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杨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肇始于19世纪末期并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影响似乎并不突出。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言思想，尤其是以“实践”范式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当代语言哲学理论旨趣的演进背景下，已成为可能且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这种研究不仅对于语言哲学研究来说是一种可能的拓展，也是对马克思既有哲学思想的一种进一步发挥。

一

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一般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一划分不仅可看作为共时性的，也可看作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历时性概括。而随着语用学的新发展，语言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维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可能。

“语言学转向”源于对传统形而上学或人类知识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它所涉及的是哲学史上很古老、也是很难解的“两个世界”的问题。其中，关涉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指称”概念被主题化为反思人类知识并寻求真理的有效审查工具，在这方面，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语言哲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早期语言哲学家们以语词的所指取代意义，甚至断言在语词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充当中介的意义，并基于这一立场对传统形而上学做了激烈的批判。

无所指的指称问题，这确是困扰语言哲学家们的一个理论难题。如“孙悟空”、“金山”、“飞马”等耳熟能详的名称，这些语词指称什么？人们没办法为这些语词指出对应的所指，那么按照指称论的原则，这些语词就该是无意义的。但令人为难的是，在面对这些语词时人们仿佛能够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还可能会联想起某些形象来。而“理念”、“精神”、“意志”等概念，如果全然否定其意义，同样会造成理智的极大困扰。弗雷格、戴维森、卡茨和塞恩斯伯里等语言哲学家意识到将语词的意义诉诸于所指难免会遭遇指称问题，更无法保证其语义的确定性，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在语词的意义和所指两者间对意义有所偏重，并使意义逐渐成为语义研究内相对独立的领域，而指称概念逐渐被驱逐出语义学研究的范围。这种努力确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意义能摆脱所指的制约而独立，则语言的自律也就可能，而且语言一旦自律，就能在它与实在的关联中表现出某种能动性，甚至以语言取代实在在指称中的基准地位。只是如此一来，依莫里斯对语义学的说明——语义学主要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述努力却是理论视域的日渐狭隘。

语义学范围内呈对立态势的二极化指称立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指称做简单化的理解，仍局限于抽象语言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语用学对指称的讨论，更贴近从言语层面对语言以及语词对所指的指称做某种理解。维特根斯坦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经常谈到要对词的意义进行研究和分析。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词没有一种仿佛由某种不以我们为转移的力量赋予它以意义，以致人们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以便发现一个词真正地意味着什么。一个词具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1]斯特劳森也谈到，“语词本身也谈不上提到或指称什么东西。正如同一语句能用来作出具有不同真值的陈述，同一语词也能具有不同的指称使用。‘提到’或‘指称’并不是语词本身所作的事情，而是人们能够用语词去作的事情。”[2]在语用学的观点看来，关键不是语言的功能而是人们使用语言完成的言语行为，这种理解方式更贴近于人类日常言语的真实面貌。语用学为言语行为寻求一个主体即增设了负责任的语言使用者，这种理论使语言结构由语言和实在间的抽象对峙变为使用者用语言进行言语行为的三元结构。

语用学理论建立起的“人—语言—实在(所指)”的言语行为结构，为理解语言问题敞开了一片广阔的论域亦即人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这种更为直接的关联，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语言的作用与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的维度——语言的实践维度。事实上，斯特劳森的“语境”和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言语和人类实践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比之语义学，语用学看待语言的视域更开阔。它不仅把语言问题延展到言语层面，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非言语的实践问题。应当说，实践、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关联已经有所展现。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和晚期维特根斯坦看待言语的方式，即“语言游戏”说(language-game)，在旨趣上是相近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3]7。在他看来，人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游戏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共同形式，人们无法提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游戏规则，它们之间只是有一种亲缘关系，维特根斯坦将其称为“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语言游戏”概念是对语言和游戏做出的类比。语言就如游戏一般，也有各种用法，并没有关于使用语言的普遍规则。维特根斯坦明确“‘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3]15在他看来，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并不是通过解释或是定义学会的，它只能通过训练习得，而习得一种语言游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所谓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4]实际上，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实践”。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是包含着语言和与语言编织在一起的活动的整体,这种方式突显了言语作为实践的维度，但却遮蔽了言语在实践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欲把握言语在实践中的意义，需对“语言游戏”机制做更深层的探究，将语言游戏中的言语和与之编织在一起的非言语的实践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彰显出来。言语是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交流与互动的主要媒介，其直接目的就是实现人际的沟通。但止步于对其沟通性质或机制的说明，无助于人们理解言语的实质，需要进一步追问言语对非言语的实践而言的意义和作用，唯有如此，才可能把握住言语的实质。换言之，言语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最终都要依靠非言语的物质生产实践来实现。人类赖以满足生存所需的是非言语的物质生产实践，这较之言语是更为基础性的，因而言语在生存实践当中只能居从属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言语并不具有独立性，它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实践而自存——至少在言语层面上是如此。言语在切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当中只能充当一种辅助性的手段，言语的作用只能是通过“指向”非言语的物质生产实践从而得以实现。这一“指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祈使性”，因为言语就是以影响他人行为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言语从本质上来说是祈使性的实践指向，实践指向也是言语的最终目的。

当然，与实践中从事现实活动的人相比，语用学所引入的语言使用者还是显得过于抽象。且循这一方向继续探究人与实在的关联，尤其是进入到非言语的实践层面，已超出了语义学讨论的语言层面，也超出了语用学讨论的言语层面。也就是说，尽管从实践来考察语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语用学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可能方式，但这个从语用学理论生发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适用于既有的语用学研究范式。因为，在实践层面对语言的探究与语义学或是语用学的研究都有所不同，言语和语言都不再作为既定的前提被接受，而是作为有待澄清的考察对象。

二

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而“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5]991。言语、语言和实践之间的关联，不仅仅体现在语言、言语活动的目的指向实践，语言的起源亦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特别是非言语的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尽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需要的要求各有不同，但其最低限度是满足生存所需，这是生存不可逾越的物质壁垒。生存的严肃性，必然会使所有与之相背的人类行为成为禁忌。物质生产实践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行为的初始目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与意义，也需以此为基础来加以理解。

以实践维度理解言语和语言首先必须明确：言语与语言实乃两个不同抽象层次的概念，不可统而论之。事实上，语言哲学研究的语义学向语用学的延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语言和言语自觉区别相关。

在学术史上，最早区分言语与语言的是索绪尔，透过其理论阐述可以确定：语言乃是言语的抽象物。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言语活动时指出：“在我们看来，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以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作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6]30索绪尔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从多维的和异质性的言语活动中抽取出了同质性的语言，并将其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索绪尔所做的工作，不妨换一种更为熟悉的说法，即语言系统实乃人为构建出来的理论的统一体。以此来说，语言是实对言语进行抽象的结果。

“语言是言语的抽象物”论断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区分。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面临着两条分叉路：其一是对于语言和言语的选择；其二就是语言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区分。语言研究的这两条分叉路所需进行的选择就是两步抽象,正是经由从历时态中抽象出共时态并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语言——这两步抽象，索绪尔才将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把语言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唯一对象。在此基础上，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6]118，“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6]151

在语言系统内部，一方面各语言要素可以相互规定，以形式化的方式进行解释说明；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语言系统内部的各语言要素之间进行自由组合，建立形式化的规定。举例来说，人们从言语的整段音串中抽象出片段音串，如“给我一支笔”中的“笔”，就不是在言语与生活实践的层面上来理解这段音串的祈使活动，而是在整段音串中的划分出“笔”的“意义”，这是寻求对“笔”一词的非实践的解释。这种非实践的理解，无疑是抽象的。除了对“笔”的意义做这种非实践的理解之外，人们还可以离开生活实践的范围，在语言系统中为其创造出形式化的规定性来，如以“木质”、“工具”、“用于书写”等词来规定它，这样“笔”就成了一种“木质的用于书写的工具”。应当说，在抽象语言系统中的自由组合亦即形式化，是语言最显著的特征。一旦脱离了生活实践的具体情境，语言的这种形式化规定就完全可以是自由、任意、无穷无尽的。以语言为对象所进行的纯粹的言语，在这一层面上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文学和哲学都是这种纯粹的言语结出的丰硕果实。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过就理论批判而言，语言自然是其最主要的武器，但马克思更强调“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即以现实的社会实践去“改变世界”。这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立场，即理论批判之实质之所在即指导实践。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嵌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社会批判之中,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社会批判具有支撑性意义，劳动理论不仅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理论支点。同时，劳动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典型范例，对劳动理论进行语言哲学分析可以呈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逻辑架构。

不论是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中人道主义的“异化劳动”，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亦或《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一直是贯穿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之中的核心概念。当然，纵观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劳动理论会发现其中批判维度的差别，即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事实上，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两个基本维度，两者共同支撑着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内涵，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互支撑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实践维度。

马克思对劳动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以语言为依托，理论阐述中的语言形式化规定自不可少。如《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把人同动物的直接区别开来的生命活动——人的类特性，并将劳动与人的本质的生成关联起来。《资本论》中马克思更细致地阐述了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7]215。以及商品价值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一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7]51

上述表述中作为人的类特性的“劳动”概念是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强调人类本然与应然的生存方式。究其实质，实为一种删减掉社会历史条件、具体物质生产实践内容的抽象的形式化语言规定。语言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形式化，这源于语言的抽象本质，但是抽象之为抽象，就决定了语言的形式化必然是在对言语和实践的择取与舍弃中实现的。语言的形式化所舍弃的内容，作为语言的非形式化因素，仍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语言。换言之，语言的抽象或者是形式化并不彻底，并且，这种所谓“彻底地”抽象与形式化也是不可能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语言必须以言语的方式保持生命力，而言语又与生活实践息息相关。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对“彻底的”抽象语言加以批判：“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5]525语言的生命在于言语，而言语在于指向实践，与实践的关联决定了语言和言语的抽象程度不能脱离坚实的实践基础。

以此来说，马克思在《手稿》《资本论》中对“一般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的论述是一种对劳动进行形式化规定的哲学语言，由于排除了诸多的非形式化因素，已经拉开了语言和具体人类实践的距离，形而上地构成了相对独立的语言世界和理论王国，而力求变革世界的“批判”则需返回尘世介入现实的社会实践。事实上，马克思在《手稿》和《资本论》中论述的劳动理论，包含着对劳动的形式化规定(语言层面)，但却并非对劳动做“彻底地”抽象研究，而是立足社会现实以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并以批判理论(言语层面)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类本质的界定旨在对现实进行哲学批判，即围绕“异化劳动”批判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的社会现实，批判私有制下工人非人的生存处境，进而阐述共产主义人的本质复归。尽管异化劳动批判是从人道主义的存在论基础上进行的语言批判，但理论所指向的则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不仅劳动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8]，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也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换言之，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并不只是阐述一种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而是“指向”现实。从“人的类本质”到“异化”再到“复归”的逻辑线索所呈现的正是马克思“语言—言语—实践”的语言作用机制的逻辑架构。

与马克思在《手稿》中侧重对劳动进行人道主义的哲学批判不同,《资本论》则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从资本主义劳动条件和劳动者相分离的现实、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实质、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否定，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实践维度在《资本论》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马克思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考察劳动过程并提出“抽象人类劳动”的概念，但“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对劳动作形式化的定义，而是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商品，通过揭示商品价值的来源，进而批判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抽象程度的差别在英文语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即“labour”与“work”：“work”强调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labour”强调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labour”已然包含雇佣劳动的社会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等现实因素在其中，这明显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们非批判性的劳动价值论。如果将具体的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抽离出劳动价值论或不假思索就接受下来的制度前提，资本的增殖问题即“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而“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换言之，资本增殖的秘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力成为特殊商品——中才能解释，新的社会制度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中才可能实现。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旨在批判旧世界以发现新世界并现实改变世界，这鲜明的实践指向使马克思在理论批判中时刻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观照，并对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彻底的”抽象理论保持高度警醒。如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马克思就对拉萨尔主义的“劳动”观进行了严厉而尖锐地批判。

《德国工人党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9]69这种观点和要求看起来似乎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诉求，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对劳动的泛泛而谈！

拉萨尔主义把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有且只有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而现实的处境则是：劳动者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因此不得不成为劳动资料所有者的奴隶。无视现实、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纲领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所依托，其革命策略和目标也必然流于空洞。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的主张难免成为一种非现实的、完全形式化的空想，而纲领要求的实现途径求助于“国家帮助”就更是拉萨尔主义的幻想。

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如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加以批判，其革命立场就无异于退回到为现行社会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阵营当中，马克思严厉批评《德国工人党纲领》的观点和立场包含着“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凭空想象”的废话和“开倒车”的错误，对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其危害和后果极其严重，所以马克思态度坚决地表明：“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9]8。

社会主义政党革命纲领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言，在革命策略、革命目的等方面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其实质是一种指向社会实践的特殊的言语活动。这种活动要求与实践内在的关联在一起从而发挥作用。如果语言“彻底地”抽象而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则难以发挥其作用甚至多有害处。是以在批判拉萨尔主义的抽象劳动观时，马克思一以贯之地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16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设想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综上所述，语言哲学研究的当代发展已经使人与实在直接相关联的实践维度得以开显，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变革的独特理论范式，以“实践”范式进行语言哲学研究，已经不再适用于语言哲学研究的既有范式，即在语言和言语层面讨论语言与实在、人与实在的关系，但却可能实现对语言的新的理解。尽管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没有显性构建起一套明确的语言哲学理论体系，但仅以劳动理论为例，就已然充分呈现了“语言—言语—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逻辑框架。而进一步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仅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发展，利于语言哲学问题的妥善解决，同时，也利于在现实的社会实践领域更好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亦即“改变世界”。