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秀荣

(天津市人民医院肛肠科，天津 300121)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为临床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其好发于直肠、直肠与结肠交界处，主要包括结肠癌、直肠癌和肛门癌[1]。目前发达国家结直肠癌死亡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因筛查项目的积极配合)，而我国人群中结直肠癌病死率较高[2]。当前临床治疗的主要方式为手术结合术后放化疗，而患者常因手术恐惧、费用、术后生活等因素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影响配合治疗和预后效果。且多个国内外研究表明，不确定感常存在于恶性肿瘤患者中，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情况均产生长期严重影响[3]。我院在分析结直肠癌患者术前不确定感影响因素的同时配合促进结肠癌患者术前积极应对治疗和术后加速康复的目的，对结直肠癌患者行治疗性沟通护理，并发现其有利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6年8月～2017年9月我院收治的226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数字随机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13例，年龄27～86岁，其中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治疗性沟通护理。纳入标准：①患者明确自身疾病诊断情况，且手术准备时间不少于3 d；②均在我院诊断且行治疗；③无阅读障碍、交流障碍、精神障碍；④预计生存期≥6个月；⑤临床资料完整且依从性较强。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类型肿瘤、急/慢性疾病；②曾接受过结直肠癌治疗或同时接受其他治疗；③中途退出。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见表1。

1.2方法：首先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一般资料问卷填写，一般资料问卷由我院自行设计，并行不确定感量表评分。之后对两组患者施行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行常规疾病相关知识宣讲，并告知患者术前、术后注意事项，并且护理人员做好查房、记录、对患者疑问进行解答、常规心理疏导等工作。

表1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例(%)]

临床资料观察组(n=113)对照组(n=113)χ2值P值性别男70(61.95)69(61.06)0.0190.891女43(38.05)44(38.94)年龄<70岁66(58.41)65(57.52)0.0180.893≥70岁47(41.59)48(42.48)婚姻已婚89(78.76)90(79.65)0.0270.870未婚/离异24(21.24)23(20.35)疾病直肠癌51(45.13)55(48.67)0.2840.594结肠癌62(54.87)58(51.33)性格外向61(53.98)63(55.75)0.0710.789内向52(46.02)50(44.25)付费方式医保97(85.84)98(86.73)0.0370.847自费16(14.16)15(13.27)家庭月收入≤3 000元57(50.44)59(52.21)0.0710.790>3 000元56(49.56)54(47.79)家庭所在地农村76(67.26)72(63.72)0.3130.576城镇37(32.74)41(36.28)文化程度初中、大专65(57.52)62(54.87)0.1620.688大专以上48(42.48)51(45.13)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应用治疗性沟通护理，首先医护人员需要和患者积极沟通，在患者入院后即开始耐心亲切进行入院宣教，并引导患者熟悉医院环境，了解患者治疗的主观意愿，并根据患者的需求(了解最新技术或听从临床医生安排，疾病了解详细或不想了解，积极接受治疗或被动接受)进行沟通。在了解患者观点后进行心理担忧方面的沟通，若患者担忧手术效果不理想，医护人员告知患者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可靠性，并将国内外成功案例进行分享，并告知医院拥有的设备和临床医生的丰富经验；若患者担忧术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则应该积极鼓励患者术后恢复，并指导家属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心；若患者担忧术后多种并发症的影响，医护人员需告知患者预防措施。而术后患者因手术疼痛等原因可能导致自信心丧失、负面情绪滋生，医护人员需要告知患者疼痛、不适为常见现象，并和患者交流术后效果，鼓励患者勇敢面对，并坚持治疗。在干预的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要注意态度亲和、语气亲切，避免触发患者刺激性语言、行为，护理人员需要明确沟通的目的在于辅助治疗、促进患者康复，因此需促进患者治疗的积极性和缓解患者负面情绪，促进患者配合治疗。

1.3观察指标：①不确定感：采用MUIS进行评测，MUIS得分32～160分，得分越高代表不确定感越高[4]。②患者术前不确定感影响因素：收集患者资料并以临床资料为分组依据，对不确定感影响因素行Logistic回归分析。③干预前、后患者生活质量：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行QLQ-C30测评，包含认知功能、情绪功能、躯体功能、角色功能、社会功能和整体生活质量。

1.4统计学处理：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不同临床资料患者不确定感比较：在不同临床资料中自我性格内向、付费方式自费、家庭月收入≤3 000元、家庭住址在农村以及文化程度大专以下的患者其MUIS得分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患者术前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对各因素进行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自我性格、付费方式、家庭月收入、家庭所在地、文化程度均为危险因素。见表3。

2.3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比较：在生活质量方面，观察组患者干预后部分得分有所增高，而对照组患者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组间比较，观察组患者在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整体生活质量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不同临床资料患者不确定感比较

临床资料例数MUIS得分t值P值性别男13977.01±8.120.4520.653女8776.12±7.880.8940.374年龄<70岁13177.39±7.880.3770.707≥70岁9575.67±7.96婚姻已婚17976.52±7.630.5910.556未婚/离异4777.23±7.81疾病直肠癌10676.11±7.220.5410.590结肠癌12077.16±8.03自我性格外向12472.52±7.594.915<0.01内向10281.71±8.03付费方式医保19575.71±7.283.850<0.01自费3182.67±7.78家庭月收入≤3 000元11680.12±7.693.894<0.01>3 000元11073.03±7.45家庭所在地农村14878.82±7.693.459<0.01城镇7872.58±7.45文化程度初中、大专12779.22±8.163.035<0.01大专以上9973.39±7.67

表3患者术前不确定感影响因素Logistics回归结果

变量BS.E.WaldP值Exp(B)自我性格(内向)0.2660.03655.636<0.011.305付费方式(自费)0.1480.03319.532<0.011.159家庭月收入(≤3 000元)0.1970.02946.925<0.010.821家庭所在地(农村)0.2020.03239.300<0.010.817文化程度(初中、大专)0.1880.02942.847<0.010.828

表4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组别例数认知功能情绪功能躯体功能角色功能社会功能整体生活质量实验组113干预前68.46±19.67①63.43±15.52①62.45±19.68①55.66±20.36①58.35±20.53①56.74±16.83①干预后76.89±25.2272.52±16.85②70.32±20.6068.91±23.51②64.98±21.369.52±21.37②t值1.7082.5721.792.7611.4523.045P值0.0910.0120.0770.0070.1500.003对照组113干预前67.83±22.6963.86±15.3663.20±19.2054.87±21.2557.25±21.457.26±16.59干预后68.54±22.8664.16±15.7664.16±19.1456.74±22.3658.31±20.1659.42±18.24t值0.1500.0920.2400.4110.2450.594P值0.8810.9270.8110.6820.8070.554

注：与对照组干预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②P<0.05

3 讨论

早期CRC无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性状改变、伴随腹痛或腹部不适、贫血及消瘦等症状，其发生可能与过往疾病史(结肠炎、血吸虫等)和遗传因素相关，且在不同地区发病有所差异[5]。因CRC发病隐匿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伴随一定的应激反应；而手术是治愈CRC的唯一方法[6-7]，因其治疗费用、术后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会促使患者发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其疾病不确定感也将更高。疾病不确定感是指因不明确疾病诊断、复杂治疗或护理、病情程度的信息和预后的不可测等因素导致患者缺乏确定与疾病相关信息的能力；而不确定感越高，患者配合程度将越低，其负面情绪越多，对于预后和治疗来说极为不利[8]。一般认为疾病不确定感受患者认知能力和帮助者的影响[9]，患者认知能力是基于患者本身对信息分析和处理的能力，并且这种认知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而不断改变，其不确定感会有所下降。

本研究就结直肠癌患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患者自我性格、付费方式、家庭月收入、家庭所在地、文化程度均为危险因素，而这提示医护人员对CRC患者行干预措施时要结合患者的基本情况改善患者的应对能力。自我性格主要为患者受到外部应激行为后所选择的应对措施，往往内向患者不善于表达，而其强烈情绪一直得不到发现，其疾病不确定感因而较高；自费、家庭月收入低于3000元和农村患者因经济负担带来的压力，一方面迟疑术后效果，一方面担忧家庭状况，甚至有部分患者会中断治疗，因此其疾病不确定感较高；而在多个研究中显示文化程度对于疾病不确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文化程度更高的患者对自身疾病具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并有较强的应对能力[10-11]。文化程度其实代表受教育水平，又属于帮助者范畴，另外社会支持和信赖专家也属于其内容。并且有研究指出，当帮助者为患者解答疾病相关问题，可帮助患者降低疾病不确定感，也可提高患者缓解应激的能力[12]。而治疗性沟通旨在通过帮助者角色帮助患者降低疾病不确定感，可以看到治疗后观察组在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整体生活质量上要显著高于对照组，也就肯定了干预效果。治疗性沟通是基于医、护、患等之间的沟通，围绕患者治疗问题对信息的传递和理解，具有辅助治疗、促进康复作用的一种干预方式[13]。在干预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沟通引导患者缓解不良情绪，并对患者进行信息支持和应对技巧的传授，因而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认知能力、治疗的自信心。而在干预过程中发现疾病不确定感更高的患者，其沟通具有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干预人员在实际应用中需掌握沟通技巧，并保持态度温和、语气亲切，鼓励患者说出疑惑；除此之外，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临床资料，针对疾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进行有效沟通，可能具有更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自我性格、付费方式、家庭月收入、家庭所在地、文化程度均为CRC患者术前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而治疗性沟通护理的应用则有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