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的书写是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离不开回忆与记忆的运作。回忆与记忆是文化记忆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表征了人类文化记忆中两种不同的思维活动。在翻译中，译者担负回忆者的职责，通过编写前言和评注回忆文化的起源并对其加以解释，整理出一套新的关于历史和文化的记忆，翻译则是译者充分运用记忆进行译介的再生产活动。以《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为例，它是译者用回忆和记忆的方式成功复活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范例，对储存国家民族文化和传播民族文化艺术有借鉴作用。

文化记忆理论是西方文学理论界从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必然产物。文化记忆是一部写满人类生存史与发展史的巨著，因其适应性、变动性和重塑性的特征呈现出棱镜般变化莫测的样貌，吸引着国内外文化研究者的目光，又因其具有传播性和传承性的特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孵化器。由于文化记忆的存在，历史得以在我们的面前展开，然而，文化记忆是如何被书写的？作为文化记忆书写方式之一的翻译是怎样运作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文化记忆：回忆与记忆

20世纪70年代，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该理论是对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记忆观点的扩展，文化记忆理论将哈布瓦赫的记忆区分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一个涵盖口传和书面传统的概念，指由一个社会建构起来的历时的身份。根据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阈，跨度长达两三千年，文化记忆可以借助仪式、神话、图像、舞蹈和文字保存下来，文字和书写的传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P1)学界关于文化记忆的书写研究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化记忆的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与文化记忆研究及翻译与文化记忆研究。在文化记忆的理论研究方面，理论的创始人阿斯曼发表多篇论文及专著描述这一理论，从理论的形成与建构［1］(P1-2)、文化记忆对以往集体记忆和交往记忆的超越［2］(P18-26)、文化记忆的个案研究［3］三方面形成对文化记忆的理论勾勒。国内学者的工作则主要围绕介绍、译介、阐释文化记忆理论及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晓晨的《文化记忆》与金寿福的《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国外学者致力于对文化记忆的跨学科研究和前沿研究，《文化记忆研究——国际与跨学科的手册》内容涵盖记忆与文化历史研究、记忆的跨学科研究（社会、政治、心理、哲学）、文学与文化记忆研究、媒介与文化记忆研究［4］。文化记忆研究的论文集中，将国外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非历史的记忆”“叙事与回忆”“安置记忆”“回忆与复兴”“作为创伤的回忆”五个板块。［5］在文学作品与文化记忆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以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探寻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挣扎与认同，考查记忆对主人公命运及人生选择的影响，思考民族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传承。在翻译与文化记忆研究中，美国学者Bella Brodzki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出版了《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一书，书中以20世纪的各种文学文本为个案，用一种折衷的批评方式讨论翻译、生存与文化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模式在跨代传递和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英国学者Siobhan Brownlie的《绘描翻译中的记忆》以记忆为理论框架，考察个人记忆、群体记忆、电子记忆、文本记忆、国家记忆、过渡记忆及世界性的集体记忆与翻译研究的碰撞，为文化记忆理论与翻译研究的联结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中国学者罗选民在他的文章《文化记忆与翻译研究》中注意到文化记忆中的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与翻译研究的相关性，可以从功能记忆的动机和存储记忆的特点分析翻译文本。他还在《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一文中，提出翻译在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传播中的关键性作用，即倡导一种可以产生集体化记忆的大翻译。闫亮亮在《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的文化记忆》中，以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观照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语境及译作特征，分析文化记忆与翻译语境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成就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为此次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

回忆（remeberance）和记忆（memory）是文化记忆中两个重要术语，也是西方哲学家一直感兴趣的论题。从西方哲学史来看，从柏拉图到休谟、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从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尔、从艾宾浩斯到巴德利，回忆与记忆一直是哲学家们思辨的对象，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加入使人们对回忆和记忆的思考更具科学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记忆的兴起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回忆与记忆之上，关注二者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阿莱达指出，“回忆不是重新制造过程中被动的反应，而是一个新的感知的生产性的行为”［6］(P113)，回忆是恢复以前有过的知识或感受，是有意识地努力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在记忆中获取自身希望找到的东西，因此，回忆是主动性的、创造性的活动。那么，记忆是什么呢？扬把记忆定义为“（记忆）是一个建构性的、历时性的身份，宗教、艺术和历史都属于这个范畴”［1］(P2)，记忆是一条吸纳信息的长河，等待回忆去提取需要的内容。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关于回忆与记忆的定义可知，两者有比较明显的区别。首先，回忆是个体性的，记忆则不同。回忆是对记忆的筛选，其结果取决于回忆者的需求、情感及目标，因此，回忆呈现出个体性、选择性和操控性，而记忆则总是受集体语境的影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其次，回忆产生自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回忆。这是说，记忆总是先于回忆存在并包孕着回忆，记忆的容量远远大于回忆，在文化记忆理论中，记忆就是文化本身［1］(P1)。再次，回忆与记忆在文化记忆中的功能不同。回忆的功能在于提取信息和筛选信息，记忆则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建构，使信息生成历时的身份并在时间长河中确立自身的位置、保持自己的文化本色。记忆与回忆是建构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两者可以构建出一个相对完善的文化记忆体系。记忆是历时的，而回忆总是共时的，两者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闭合。本文关注翻译者在文化传承与文化记忆中的创造性活动及重要作用。以《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为例，考查译者撰写的前言和评注所起的回忆作用以及翻译文本中如何发挥记忆的功能，进一步论述作为回忆的前言和评注与作为记忆的翻译一道建构了《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

二、作为回忆的前言与评注

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声艺术载体，越歌因折射出古代江南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天文地理、语言和民俗等风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族精神的档案”。卓振英译述的《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越歌英译集，这本译作收录70首产生、流传于百越之地的历代民歌。文化记忆理论为文化史和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文化记忆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文化的主体性和内部组织方式，因此决定着文化的气质和民族的性格。［7］(P243)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用回忆（前言和评注）调取过去来储存意义，用记忆（翻译）去激活和传达意义，以这种方式复活越歌的现世生命，去“勾画出越歌之概貌，映射出越文化之辉煌”［8］(P11)，让英语读者随着译者的回忆与记忆走进中国古老的越歌文化，感受越歌文化的艺术魅力。

作为回忆的前言与评注是译者用回忆的方法再现越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成果，译者的回忆体现出其在编译活动中的自觉性与能动性。有学者指出：“回忆是回忆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生活语境中的主体思想意识行为，或大脑追忆，或文字记述，过去在回忆者脑海进行一次次过滤和筛选，每一个过滤和筛选都是回忆者情感与思想酝酿的过程，也是对每一次过去的再塑造。”［9］(P48)《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的前言与评注将关于越歌的生动回忆带到译语读者面前，为文学作品在未来的复活提供了可能。

前言是典型的回忆活动，是回忆者在筛选和过滤大量有形与无形的历史文化资料之后的回忆书写。《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的前言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译者首先介绍了“百越”的地理、生活、历史和文化背景，进而引出作为文化的有声艺术载体，越歌内含的文化品格及翻译的必要性，最后译者说明了此次翻译的目标、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并表达对促成此书出版的相关人员的感激之情。通过阅读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作为回忆的前言在传承民族文化、激活民族文化记忆时有以下几个作用：

第一，追溯民族文化流变，储存民族文化内容。回忆是过去的在场，是回忆者有选择性地提取回忆、重组回忆的过程，译者在《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的前言中回溯越歌的“本”与“源”，“回忆”了“百越”的地理、历史与文化起源。这些有关百越之地的民族文化内容是译者在翻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后，按照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整理而来，不仅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保留价值，还对读者理解越歌的主题与内容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揭示民族文化品格，阐明传播价值。回忆是回忆者从当下出发的重构，能够体现重构者的回忆偏好及回忆目标，回忆者引用其他学者概括出的越歌文化品格：主体性品格（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生本位取向）、民族性品格（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规范性品格（以伦理为基础的礼仪本位取向）、内向型品格（以个性为基础的整合本位取向）。［10］(P51-55)正因为回忆者对越歌文化品格的重视，他的译本力图再现这些内容，使其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空间，对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保存与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解读翻译过程，弘扬民族文化。译者在前言中回忆了翻译前的准备工作，为了贴切妥当地翻译出书名、尽可能精确地提供作者的生卒时间，译者在经过一番认真查考之后方才动笔，译文依据译者本人提出的诗学范式理论（见《汉诗英译论纲》）翻译而成，力求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美学效果，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翻译目标。

评注包括评论与注释，二者皆是对文本的解释。在《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中，译者的评论用英语写成，主要介绍该越歌的出处、主题、内容、文体和情感，译者的注释主要表现为对越歌中的修辞手法、文化意象及文化内涵的解读。译注的内容有利于译语读者了解越歌产生的生活背景和历史背景，以刘三姐的《采茶歌》为例，译者在评注中介绍了南方少数民族在劳作过程中喜爱唱歌的生活习惯，边劳作边唱歌可以驱除劳累、鼓舞人心，《采茶歌》表达出采茶女丰收的喜悦，描绘出劳动人民简单、幸福的生活画面。此外，如果该首越歌有其他译本，译者也会在评论部分列出，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互文网络，方便读者从不同视角观照、理解译作，实可谓用心良苦。汉学家余宝琳指出，选集不仅通过对作品的取舍而且也通过对个人作品的阐释来确立经典。［11］(P259)就是说，译者对作品的选择及评注都是重构经典的核心内容，在民族文化的翻译作品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评注是译者回忆的见证，读者通过评注可以回望其回忆的文化内容。以《渔父歌》为例，译者首先在评论中回顾了这首越歌背后的历史故事，之后在注释中对这首歌的归属问题做了考证，对于这首歌的归属问题，译者在注释中写道：“根据歌者是‘楚地渔父’，歌的流传区域是‘吴越大地’，且其形制风格与《采葛妇歌》《军士离别词》等越歌有‘前后呼应’关系等，《浙江歌谣源流史》一书的作者朱秋枫认为它‘可称作楚歌’，‘也可称作吴越间的古歌’。”［8］(P20)从这段注释中可知，译者在评注方面反复查考，相当严谨。《渔父歌》的评注展示出译者的回忆内容及解释内容，其中，回忆内容反映出译者对原作历史背景的重构与想象，而解释内容体现出译者对原作的文献学研究。扬·阿斯曼认为，解释是保持文化一致性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原则，对待经典重要的不是背诵，而是对其加以解释：“只有对那些支撑身份认同的文献不断地进行解释，相关的人群才有可能获得它们所蕴含的规范性的和定型性的效力。解释在这里俨然成为回忆的举动，解释者是提醒者，告诫相关的人不要忘记真理。”［3］(P95)

可见，回忆是一种进行符号编码的过程，翻译是一种编码行为。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只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才会被回忆，而只有被回忆的过去才具有重要意义。［3］(P95)人类借回忆激活过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并在回忆中重构当下和未来，通过回忆性的前言，越歌的历史背景才能得以保留。评注凝聚着译者的心血，是译者回忆的有形资料，对保护和传播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作为记忆的翻译

文化之所以在经年累月之后仍然保持本色，根源在于记忆的存在，记忆是一种创造性的、可变的知识。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文化记忆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即研究这种记忆所储存的内容是如何被组织整理、形成传统、指涉过去，并预示当下和未来的经验，而人类的记忆在自然状态下的最根本形式是遗忘而非回忆或记忆，因此，文字是永生的文化媒介和人类记忆的支撑。笔者发现，民族文化的翻译可以起到记忆的作用，译者通过组织整理过去的语言材料，用新的语言将民族文化储存下来并传承下去。记忆总是与记忆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关联，同时又要与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沟通，因此，翻译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框架下的记忆融合。

翻译的过程即记忆的敞开，是译者调用自己关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记忆，并用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诗人最原始的作用是保留群体的记忆［3］(P48)，换句话说，诗歌是记忆的载体，有储存意义和重建意义的功能，翻译的功能不外如此，人类通过有记忆功能的翻译实现文化的持续性生产与交流。《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是翻译作为记忆发挥功能的具体写照。作为记忆的翻译有以下特征：

其一，永不知足地追求改变。翻译是一种“热记忆”，与具有消解效果和镇静作用的“冷记忆”不同，热记忆永不知足地追求改变，通过复活沉寂的文化，达到促进文化发展与交流的目标。作为“热记忆”的翻译本质上是过去与现在的并立，因此是动态的、变化的，它不仅蕴含着译者个人的文化记忆，还包含集体记忆与交往记忆，是不同记忆的总和。在《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中，中英文字以对照的形式引发了越歌的复活与外化，催生着新的记忆的生成。

其二，文化记忆的“分有”是严格的。对翻译来说，一般由学者、教师和诗人承担翻译任务，他们会根据文本的时间和主题重新组织记忆内容。以《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的译者卓振英为例，他从事典籍英译几十年，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还依据实践经验编写了翻译理论研究专著和翻译学教材，代表作有《汉诗英译论纲》《汉诗英译教程》等。在《古今越歌英译与评注》中，译者按照越歌产生的年代顺序、歌谣涉及的事件两种方式对越歌进行编排，有些越歌无法确定产生时间，译者便按照主题类型分类，主要有创世歌、功德歌、刺邪歌、劝世歌、爱恋歌、交友歌、嬉戏歌、民俗歌、劳作歌等。以上反映出文化记忆的“分有”是十分严格的，无论是对译者的选择，抑或是对文本的归类，都体现出记忆的规范性与严格性的一面。

其三，注重译文美的呈现，加深读者对记忆的审美感受。读者对记忆的审美感受来源于译文的美学效果。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赋予美的形态是为了有助于回忆和记忆的形成而对其进行加深影响的改造。”［6］(P83)卓振英注重译诗的美学效果，他在前言中写道：“英译力求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音韵美、形式美、风格美、情感美、思想美和意境美。”［8］(P13)从译诗来看，译者运用押韵形成译文的音韵美，严格控制诗行的音步构成诗歌的节奏美，译文读来朗朗上口；用增加感叹词、感叹号和反问词的方式深化译文的情感美和对话美，将译语读者代入越歌的情感语境，有身临其境之感；用拟人修辞法塑造译诗的生动美，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译文美可以加深读者对越歌记忆的审美感受，读者欣赏完译文再读译文后的评论和注，便能完成一整套关于越歌的文化记忆输入。

从上述三种特征可以看出，作为记忆的翻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翻译可以跨越国界和语言，翻译的内容可以丰富多彩，译者用文字这一媒介将文化内容保留下来并被读者阅读。翻译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被修改、被阐释、被解构和被丢弃的命运，如果想要让作为记忆的翻译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则必须严格规范记忆的“分有”：出版社需要找到合适的译者人选，和他一起进行文化内容的选题、策划和筛选，确定图书文案的撰写、敲定目录和封面设计，完成编校和营销等工作，为了深化读者对异质文化记忆的理解和接受，译者要创造出富有美感的译文。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复活文化记忆的重要书写方式，这种书写离不开译者的回忆与记忆。译者经过回忆撰写的前言、译注和评论及译者发挥记忆创作的翻译是文化记忆书写和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承需要文字，用文字记录记忆与回忆是人类关心自身过去的表现，而翻译可以让文化记忆传播得更远，生成新的文化记忆场域，促成不同文化间更深刻、更广泛的交流。通过对翻译文本中译者回忆与记忆过程的描述，我们可以对文化记忆中的翻译书写产生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复杂的回忆与记忆活动。介绍作者生平、作品背景及风格的前言和评注都是译者的回忆活动，这种回忆活动会因译者的回忆能力、翻译目标和读者群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译者据此对大量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因而译者的回忆活动是一种主动性极强的编码行为，回忆活动也因此不同。同理，翻译活动因译者的记忆能力和“分有”的不同也会产生差异，不同译者产生的差异性的回忆活动及记忆活动构成了文化记忆与翻译研究的另一议题，可以用来解释人们面对同一文化产生不同文化记忆的缘由。

因此，对翻译文本中译者回忆与记忆过程的研究可以让读者对之前的人类文化记忆进行重新审视。在了解到人类文化记忆是如何生成之后，我们可以对以往的人类文化记忆进行再审视，发现其形成的原因、效果及影响，是否可以对其进行优化。在未来的文化记忆书写中，译者还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记忆理论进行指导，更加灵活地调用回忆与记忆完成翻译活动，为保留文化记忆、传承文化精华和传播人类文明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