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佳,王雪宁

(佳木斯大学 a.外国语学院；b.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谈到受伍尔夫影响的中国女性作家，我们不得不提到凌叔华，因为她是唯一一个与伍尔夫直接书信沟通的女作家。无论是《无聊》和《心事》的初试锋芒，还是将自己的译作发表在英文刊物上，以及后来与异国的伍尔夫书翰传香，建立起书信往来，最终在不同的文化观点和创作理念的碰撞和融合中创作出《古韵》，这都来源于凌叔华一直以来对于女性写作的关注，并体现出她作为现代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上的不懈追求和自我突破。

一、为女性发声的“民国才女”凌叔华

凌叔华，笔名叔华、素心，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著名女作家兼画家。她出生于北京的名门望族，从小耳濡目染，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这为其今后大胆地吸收异质文化，拿来滋养自我提供了基础。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凌淑华从投身文学创作开始为女性的生存困境呐喊到专注于女性的心路历程，由于创作领域的独特，颇为当时一些作家所重视。她21岁时开始在《晨报》发表小说，并于1923年写信给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先生，恳求其对她的写作加以指导，并表达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女作家少，罕有女作家能够真实描绘中国女性生活的遗憾，这种“无人为中国女性发声的局面”促使她立志学好外语，为向世界呈现中国女性的真实生活和思想做好准备。1925年，她发表了成名作《酒后》，随后又发表了《绣枕》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她成为了与冰心、庐隐、冯浣君等齐名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作品还被选入对后世新文学史影响巨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卷》，并在导言中获得了文学大师鲁迅的盛赞。1928年她随丈夫陈源前往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同年，由叶公超翻译的伍尔夫的意识流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在新月派报刊上刊登。无论是凌叔华的短篇小说《无聊》还是作品《心事》，都可窥见其模仿伍尔夫《墙上的斑点》的痕迹。1935年，伍尔夫疼爱的外甥朱利安·贝尔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认识了凌叔华，并很快爱上了凌叔华，在给朋友写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她(指凌叔华)和弗吉尼亚一样敏感，很聪明，与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一样好甚至更好，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她称得上是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1]后来，凌叔华准备与朱利安共同将其作品《无聊》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国读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凌叔华对伍尔夫的推崇。不幸的是，朱利安后来牺牲在了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场，但是他们的交往却成为了日后凌叔华与伍尔夫建立通信关系的纽带。

二、伍尔夫与凌叔华的翰墨之缘

因与朱利安这层关系，兼及抗战的苦闷，凌叔华与同为作家的伍尔夫开始了书信往来。凌叔华在回忆性文字中描述了她给从未谋面的伍尔夫写信的心理动因：“一天，我偶然间获得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并读了这本书，我深为她的写作所吸引，因此突然地，我决定给她写信，看看她要是处在和我同样的境地会做些什么。”[2]此时的伍尔夫已经退去了早年的狂躁，与丈夫定居在伦敦郊外，并完成了人生最顶尖的作品，收到凌叔华的信，她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帮助，建议她写作要看的书目，劝慰她用工作去忘却动乱带来的痛苦和焦虑，并鼓励她用英文记下自己的生活实录，写一本自传。并随信寄去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为她提供了自传这种题材的写作参考。

在伍尔夫的鼓励和支持下，凌叔华决定开始撰写自己的英文自传《古韵》。她每写完一章，就用航空信寄给伍尔夫，伍尔夫逐章阅读了她的手稿，提出意见并妥为保管。这中间历时约一年半的时间，伍尔夫对凌叔华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又告诫她不要为顾及英语规范化而失却民族风味和个人风格。在写作过程中，凌叔华曾一度不自信，和伍尔夫讨论有关非母语写作的困难，伍尔夫试图指出凌叔华在用英语写作时害怕出错的恐惧，并不厌其烦地提醒她继续用英文写作。在信中，凌叔华请求伍尔夫允许自己称她为老师tutor，而伍尔夫则请凌叔华称自己为“弗吉尼亚”而不是“伍尔夫夫人”。在1938-1939年间，她们的一些信件可能在岁月的流逝和写信者的人生奔波中遗失了，现存的信件中伍尔夫致凌叔华的一共只有六封信，都保存完好，收入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第六卷，凌叔华致伍尔夫的信件的草稿共有10封，大多都收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这些信，情感真挚，信息丰富，是中英两位女作家真诚友情的见证。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正是两人的通信拯救了凌叔华，她和伍尔夫一起挣扎着用交流和艺术来抵抗战争泯灭人性的影响，坚持了自己的创作，并最终合力造就了《古韵》这一重大的跨文化交流成果。直到1941年，伍尔夫在经历了众多朋友的死亡，精心构筑的家园被破坏后，终于精神崩溃，自沉于乌斯河中。在凌叔华得知伍尔夫去世的消息后一度中止了《古韵》的写作，后来，她曾致信给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赞美伍尔夫道：“她一定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她甚至竭力去帮助一个远在千里之外，过着和她完全不同的生活的人。”数十年后，凌叔华来到英国，在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的帮助下，找到了伍尔夫保存的凌叔华的手稿，并在伦纳德的帮助下，这部凝聚着两位女作家心血的《古韵》最终于1953年由伍尔夫夫妇创办的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在凌叔华的《古韵》里，伍尔夫的同性爱人维塔为她亲写序言，在英文版的扉页上凌叔华将此书题献给弗吉尼亚·伍尔夫！遥祭这位深深影响了她的导师。小说在英国一经出版，便受到人们如潮的好评并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年度最畅销的作品，代表了她的文学高度。1969年，霍加斯出版社重版了《古韵》并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三、游走于异质文化间的自传性作品《古韵》

1.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中国式写照

凌叔华的自传《古韵》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通过“我”这个懵懂的孩子的视角，呈现了清末中国旧式大家族琐碎的日常生活和人情冷暖。作品由18个片段构成，但每一章都可以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来看，各章节之间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又相互串连，又与其他章节共同构成了全书的系统情节，呈现了两个世界：一个充斥着男权的压迫、妻妾们的争锋吃醋与明争暗斗的成人世界，主要由父亲、三妈、母亲和五妈、六妈等组成；另一个则是虽然纯真可爱，却沾染了成人般莫名忧伤的儿童世界，由“我”和姐姐们组成。凌叔华以从容简约的笔致叙述了中国古老家族的历史，揭露了旧式封建家庭中女性的婚恋状况和忧喜恩怨，她笔下大家庭里的女人争风吃醋，为生下儿子而洋洋得意，妻妾之间恶语相向和厮打斗殴，以及五姐包办婚姻后的凄凉命运。从她笔下人物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女性悲哀命运的分析的中国式写照。《古韵》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东方女性的家庭和成长方式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中国的想象，让西方读者爱不释手。

不过，虽然她在作品中描写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但凌叔华并没有完全接受伍尔夫的建议，全盘写下自己的生活实录。书中仍有不少虚构的成份。比如《古韵》中，她特意修改了父亲妻妾的数量和顺序，提醒我们不应把它当成绝对的事实来看，这或许是因为凌叔华并不希望读者将作品中的情节与她本人的真实生活完全联系起来，使得我们必须将《古韵》当做凌叔华的自传性小说来读，而不是伍尔夫所建议的生活实录或自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她展现的女性生存空间相对狭小，对于父权制的批判也没有伍尔夫那样彻底而坚决。

2.伍尔夫“房中的天使”的形象再现

在小说《古韵》的叙述中，凌叔华细腻地描写了中国传统女性道德，如牺牲自己为家庭、“媳妇娶来就是照看家的”、替夫纳妾等，也写出了凌叔华自己对“重男轻女”思想的愤怒。在《母亲的婚姻》这一章中，“我”母亲满心欢喜地嫁给了一表人才的丁先生，但最后才发现自己只是位列第四的一个小妾，甚至后来又有了五太太和六太太，而对此，丈夫并无丝毫愧疚。更可怜的是“我”母亲命运不济连续生了四个女儿，连传宗接代的工具都做不成，所以尽管那时她只有二十三四岁，就已发誓不再生孩子了，于是，在《中秋节》中，没有儿子的妈妈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受到三妈的丫头欺侮却只能背地里哭泣，还要忍气吞声、柔声细语地陪着有儿子的三妈打牌，在这个母以子贵的封建大家庭里，她只能委曲求全地默默度过一生。其实，不单是“我”的妈妈，各房的妈妈们，姐姐们以及哥哥姐夫的妻妾们都是被传统道德所摧残的传统女性，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不得不将自己一生的命运都系在男人身上，无论是强悍的三妈，柔弱的妈妈，刚烈的五妈还是蛮横的六妈，都逃不出女性悲惨的命运。而她笔下的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不正是伍尔夫笔下所提到的深受父权压制的“房中的天使”吗！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对于这些男权文化的代表，伍尔夫选择了毫不留情地扼杀，而同样具有强烈女性自我意识的凌叔华自然也不例外，选择了用自己手中的笔无情地扼杀了她们，取而代之的描摹了一种她和伍尔夫都十分欣赏的女性形象——“双性同体”。这从她的作品《古韵：叔祖》“我”与叔祖之间关于以后要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证明自己跟男性一样有用的谈论中可以略见端倪，而在《母亲的婚姻》中母亲的养母潘少奶奶的形象也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双性同体”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凌叔华对父权制度的强烈不满和男女平等的无限渴望。

3.对伍尔夫教育理念的认同

凌叔华的作品还常常描写那些有幸在男权的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的女性们，但是可惜的是，凌叔华的父亲不会像伍尔夫的父亲那样任凭她在书房中自由地阅读。《古韵》中阻止女孩进书房的姨太太，正是维护男权中心的代表。这表明了凌叔华对女性受到教育问题以及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接受正规教育的状况的不满，这一点也与出生英国著名文人家庭的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作为高等学府象征的“牛桥”歧视女性的论调的暗讽交相辉映。在她的这部《古韵》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子，同样，在她的其它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作品《春天》描述了女主人公偶然想起患病的男性朋友，正欲提笔写信问候，却在丈夫回家时将信笺扔进了垃圾桶。这让我们看到了她内心压抑的生存状态，值得我们深思。婚姻固然是对双方责任与义务的约束，但是夫妻彼此依然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不能因为婚姻而剥夺了朋友交往的权利和自由。凌叔华通过深入刻画了女性当时压抑的状态，反映了女性对平等生活的渴望，从而彰显了其内心强烈的女性意识，引发更多的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这一点与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所阐述的对双方独立空间的珍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无论是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是教育理念都对凌叔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受到伍尔夫的影响，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凌叔华的小说是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女性悲哀命运的中国式写照，是伍尔夫笔下深受父权压制的“房中的天使”的中国式呈现，也展现了作者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强烈控诉。凌叔华和伍尔夫虽然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国家，但是她们都深刻认识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萌生了相似的女性主义思想，[3]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呼吁女性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实现女性真正意义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