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成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北方大学自觉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理念融入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并以之为指导，结合实际，在行政管理体制构建、教育教学改革、校园精神文化营造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探索。其办学实践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服务了边区建设，支援了解放战争，促进了大学改革的探索。在办学过程中，北方大学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初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不断改革、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为当时乃至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克服种种困难，在不同时期创建了一批高等教育机构，开启了新式高等教育办学的探索，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支援了人民战争和根据地的社会建设，而且扩大了社会影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实践化发展。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等教育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正规化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理念，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其丰富的经验、光荣的革命传统、不断进取的创造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研究。

一、北方大学发展概况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及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下，以重庆谈判为契机，国内出现过短暂和平时期。在这期间，为给战后社会重建、国家发展培养各类人才，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在解放区成立一所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解放区，群众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经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人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邢台创办北方大学，并委任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范文澜出任校长，学校于1946年5月21日正式开学。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企图打通平汉线，率先从南北两面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处于平汉线的邢台处境危急，为保证学校继续运行，同年10月，北方大学西迁山西潞城县，校总部驻高家庄，各学院分散在附近村镇。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1948年5月，学校复迁邢台。

北方大学先后设有工学院（设化工、机械、焦铁、土木四系）、农学院（设畜牧兽医、制糖、经济植物三系）、医学院、财经学院、文教学院、艺术学院（设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四系）、行政学院七个学院，另有历史、财经、医学、农业四个研究室和一个剧团，涵盖文、工、农、艺术、医、经济等多学科领域，拥有比较规范的院系建制。如此学科体系齐全、院系设置完备的高校在解放区尚属首次出现，因此，其被誉为是解放区第一所院系比较齐全、规模比较大、比较正规的综合性大学［1］（P165）。

北方大学的师资队伍在当时解放区可谓强大，除了范文澜校长外，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先后到校任教，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陈唯实，著名作家陈荒煤，著名音乐家光未然、乔羽，农学家乐天宇，教育家张宗麟；还有一些留学归国人士，如汤铭（曾留学德国，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总领事）等；甚至还有来自美国、同在北方大学农学院工作的国际友人韩丁、杨早，其中韩丁曾试制成功了“开山犁”，杨早最早在解放区试验人工授精（授粉），促进了农业教育的发展。概括看，北方大学师资来源主要有几种途径：一是从延安来的，如范文澜、张宗麟、乐天宇、尹达、荣孟源、秦思平等；二是原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教育名流，如秘书长罗青、教务长张柏园、王振华及一些院系的行政领导干部；三是从部队转调，如医学院本就是原部队野战卫生学校转制而成；四是从国统区突破层层封锁进入解放区的教师，如贾鼎臣、刘舒等。就师资来源与构成看，当时的北方大学可谓人才荟萃，大家为办好北方大学这一共同目标团结协作，努力奉献。

北方大学学生来源分布广泛，除西藏外，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各省生源都有，甚至有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学生。总体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来自解放区，包括传统的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等老解放区，也有上党战役后来自山西、河南等新解放区的青年；第二类来自国统区，进步学生为追求光明，冒着危险冲破各种封锁，来到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就读。其中解放区的学生占到70%、国统区学生占30%。学生成分也比较复杂，有中学刚毕业的学生，也有职员、新闻记者，还有基层干部。从地缘上看，学生以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几省最多。学生们在北方大学这一大熔炉中，积极学习专业知识，提升思想修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毕业后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P171）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1948年原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央决定两个边区政府合并成为华北人民政府。为集中教育资源，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北方大学与原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华北大学，至此北方大学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虽然北方大学存在时间仅有两年多，但作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成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它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重视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综合性大学的实践与探索，为当时乃至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累积了丰富经验，可谓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之一。

二、办学理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人创办的学校自然也以此作为办学宗旨。走群众路线，办为人民服务的高等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北方大学的核心追求。这一办学宗旨在学校创办时就已确定，校长范文澜在第一次对全校教职学员讲话时也明确指出，学校办学就是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走人民事业的大路，为人民服务，才有光明的前途。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范文澜认为：“就是决心在人民事业的各个部门中，做一个忠实的勤务员，随时随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准备牺牲一切来拥护人民的利益。”［2］（P131）那么高校如何做到为人民服务呢？他认为，首先教职员、学生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指出，教员要将全部的心思用在自己的教学上，把实际有用的知识教给学生；职员应该把全部的精力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学生要把全部的精力和心思用在自己的学习上，认真努力，积极勤恳，追求真理。［2］（P131-132）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学校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去，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在办学过程中，北方大学师生也确实做到了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服务人民。如1948年4月，解放区农村爆发牲畜瘟疫，学校血清厂为抵抗瘟疫，减少人民损失，赶制出了猪瘟防疫苗，并组织八人的防疫队，赴平原、武安一带为农民家畜注射，“注射过的村庄，猪瘟未能发生，防疫苗确有实效”［3］。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北方大学在办学实践与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主张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空洞理论，又反对忽视文化和基本理论的经验主义，号召学生从生产中获得知识与技术，将理论知识转化到实践中去验证，学会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其最大体现就是教学实践与社会实际、边区建设、前线需要相结合。如在政治理论学习中，学生除了学习《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外，还要经常进行时事学习，以加深学生理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1946年，国民党残杀李公朴、闻一多等后，结合其加紧内战的态势，学校开展了全校性的时事教育，以让学生理解：“这一血的事实证明已不容许我们平静的埋头作长期的学术研究，假如没有独立、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学术研究将来为谁服务呢？”［4］号召大家对时局有所警惕与思考。内战爆发后北方大学又掀起数次时事学习的热潮，帮助学生用所学理论阐述社会时事，澄清学生思想分歧，端正学生学习态度和对内战的认识。在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政策法规后，学校还组织学生赴豫北、冀南等地参加土改，以实践印证理论知识，用理论知识指导、检验实践，从而加强学生对旧社会黑暗的认识，坚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的理解与内化。

在专业教学实践中，学校也密切联系实际。如工学院在军工部的帮助下建立试验工厂，师生共同研制，制造出了甘油、肥皂、煤油等；土木工程班学员在学习理论课程后参与铁路建设。农学院为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成立实习糖厂，生产出解放区急需的红、白糖，还组织了农村技术教育工作队，将教育、生产、科研紧密结合。财经学院在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会跟边区经济联系起来，讲剩余价值论时会跟土改联系起来。可以说，理论联系实际，是北方大学办学的灵魂，学生边学边实践，既学习了理论知识，又培养了实际能力，提高了办学成效。

实事求是，是对为人民服务的注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之一。范文澜校长也将其定为北方大学的校风。他认为实事求是的校风在生活上表现为朴素的作风，在学习上表现为认真的态度，“朴素的生活就是刻苦耐劳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的生活水平一定要和人民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2］（P133）实事求是的校风在北方大学办学过程中，表现在很多地方。如在生活上学生若对学校饮食、生活条件等不满意，可以通过壁报、小组交流、当面提意见等方式提出，学校会及时根据学生的意见调整；在教学中教师有讲得不清楚的地方，学生可以随时跟教师提意见。1947年为配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宣传与推行，学校开展了三查运动（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在此过程中，受“左”倾的影响，部分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遭受错误的批斗，范文澜校长及时纠偏，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也承认了运动的不足，并自己带头承认错误，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校风，才使得师生能够更客观地认识社会与学校，一步步促进学校的继续发展。

从上述可见，北方大学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理念融入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并将其作为办学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

三、实践探索

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北方大学在行政管理、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探索，为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一）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探索

为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北方大学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对学校的管理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探索，其核心理念概括说就是：党政分管、校长负责、师生参与治校。

党政分管，就是党务与政务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学校设立党总支委员会，各院也设有支部或分总支，其职责是负责党的组织生活问题，并保证学校的教育方针与方向；学校行政事务由领导干部小组承担，校长任组长，其职责包括决定学校一切行政的重要问题，决定教育方针等。校长负责就是关于人物配合、职权、用人、行政，校长有权全权决定［5］(P48)，当领导小组与校长有意见分歧时，校长具有决定权。如有很重大的问题，校长可写信给边区主席，甚至提交边府党组负责。各学院也是实施院长（主任）负责制，同时设有院务会议，决议院系重大问题。具体的教学，各院又设有教务会议，由院长（主任）、教员及教务员共同组成，拟定教学计划、检查教学工作、解决教学上发生的重大问题等，都由教务会议决议。此外，为让教授、学生、职工参与学院及学校的事务，还设有教员会、学生会，教员会、学生会主席代表本会参加院工作会议，参与民主管理，同时负责组织教师、学生的政治学习、时事学习、民主生活、文体活动以及教学和业务的学习等。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学校西迁山西潞城，校总部驻高家庄，各院系分散至附近村镇，有的甚至距离总部一二百里，在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下，给办学带来一些不便，于是北方大学创造性地实施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体制。所谓集中领导，就是学校重大问题由领导小组决定，及时交换经验，解决困难，两星期开会一次。分散经营，就是各院在院长领导下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院务由各院处理，生产自由进行。［6］（P85）“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可以说是对当时分散办学的一种创举。应该说，北方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其运行职责清晰，权责分明，能够有效发挥各方面工作的积极性，推进校务的有序发展，践行了范文澜校长提出的为人民服务首先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

（二）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教学管理改革与实践

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办好和平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北方大学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试验。当时不少教师来自国统区甚至留学海外，因此初期的北方大学对办学规范的理解存在误区，甚至出现照搬旧式大学模式的现象。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学校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主张办学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做到学以致用，反对死读书本、空谈理论或墨守狭隘经验等偏向。基于此，学校也对学制、教学目标、课程、教材等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为解放战争及解放区建设贡献了力量。为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校对教学管理的改革与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对抄袭国统区所谓“正规化”模式的纠正。随着内战爆发及与边区联系的不断加深，学校越来越感到前期所谓“正规化”的办学不符合学校及边区发展的实际。在经过为建设未来服务还是为边区服务、是坚持正规化还是短期化等讨论后，学校纠正了前期的办学误区，结合实际确定了“主要为边区实际和战争服务”的办学理念［7］(P195)。学校采取了缩短学制的措施，在坚持少而精的基础上尽量缩短学制以快速地培养人才。为在缩短学制又不降低教育水平的前提下，学校又在设科原则、教材、教法等方面进行探索。

为密切配合边区及解放战争的需要，学校确定了实施重点教育和重点工作的原则，要求各学院及研究室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与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教学科研。据此各院都明确了工作重点及方向，如工学院根据军部需要设置化工、焦铁、土木等组（系），培养军工实际需要之人才，学生毕业后到军工部下属军工厂实习、工作。再如当时边区生产紧张，物资紧缺，仅糖这一基本营养品就要花费大量金额购置，针对此，农学院设置制糖系，培养制糖人才，以满足边区人民生活所需。

在课程设置及教学上，学校“反对旧型正规化的课程，也反对游击式的课程”［8］（P3），而是采取主课和副课相配合的课程教学方法。主课教学目的明确，目标集中，同时为避免仅上主课而导致学生知识面过窄，陷入“学徒式”的经验主义，各科还设置了副课作为弥补。如畜牧兽医专业主课为兽医课，每周课堂十四小时，兽医实习二十八小时，同时又有畜牧常识、生理、卫生、防疫等短课（副课）；制糖专业主课有甜菜栽培和制糖，副课则教授一些化学、物理常识。此外，各院系课程均极为重视实习，实习时间一般占学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为了与学校学制体系及学生的修业年限相符，各院对每种功课的教材及其内容也做了调整，要求教材编写适合客观要求及修业期限的长短，合理编排。具体来说，教材编写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精简，删除不切实际的内容，精简教材，确定重点；二是对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打碎重编”。如“在数学方面，把代数、几何、三角等打碎重编，从形数两方面去统一解释，使学生对数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化学也是把所有化合物分成类，然后按照每类化合物的特性和共同点来讲授，使得学的人对每类化合物有个系统的认识”［8］（P127），大大缩短了教学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

（三）营造“民主、自由、互助”的校园文化氛围

民主、自由、互助是北方大学的精神内核，其实也是移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追求。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与其他民主党派互帮互助共同对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这一时期，边区民主政府的运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无不都是此种理念的集中体现。

民主、自由的风气首先表现在教学的诸环节中。学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民主，在诸如课程的制定、学习时间的长短等方面，都要征询学生的意见，了解学生对学校政策实施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调整相关规程。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反对旧式的填鸭式教育，提倡自学和讨论为主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有不懂之处随时向老师提问，教师也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并跟其他教师相互交流，直面自己的问题，努力钻研，以改进教学方法，相互学习的民主作风在当时的校园非常浓厚。师生、生生之间也经常组织课内外讨论，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共同提高。如解放军1946年撤出张家口、1947年主动放弃延安，导致部分学生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怀疑，为此学校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革命前景的大规模讨论，通过敞开心扉式的发言，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认识，树立了大家必胜的信心。不仅学习，课外活动也能体现校园民主、自由的氛围。学生课外生活提倡自治，成立了学生会，凡举办生产合作、伙食卫生、文化娱乐等活动，都有其组织。同学们更按自己的志趣，组织了哲学、文艺、外国语、数学等小组，创办了如“学习报”“北方吼声”“绿洲”等十多种刊物或壁报。大家为了追求真理，发表自己对各方面的看法，全校生活洋溢民主、团结的空气［9］。

因学生年龄不一，知识背景参差不齐，北方大学还形成了团结互助的优良风气，“人人变成小先生”“人人变成小教授”［8］(P129)。学生采取你帮我、我帮你的学习方法，取长补短，齐头并进，在集体中获得发展，也拉近了同学关系。另外，学校还曾发起给教师打分活动，鼓励学生对教师提意见，给先生打分数，可谓学生评教的滥觞，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态度的改进，一定程度上也增进了师生关系，在北方大学校园内营造出了师生、生生相互促进的优良氛围。

概言之，北方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自觉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理念融入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并以之为指导，在行政、教学、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探索，为解放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模板。

四、办学成效与影响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综合性大学的实践与探索，北方大学不仅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和人才，支援了解放战争，还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

培养人才，为高等教育之首要职责。自1946年5月开学到1948年8月结束，北方大学虽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却为边区、解放战争及共和国建设培养了近1500名人才，这些学员走出校门后，不管是挺进大别山，支援后方，抑或是随军南下解放长江以南，参加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建设，都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听从党的领导与指挥，坚定革命信念，努力工作，不断成长。他们中一批人陆续走上领导岗位，担负起各级各部门的重要职责。如：常飞，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员，曾任中联部苏欧局副局长；汪行远，曾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穆颖，曾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不少人努力钻研，成果斐然，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甚至学界泰斗，如：肖前，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哲学研究所所长；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还有一些人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李克里，1947年随军挺进大别山，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而更多的则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奋斗，为党和国家奋斗终生。他们的成就与经历集中体现了北方大学的办学精神与理念，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探索过程中的优秀分子，是北方大学的骄傲。

（二）服务社会，促进解放区建设，支援解放战争

在办学过程中，北方大学通过各种活动或举措，服务社会。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前线战事吃紧，为支援人民战争，北方大学师生以各种形式服务人民战争，支援前线。服务战争的最直接方式如参军、赴前线慰问。1947年2月4日，文教学院吕英等17人奔赴前线［10］，成为北方大学第一批参军学员。同年10月，又有文教学院33名，工学院7名，财经学院5名，共45名学生奔赴前线。［11］行政学院第一期学员没有毕业，就全部随军南下挺进大别山，医学院毕业生亦几乎全部参军。1946年12月、1947年6—7月间，学校先后派出由文艺、美术、戏剧、音乐四部分组成的文工团，到冀鲁豫前线慰问劳军。同时，留在后方的师生也通过各种努力支援前线战斗，工学院师生在军工部门的合作下设置了工厂，用蓖麻制造军需的甘油，钢铁组师生为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努力探索炼钢新技术，他们均从各自专业角度支援了前线战争。

服务解放区建设也是北方大学办学的职责之一。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为配合土改的进行，宣传土改政策，学校开办后不久就成立了翻身剧团，排演了《白毛女》等剧目，赴太行、太岳等地区巡回演出以教育启发民众的阶级意识。同时，学校还组织了群众翻身团下乡到冀南、豫北等地直接参加土改，帮助农民翻身。各学院也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服务解放区。工学院师生在制造甘油以服务部队的同时，还生产出了肥皂、煤油、黑漆等副产品，物美价廉，深得学院驻地附近群众欢迎。农学院师生利用自己的科技知识，开展技术助农活动，发明制作了山地犁、播种器、锄草器、收获器等农具，助力农民生产。畜牧兽医系先后建立17个教育工作站，每个站管辖1—3个基点村，共设立基点村30余处［12］(P982)，初步构建起了解放区的兽医体系，为减少家畜瘟疫病害做出了努力，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激励了师生为人民服务的信心。艺术学院在1947年4—6月间进行了一次创作活动，共创作出歌词160首、歌曲118首、剧本30个、弹词3篇，为支援大军南征、农村土改，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根据地影响很大。［13］（P52）

（三）促进大学改革的探索，为新中国高校发展积累了经验

北方大学作为抗战后解放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在办学理念、行政管理、课程教材、师生关系等方面的探索，为之后的华北大学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与借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实事求是的校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民主、自由、互助的精神内核,“集中领导、分散管理”的行政模式，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精神理念的移植，也有结合实际对高教管理的独创改革。北方大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坚持办学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需求的要求，其办学探索为构建新型的高教体系贡献了力量。

北方大学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之一，是新中国诸多高校的源头。时至今日，很多高校都直接或间接的源自北方大学。如：学校主体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后成立的华北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农学院后来与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工学院与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为现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艺术学院成为新中国的中国歌剧院、舞剧院前身；医学院后来与白求恩医院合并，成为现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是在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高校继续传承着北方大学的精神，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建设人才。

五、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实践探索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等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而北方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为我国高等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初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中国共产党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践行这一宗旨，因此也就毫无悬念地成为当时北方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一脉相承。教育的初心不改，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变。正如范文澜校长所言：“边区需要什么人材，北大就训练什么样人材，北大毕业的学生，不仅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而且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4］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初心，首先是办人民的教育，学员来自人民。其次为人民办教育，永不脱离人民，与人民密切联系。

为人民服务，不仅是理念，更是实际行动，北方大学始终遵循这一点，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际。如学校地处华北，受气候等因素影响，春耕时节必须把握好，耽误了时节会影响收成，但当时因战争农村缺少男劳力，每到春耕时节，北方大学就会开展助耕活动，关键时期全校停课助耕，师生均义务帮助驻地附近农民开展春耕，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其他如广设兽医点、技术扶农等措施都是北方大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表现。可以说，北方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努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这种精神同样也是当前高等教育所要坚守、弘扬的优良品质。虽说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但责任的基础不管任何时候都源于对人民的忠诚。人民属性，永远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特征。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扎根人民，才能获得人民信任。将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底色。

（二）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

北方大学成立初期，抗战刚刚胜利，生产尚未恢复，加之国民党一直蠢蠢欲动发动内战，解放区经济紧张，学校物质资料有限，范文澜校长告诫全校师生，不要脱离生产劳动，号召学生将参加社会劳动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为减轻人民负担，发扬学校师生自力更生的精神，建校伊始就掀起劳动热潮，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共同将学校附近一百六十多亩荒地开垦为良田。内战爆发后，因国民党封锁等原因，解放区困难局势未改，学校响应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自力更生，各学院相继成立过粉坊、豆腐坊、合作社、运输社等组织，以增加办学经费，缓解边区经济压力。同时，师生继续开展农业生产热潮，种植蔬菜、粮食等作物，为积攒肥料，学校提出了“若要吃饭香，不嫌大粪脏”的口号，利用早晨、傍晚等非学习时间在学校周围数里内的路上拾粪积肥。财经学院师生曾在十六天内共拾粪五千二百三十斤；造肥二万九千四百余斤。［15］为节省学校开支，范校长带头减少自己应得之津贴，降低粮食配给标准，全校教职员工纷纷响应，厉行节约。学校没有专门体育器材，学生就充分利用一切条件，甚至冬天去附近的水坑滑冰以锻炼身体。可以说北方大学一直都是在比较艰难的环境中运行的，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学校能够坚持办学并不断扩大规模，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物质如此缺乏，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带头节俭，不搞特殊化；教师克服一切困难，依然坚持传道、授业、解惑，这本身就是一种言传身教，这种精神无形中更加坚定了学生的信念。全校师生团结努力、自力更生、开展生产、实施节约的办学精神，同样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办学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不会因为今天的物质生活富裕了就不需要，自我牺牲、艰苦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过时，这也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复兴的基石。

（三）不断改革，探索高等教育新发展

在北方大学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也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艺、抗大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机构，但这些学校要么专业性较强，要么属于短期培训性质，而北方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较早创办的涵盖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其成立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她是高等教育界打破原有传统的一种尝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综合性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成立后的北方大学也确实根据学校发展实际，在遵循教育规律与中国共产党精神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学校对学制问题的讨论、设科原则的确定、教材教法的改革、教材内容的编写以及领导体制、师生关系等方面的改革，有效促进了北方大学的更好运行，其经验与成果也被后来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鉴、沿用，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北方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构建新型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尝试，是共产党教育自信的表现。

改革永远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高等教育一样需要不断地改革，当然改革不是照搬照抄，更不是瞎折腾，高等教育的改革一定是在遵循基本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不能违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初心。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改革都会迷失方向，注定不会成功。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任何改革都会脱离人民，也同样会被人民抛弃。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探索，一定要在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走适合自己的路，这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六、结语

北方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后在解放区成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自觉地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理念融入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并以之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探索，取得了相当成效，为解放区高等教育树立了一个模板。在办学过程中，北方大学坚守教育初心，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自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底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抗击疫情、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前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不断改革，探索高等教育新发展的理念，亦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