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写文学理论与批评史以及文学思想史时，可以采用多个视角，而其中一个就是勾勒出不同学者之间的人际交往图。研究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这两位文学理论家之间的关系，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宽泛语境中探究其关系的转变，进而将这种转变置于他们所经历的政治、文化事件的语境中，可以概述出其结构主义诗学的认识论基础。这不仅有助于阐述一段友谊的起落，还关乎结构主义的兴衰，也可以表明结构主义的源起与中东欧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提到中东欧，大多数人会联想到欧洲中部的一些国家：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的一部分、匈牙利或奥地利。从地理学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但实际上，中东欧的概念有着一段悠久且丰富的历史渊源，我们还需记住另一种观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奥匈帝国衰落时，尤其是在1918年，中欧这一概念愈显重要。一些独立的甚至是新建立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欧这一新概念的发展基石。在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语境中，中东欧这个概念经常被提及，它是现代文学理论与语言学的一些关键概念的发源地：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现象学、阐释学等。20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衰可以用结构主义的境遇来加以阐明，这种方法的起源还与中东欧的历史密切相关。除此之外，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衰还可以用穆卡若夫斯基（1891—1975） 和雅各布森（1896—1982）这两位文学理论家的一段不平凡的友谊来加以阐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些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

一、结构主义

在捷克文学理论及批评史中，抑或在语言学和美学史上，很难找到一种科学方法能在重要性和接受程度上与结构主义相提并论。在捷克语境中，结构主义的起源、发展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存在于1926—1948年，1989年后再次复兴）是紧密相连的，后者是制定结构主义基本方法论前提和概念范畴的大本营，其成员通常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系统研究语言、文学或美学。众所周知，布拉格是俄罗斯形式主义与巴黎结构主义的重要中间节点，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对现代语言学、诗学及美学的兴起与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马泰休斯、穆卡若夫斯基、雅各布森、哈弗拉奈克及其他学者的努力下，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研究成果得以进入更广阔的文化意识中。

雅各布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至美国，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经由他介绍，进入美国语言学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视野中。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学派的中心移至法国，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在雅各布森音韵学研究方法的启发下，开始关注语言的声学及语义系统结构与其他文化系统结构（如神话故事、亲属结构和宗教仪式）之间的相似性。在法国，结构主义被当作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可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及文化现象。法国理论家在科学、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兴趣各不相同，这导致了他们对结构主义概念的理解、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及其批评潜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社会学家卢西安·戈尔德曼创立了生成结构主义，其他学者则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还有学者聚焦结构主义与诠释学的关系等。结构主义广泛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些法国文学理论家，如罗兰·巴尔特、热拉尔·热奈特和茨维坦·托多罗夫，他们把结构主义作为文学理论研究、新诗学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术语研究的基础。［1］［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趣达到顶峰。这种理论兴趣还逐渐蔓延到北美和整个西欧，并在同一时段达到顶峰。［3］它的影响还波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曾在这些国家被禁止过，20世纪60年代得到复兴。在捷克斯洛伐克，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扬·穆卡若夫斯基美学研究文集》1966年首次出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一些老派结构主义传统得到延续，并在塞万卡、扬科维奇、什瓦提克等学者的努力下进一步发展。波兰建立了结构诗学学派，成员包括格洛文斯基和斯拉文斯基；斯洛伐克创立了尼特拉学派，成员包括米克、波波维奇等人；另外，还成立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符号学和结构学研究中心，包括一些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与塔尔图大学中成立的研究中心，后者成员包括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等。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学界尤以雅克·德里达和吉尔·德勒兹为代表，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多，这导致结构主义逐渐转向后结构主义。正是由于这种批判，结构主义在人文学科的通用科学方法论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和特权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解构）和文化研究取代了它的地位。

二、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

学界现在无法确切知晓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首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据考证，早在1920年9月，雅各布森已经见到了后来担任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主席的马泰休斯。1926年10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立，而雅各布森与穆卡若夫斯基正式记录在案的首次会面发生在1920年12月2日。尽管他们两人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学者，然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对现代艺术、诗歌研究、语言学、诗学、美学、文化及社会问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们都对科学情有独钟，并开始了紧密的合作研究，共同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1929年10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斯拉夫学者大会上，他们发表了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这是一项集体工作，总结了语言学和斯拉夫学研究的现状，并概述了这些领域新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方法的主要原则。二人合作完成了有关诗歌语言和诗歌作品一节的内容。

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共同参与并合作了很多活动。例如，1930年3月25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公开集会，其主要目的是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托马·加里格·马萨里克的80岁生日。［4］［5］［6］再如，1932年，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完成了另一学术合作——主题为捷克文学语言与语言文化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捷克标准语与语言文化》）。1934年，他们二人的合作达到巅峰，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历史与地理》，这本书呈现了他们对古捷克诗歌和现代捷克诗歌的研究成果。［7］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为此书写作了一篇内容详细的书评文章，其中说道：

在该书中，两位作者不仅从新的角度首次展示了捷克诗歌的历史，还向读者描绘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历史编撰方法，还用其中一节展示了捷克文学的新的历史风貌……要正确评价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这种变革行为，我们需将其放置在当时捷克文学史的背景中。［8］（P437）

韦勒克对他们著作的评价证实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很自然地影响了他们个人关系的性质、他们合作的学术工作及具体的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中期，捷克的这三位著名学者，哈弗拉奈克、穆卡若夫斯基、雅各布森（同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似乎在学术活动、学术合作和私人关系等方面都密不可分。然而，1938—1939年欧洲发生的政治和历史事件（法西斯的抬头）将他们置身于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之中。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雅各布森被迫于1939年4月经由丹麦、挪威和瑞典移民至美国（1941年）。他们三人之间的交流也被迫中断长达几年之久。1945年6月，他们之间的第一批问候电报才得以发出。然而，雅各布森身在美国，穆卡若夫斯基和哈弗拉奈克处在捷克。雅各布森自1941年开始在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担任普通语言学教授，同时还在位于纽约的东欧和斯拉夫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所任斯拉夫语言及文学教授，而穆卡若夫斯基和哈弗拉奈克公开露面的机会都很少，也很难展开学术研究活动。［9］［10］穆卡若夫斯基和哈弗拉奈克邀请雅各布森回到捷克，同他们一起在大学任教，但这一想法未能实现。雅各布森推迟了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他很有可能从爱伦堡那里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很快会发生政治巨变，而1948年，捷克共产党开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执政党。

三、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诗学的认识论基础

尽管在某些具体层面，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的结构诗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稍有不同，他们却在一些主要原则上观点一致，这种一致性是他们结构主义及结构诗学研究的至高点。

从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公共演讲和大学演讲中，从他们合作完成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诗学的基石已经形成。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雅各布森艺术作品分析的几个关键原则也已形成。［11］［12］［13］［14］

第一个原则是强调艺术作品是一种独特现象。这一观点源自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他们认为对艺术品的分析不能依靠来自作品外部的任何解释［15］，这一观点认同穆卡若夫斯基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方法，将艺术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原则与这一原则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俄罗斯学界研究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除了这些理论源泉外，布拉格结构主义也深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的影响。胡塞尔在1900年出版的《逻辑研究》一书中，探讨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16］而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内部，整体与部分的原则通常表现为将研究对象作为整体来观察。然而，整体并不是单个组成部分的集合，而是形成一种结构，且每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互为关联。因此，要解读这些组成部分，只能将其放置在整体之中，分析它们各自的功能与角色，所以，整体的结构是由所有组成部分的功能决定的。这一原则在诗歌分析上尤其具有根本性影响力，它消除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界限。穆卡若夫斯基的很多研究都试图表明构成一部艺术作品形式的所有要素如何影响进而构成了该作品的内容。反之亦然。穆卡若夫斯基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几篇文章中，阐述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他还回应了捷克学者、生物学家布尔雷德克提出的整体论方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已经在德国哲学家的观点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有关结构和整体的概念，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现代语言学的概念原则。［11］［12］

穆卡若夫斯基提出的第三个重要原则是运动原则，他认为不能将作品理解为一个封闭的、源自本身的整体，在他看来，每个作品都处在不停的发展之中，是整个诗学结构的一部分。创作诗歌所用的语言尤为独特，因此，在评析诗歌作品时，可以将其放置在一个国家的文学整体中，并参照之前的文学创作。穆卡若夫斯基认为一件艺术作品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问世后接纳它的那个社会。他承继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观点，宣称打破传统是发展的驱动力。这是他首次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与矛盾斗争的基础上，理解什么是发展。艺术创作的基础是违背传统，只有这样，它才能通过宣扬传统而最贴近传统，这的确是个悖论。总之，文学处在不停运动之中，是一种自发的结构，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而发展。与此同时，文学类型、诗歌概念等，也处在运动之中。［11］［17］

穆卡若夫斯基严格遵循的第四个重要原则是要永远不断地研究素材，时刻关注素材，即所研究的语言或艺术作品。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职责在于寻找、描述并整理素材。他认为理论作品不能脱离具体的材料。如果一些观念被视为某些假设，那么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证实这些观念。［18］

第五个原则是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符号，艺术是一套符号系统。［18］在1929年出版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中，艺术已被视为一套符号结构，重要的是作为符号的艺术本身，而不是它所指涉的对象。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符号，这样可以聚焦其具体特征、复杂的内部构成、不稳定的位置和意义的产生过程，这是艺术家与接受者之间出现的一种符号过程，还能研究它与其他符号的不同。

而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到底有哪些一致观点？其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是辩证法。他们二人都将辩证法视为连通上述原则的认识论基础，不仅如此，辩证法还可以帮助理解存在于文学结构中的、进而存在于整个世界中的各种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的前半段，穆卡若夫斯基尤其认为结构主义和辩证法开始逐步合二为一。

辩证法这一概念出现在布拉格结构主义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比如，他们会用它来解释具体的语言问题、现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结构的运作，并勾勒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然而，辩证法也是他们阐述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出发点。正是源于这一点，他们的观点开始偏离结构主义的观点。依据辩证法，布拉格的学者们开始将结构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整体，一个由相互矛盾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体。他们将辩证法解释和理解为一门研究矛盾集合体的学科，成为捕捉运动和过程本质的最合适的工具。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世界不再被视为由一整套事物构成，而是由一整套过程构成的。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流亡者，尤其是契热夫斯基和雅各布森，把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带入布拉格语言小组，这里说的辩证法不仅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还特别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框架内运用的辩证法。［19］［20］1934年，穆卡若夫斯基首次出版了运用辩证思维原则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著作中，他调整了自己审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传统的立场，尤其是他们所提出的内在发展概念。他承认，不能仅仅从内在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和艺术的发展，还必须考虑它们的社会层面。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开始将语言和艺术视为符号，或者更具体地说视为符号系统，该事实为这种观点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将眼前的现实（语言与艺术）视为一种符号，这要求人们还应关注社会，因为社会也会使用这些符号和整个符号系统。穆卡若夫斯基的辩证法基于黑格尔发展观念，并不涉及世界的发展，而是关注逻辑、关注思维形式的发展。他还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获得启发。［19］

尽管穆卡若夫斯基最初意识到辩证法能够解释发展变化是与黑格尔哲学有关，但他并不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他认为唯心主义辩证法基于否定，而否定会导致惯性。这可以用正题、反题和合题来举例说明（尽管这不是黑格尔举出的直接例子）。穆卡若夫斯基认为（雅各布森也赞同此观点），合题是没有运动的、无生命的整体，而现实、世界是在不停运动中的。生命就是变化与发展。世界（思维也是如此）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因此世界不能是静止的。

我们若将辩证思维应用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能够识别个体的发展机制与整体的发展机制。如果矛盾的趋势不再在构成整体的各个体部分之间运作，那么，整体就开始以和谐的形式出现，即“开始瓦解”。整体（结构）是（而且必须是）在不断运动中的。

四、关系破裂

1939年4月，雅各布森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曾把自己的一袋手稿留给穆卡若夫斯基，托他代为看管。1948年，他希望穆卡若夫斯基能把手稿交还与他。也就是在这一时段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缝。

雅各布森写了几封信给穆卡若夫斯基，但均未收到回应。而雅各布森此时正焦急地等着使用这批手稿。因为没有直接收到穆卡若夫斯基的回复，他转而向哈弗拉奈克和其他朋友寻求帮助，哈弗拉奈克的确帮了大忙，最终雅各布森也妥善地收到了这批手稿。问题看似解决，但此事在很长时间内为雅各布森与穆卡若夫斯基的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尤其在雅各布森这一方，他无法理解穆卡若夫斯基为何无动于衷，这令他颇有些心存怨恨。我们只能认为穆卡若夫斯基保持沉默且不愿回应，自有苦衷。雅各布森对穆卡若夫斯基的不满则很快在他对穆卡若夫斯基研究中的严苛批评与指责中可见一斑，20世纪40年代末，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多集中在马列文学理论和美学。［21］［22］［23］这些新作与之前那些纯粹结构主义研究的共同特性在于它们的辩证发展视角。

雅各布森分别在1957年、1968年和1969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会议，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见面，当面消除两人间的误解和战后出现的各种“喧哗”之声。而他们的确也见面了，这从留存下来的照片中就能看到。他们之后关系怎样？很不幸，我们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但是，间接证据表明，虽然他们再也没能像30年代那样成为亲密朋友，但仍然保持着友谊——至少是本着合作和学术认可的精神。例如，雅各布森在与克里斯蒂娜·泼墨斯卡合著的《对话录》中将穆卡若夫斯基看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能给人启发的学者，尤其是处理不同种类的艺术与特定艺术作品的符号学之间的异同时。［14］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考虑这部书写作的背景，独立评估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的学术成就。然而，只有勾勒出广泛的背景以及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变化，我们才能理解他们工作的实际意义和范畴。他们的诗学著作在捷克文论史和批评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印记。［13］［24］［25］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在广泛的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沿着这一逻辑轨迹完成。

最后一件可以用来揭示他们关系的档案是雅各布森1971年为祝福穆卡若夫斯基80岁生日而发的电报：“祝福我亲爱的朋友、世界知名的学者。罗曼。”［26］雅各布森虽没有给予穆卡若夫斯基1951年发表的公开自我批评高度评价［27］，但很明显，他一直非常欣赏穆卡若夫斯基和他的工作，而穆卡若夫斯基对雅各布森的态度也是如此。

五、结语

对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友谊的起起伏伏，外部环境和政治形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结构主义也经历了这些，而现在的情形又怎样呢？显然，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表层来看，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基本术语和理论假说（尤其是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诗学）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结构主义目前正在从好几个领域（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获得了一种新的、不断更新的形式，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10］

从上述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个通用的理论能够包含所有可能的变量和文学研究方法，而且这些也不会仅仅由一个学派来完成。毋庸置疑，文学术语也是如此。尽管存在差别，不同的结构主义概念都处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之中，它们却有着共同的且可以互为比较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对文学的系统（有条理的）且理性的批评方法，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具体符号，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它的个体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