实主义思想融入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以此提升著作的社会影响及传播价值。所以将揭露人性与人心作为昭君出塞故事的主要创作基点与核心，能够全面地统揽全书，使《唐物语》不同的篇章得到思想上的统一。

结语

《唐物语》中的昭君出塞故事与我国《世说新语》、《西京杂记》中的情节编排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不仅在角色塑造、情节安排，更在思想底蕴的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根据相关研究能够发现，《唐物语》中的昭君故事在演变的过程中受到了日本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及创作理念的影响，因而逐渐形成了符合日本本土文化及思想理念的文学故事。所以通过探析《唐物语》，能够有效了解日本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形态及社会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